古时候，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在宋朝熙宁元年（1068年）的夏天，宋神宗却宣布赦免了一个企图杀害自己丈夫女子的性命，这是为何呢？

还要从一年前的那起案子说起，时值夏日，想来是酷暑难耐的大热天，知了的叫声更是让人在家里烦闷地睡不着。登州的村民韦阿大没有在屋里遭这份罪，他来到自己地头的棚子里，炎热的暑气渐渐退去，丝丝凉风吹过来，更添了几分惬意。没过一会儿，韦阿大就沉沉睡着了。

谁知，到了后半夜，一个黑影揣着一把腰刀悄悄摸进了窝棚里，对着韦阿大就是一顿乱砍。睡梦中的韦阿大躲避不及，身中将近十刀，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也深受重伤，满身血渍，还被生生砍去了一根手指头。

幸好被早起耕作的村人发现，韦阿大才捡回来一条命。可是当人们一起把韦阿大送回家的时候，前来开门的新婚妻子阿云非但没有面露惊恐之色，反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村人见这妻子如此寡情，都感觉十分寒心。

报官之后，很快县衙里派了人来查看现场。经过一番询问与勘察，怀疑对象很快锁定到韦阿大的妻子阿云身上。等阿云到了县衙，没审问几句，阿云就全部招供了。

原来，她之所以想要杀掉韦阿大，就是因为嫌弃他长得丑陋，自己不想跟这样的人共度一生。喜爱相貌姣好之人本无错，可因为这个就想置人于死地，实在就有点过分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阿云肯定要被斩首示众的时候，登州知州许遵却判处将阿云流放2500里。这个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百姓议论纷纷，都猜测说这是登州知州看上了貌美的阿云，所以才想方设法救下她的性命。实际上，这个许遵是个理论与实践均擅长的法律专家，有才华的人，往往喜欢标新立异，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但是，毕竟还是有反对派，这个案子成了疑案。按宋朝制度，疑案须报送中央司法机关进行复核。大理寺判处阿云绞刑，宋神宗则法外开恩，宽大处理，改绞刑为终生编管。

这个案子到此结束了吗？远远没有。许遵又一次上诉中央，刑部审核之后，得出绞刑的结论，并且要处罚许遵。可是，当时的许遵已经得到了“判大理寺”的任命，这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审判不当的罚款，许遵脸面何在？于是，许遵第三次上诉中央，这下，宋神宗只好让翰林学士审理此案。

说到了这里，也就该司马光和王安石出场了。在这件事情上，两人又一次显示出了不同的观念和立场，而这场争论，也让改变了宋朝的司法原则与政治风气。

在《宋刑统》里，有这样一条自首减刑的原则：由于其他犯罪导致人身损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对其他犯罪免于惩罚。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劫持囚犯，却遇到了狱卒的阻拦，一番打斗之后，导致了狱卒的人身损害。在这个过程中，劫持囚犯属于“其他犯罪”，狱卒受伤，就是因为其他犯罪导致的人身伤害。如果劫持囚犯自首了，那么就对他的其他犯罪也就是劫持囚犯免予追究，仅按照人身伤害罪来量刑。

也就是说，将这个原则应用到阿云案子中的话，许遵的说法是，谋杀韦阿大是其他犯罪，韦阿大受重伤是其他犯罪导致的人身损害，现在阿云自首了，那么根据自首减刑原则，谋杀罪行可以不予追究，只根据韦阿大受重伤的程度来治阿云的罪。

司马光这个人，格外的正直，他忍受不了这样的文字游戏，谋杀还能分成谋划和杀害两部分？还能因为他最终没杀成死刑？而且，司马光又如何不知道，这个自首减刑适用的范围，只是一些偷东西之类的犯罪行为，根本就不能类比到杀人这件事上来。

更何况，一旦阿云逃脱了死罪，那么以后再有类似案件，只要在审讯室里招供就能活命的话，犯罪的代价也太低了吧，这只会贻害万方。

可王安石却坚定地支持许遵，他认为这样能够鼓励罪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算是给人新的机会。

最终，宋神宗站到了王安石这边。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远非阿云个人的生死那么简单。神宗的站位，让王安石的影响力更加膨胀。为国君者，一旦靠个人喜恶来做出决策，那么，这个国家只会离着仁政越来越远。

王安石是典型的重视才华轻视德行的人，他任用人才，更加看重才华与能力，对于道德瑕疵，则选择避而不谈，这种观点正是体现在对于阿云的审判上，他不看阿云案带来的影响，只看刑罚的运用与处理。

司马光正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德行有失，即便是能力超群也难当大任。在司马光写就的《资治通鉴》一书中，开篇便谈论了君子与小人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三家分晋的故事中，晋国智瑶虽然仪表堂堂，能文能武，却将智氏一族带入了全族死于非命的深渊，只因他没有好的品行。

理念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同已表现得非常彻底，可是，大宋这艘船的船长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也就选择了急功近利任人唯才的道路。

在《大宋之变》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阿云案这件事，让我们感受到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看到了他们政治理想的分歧所在。宋神宗的最后决断，也决定了大宋朝的最终走向，令人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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