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央视名嘴”“后台性骚扰”……一场发生于6年前的性骚扰案，于今年12月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近日，朱军首次公开回应此事，表示自己两年来承受了巨大耻辱，一直未发声是因为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并称自己从未碰触过弦子一分一毫，希望毫无证据地给人处以私刑到自己这里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朱军的回应和弦子的不断发声再次将职场性骚扰话题多次推向热搜，引发了人们对性接触边界的讨论。

性骚扰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

双方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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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扑朔迷离

2014年6月，北京某戏曲学院的学生弦子，以采访朱军为由，走进了朱军所在的化妆间。次日，朱军就被弦子指控性骚扰。

弦子表示，在半掩的化妆间内，朱军对其进行了长达40—50分钟的猥亵行为。中间有两位工作人员、两位观众以及郁钧剑和其团队先后进入，每次有人进入，朱军就暂停，人一走就继续。

期间，朱军还对她说，“你长得很像我太太。”

而朱军方表示，只是正常工作间隙与学生聊天，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

弦子报案后，警方经过一系列调查，认为无证据显示朱军有违法行为，不予立案。

四年后，名为“麦烧同学”的网络红人微博发长文控诉朱军对朋友弦子的侵犯行为。该长文被主持人、记者王志安和财经媒体人、拥有百万粉丝的微博大V罗昌平转发，在网上引起热烈探讨，一时引起国内“me too”运动热潮。

随后，朱军马上发布声明斥责该事件为谣言，表示会采取法律手段处理。并以损害名誉权为由将弦子告上法庭，弦子则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对朱军提起诉讼。

2019年，弦子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透露法院驳回了朱军终止案件审理的要求，她向法院提交申请，将此案件转为性骚扰责任损害纠纷案。

2020年12月初，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弦子反诉朱军性骚扰案，朱军本人并未出庭。

弦子在此次庭审中也提出了三个诉求：一是请求三位法官回避；二是请求公开审理；三是申请朱军本人到庭。

两名当事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一名说自己遭到了性骚扰，另一名认为自己无故被冤枉。“性骚扰”案件的在场人一般只有加害人和受害人，存在举证难、舆论压力大等难题。

法律会给我们一个证据之下的真相，但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

该事件所引起的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持续关注，将令我们更加关注女性权力保护和相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性骚扰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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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还当事人正义

朱军案发生后，给双方当事人都带来不小的影响。朱军表示，舆论发酵之后，自己深陷漩涡动弹不得。

他的沉默令自身名誉受损，难在登台，事业一落千丈。而弦子多年来为维护权益不断奔走，也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和讨论。

目前，我国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适用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如《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

2005年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而《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性骚扰行为没有明确界定，只有强奸罪、强制猥亵或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的规定，或认定侮辱妇女、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的，才会承担刑事责任或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法律中对性骚扰行为的明确规定、证据指引、救济途径都非常有限，再加上多数性骚扰发生熟人或者上下级间，种种压力令女性选择长时间沉默、甚至是顺从。

这也导致“咸猪手”们愈加肆无忌惮，向更多弱者伸出魔爪。还有别有用心之人通过评论当事人样貌、穿着来判断其身上发生骚扰行为的可能性，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弦子诉朱军这一热点案件，推动了各界对女性权益保护的讨论，我国法律也有了与时俱进的进步。

今年颁布的《民法典》对性骚扰进行了清晰的界定，确定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都是实施性骚扰的方式。

同时也明确了受害人有权请求性骚扰实施者承担民事责任。此民事责任不仅限于损害赔偿，还可要求实施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不能忽视的是，该事件给朱军方也带来了名誉伤害，朱军可以收集相关证据，要求弦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承担精神损失费等，维护其公众人物的人格尊严。

法律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宣扬公正，揭示真相，还在于给受害人一个敢于站出来发声的社会环境。

无论相信弦子，还是支持朱军，在法院作出最终审判前，先别急着跟随舆论站队，让子弹飞一会。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尊重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相信法律终会还给当事人应有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