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又名克鼎、膳夫克鼎，为清代光绪年间扶风县任家村村民任致远在村东土壕挖土时所发现。任致远无意中发现大量青铜器后，就将其运回家里。面对意外发现，任致远开始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一古董商的到来和讨价还价的交易，使他认识到了这些东西的珍贵。为了多换些银两，他就打造了一部新马车，买了3匹好马，将卖剩的东西全部装在车上拉到西安准备出售。

到西安后，任致远住在一个旅店，想找些门路。但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是很困难的，短期内也没有任何进展，可消息却传得很大。当时陕西巡抚就派人前往旅店探查。当来人看到堆放于店的青铜器其制作之精、器形之大时，非常惊讶，就赶紧回去报告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巡抚听后便起了独吞之心，就派说客和打手前往旅店进行劝导和恫吓，说这些铜器是皇家墓葬的随葬品，私掘皇家墓葬罪名不轻，按照皇清的律法是要砍头的，并劝其赶快逃命，否则性命难保。任致远听后就被吓坏了，赶快带上家人逃命，器物和车马全部扔在了旅店。这一逃，不但没了铜器，银钱未得，还损失了车马。相传任致远回家不久，从省城来了一帮人，送来了一面书有“任百万”3个大字的横匾，从此人们便称他“任百万”。

大克鼎出土伊始，就受到了收藏家的重视，一时炙手可热。当时藏有大盂鼎的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曾长期托人在陕西扶风附近寻觅古董，但却没有率先获得此宝，而是被一位天津金石名家柯劭愍捷足先登，收藏了大克鼎。就连另一金石收藏大家、官位高至直隶总督的端方也只收到一些较小的古物，与大克鼎失之交臂。

潘祖荫获悉后急与这位同僚商量，希望他能出让此鼎。由于柯劭忞与潘祖荫有袍泽之谊，又素知潘收藏宏富，并藏有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遂成人之美，将大克鼎转让给了潘祖荫。此后50年，大克鼎和大盂鼎始终珍藏在潘家。潘祖荫去逝后，他的弟弟便将宝鼎与兄长的灵柩一起装上船，运回苏州老家。后来，潘家后人为防日寇抢掠，将两只宝鼎深埋在自己院中，直到解放后。1951年7月26日，大克鼎与大盂鼎同时被潘氏后人潘达于捐赠于上海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被征调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2月28日，是潘达于老人100岁生日，上海博物馆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使得这对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宝鼎再次在上海“聚首”。由于大克鼎、大盂鼎是从青铜器之乡宝鸡出土的，时任宝鸡市文物局局长的任周方也应邀为潘达于贺寿。而任周方不仅是大克鼎的出土地任家村人，还是大克鼎的发现人任致远的曾孙。至此，大鼎的娘家人、发现人代表喜聚一堂，南北大鼎喜获相逢，百岁华诞增添福瑞。

潘达于九死一生护宝，精神可嘉。上博对她予以这样的优厚照顾，更显政府一片爱心。由于潘达于没有生活来源，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四处奔走为她争取到优抚款，经市长特批她成为上博文史馆馆员，每月有千余元固定收入，还协调了一套价值70万元的三室两厅新房。潘达于说，给政府添了大麻烦，真是过意不去！可博物馆同志说：“您为上博交了这么多宝物，亿元也难买，咱们国家有军属、烈属，都有优待政策。你是‘宝属’，自然应该受到优待。”

如今，这两件国宝巨鼎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遥相呼应，被誉为“海内三宝”，分居在北京、上海、台北三地，讲述着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

根据文献资料来看，任致远发现的这个窖藏出土了仲义父铜器群和克组铜器群，克组铜器群有大鼎1件、小鼎7件、钟6件、镈1件、师克盨2件、膳夫克盨1件，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克鼎。这些青铜器后来被分散卖出，一部分由苏子贞运归潘祖荫，大部分流失国外。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南京大学、日本书道博物馆、藤井有邻馆、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等国内外著名博物馆以及日本住友氏等私家，都收藏有膳夫克器。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度认为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说源于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小克鼎铭文后的一段跋语：“予近予询厂估赵信臣，言此器实出岐山县（当为扶风县之误）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赵君尝为潘文勤公亲至任村购诸器，言当时出土凡百二十余器，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于同一窖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诸多金石学著述都沿袭了这一说法。上海学者姜鸣在查阅了潘祖年为其兄潘祖荫编纂的《潘文勤公年谱》后发现，在光绪十五年条下记载：“时年得膳夫克鼎，大几与盂鼎。兄嘱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2001年11月，姜鸣在北京琉璃厂一家书店遇见一幅大克鼎拓片立轴，其上有李文田题写的跋：“郑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此跋语与潘祖年的记载恰好吻合。可见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应在光绪十五年或十五年以前，即清光绪中期为宜。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千克，无论尺寸还是铭文的字数，大克鼎都只比著名的大盂鼎仅逊一筹，而从它的造型和纹饰而言，则是更为成熟的西周中期风格，完全摆脱了早期作品残存的商代艺术影响，具有独特的宏伟简阔之风。与大盂鼎相比，大克鼎的口沿更厚，腹部更向下低垂，重心明显下移，三个鼎足也从略为收束的柱足演化为底端面积最大的蹄足，进一步扩大了受力部位，构成更为稳定的支撑结构，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给人以敦实沉雄的观感。仔细观察鼎的底部，并不是正圆形，而是略呈钝三角形，三足的配置与三个角隐隐相对，而两个高大的立耳则正处于三足的间隙之中，形成了优美的视觉比例和精确的力学构造，所谓“三足鼎立”，在这一器物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大克鼎的花纹一共有两组，口沿下是一组经过变形，看上去显得简略的兽面纹，而腹部则引人注目地饰有大面积的宽大波曲纹。它一改商代兽面纹肃穆精致的静态美，以充满动态的起伏连绵，给人以晓畅通达韵律感，是西周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独特装饰，也标志着商代青铜花纹神秘宗教气息的渐渐远离，以及西周以来“天道远、人道迩”“敬天法祖”人文思想的抬头。

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其中合文2字，重文7字。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其铭文也是人们历来所珍视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大克鼎铭文分为两段，第一段主要内容是器主克赞美其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及记叙周王因此而任命克担任膳夫之职，负责出传王命的要任。从大克鼎铭文可知，克的祖父担任的是“师”的官职，而到克时，则改任为“膳夫”一职。根据《周礼•天官》的规定，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天子日常饮食先行尝食后才进呈食用，而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时的各项礼仪工作也由他负责担任，可谓是天子的近臣。然而膳夫的爵位并不很高，只相当于“上士”，似乎与“出纳王命”的职责不相符合，与克同时拥有七个列鼎的排场也不相当。据清代孙怡让《周礼正义》载：古代职官时有分合演变，很多职官彼此关联，名称互相通用。如西周职官中负责管理官员的“治官之属”包括大宰，小宰、宰夫，三者职能各不相同，却都可以通称为“宰”。而属于宰夫治下“食官之长”的膳夫，其官名也可以和宰夫通用。按周礼记载，宰夫的职责恰恰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与天子对克的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要求正相吻合。因此，大克鼎的主人应是宰夫之职。

铭文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周天子对克官职的册命和赏赐，包括土地、人民和官吏，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册命礼仪和授土授民的分封情况。周武王克商以后，为了有效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对同姓贵族和异姓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赐，把他们分派到帝国各个重要的地方建立诸侯国，代替天子实行统治，同时也防备周边的敌对势力，以屏藩中央。这就是著名的周初大分封，所谓“封邦建国”的过程，也是今日“封建”一词的由来。这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虽然到成王时期基本结束，但以土地分封为手段实行政治统治的方法却在各诸侯国和王畿地区长时间的流行。

大克鼎的铭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内容，其文字的优美，也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铭文用笔厚重尖挺，字形较方整，字与字之间有凸出的界格把它们分开，行列整齐，具有雍容典雅之美，与同时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装饰性比较浓重。大克鼎的铭文字体较大，端正而质朴，笔画均匀遒健，形体舒展庄重，后世书家称之为“玉箸体”。铭文的前半部分划有整齐的长方界格，一字一格，行款纵横疏密有致，行气规整，格局严谨，独具庄严典丽的风貌。

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曾对收藏的大克鼎、小克鼎有关数据做了仔细测绘，并与大盂鼎的测绘数据汇编成册，出版了《盂鼎、克鼎》一书。大克鼎是西周第三大青铜器，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为2018年2月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栏目首季评选的九大国宝之一。

（原载于《陕西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大克鼎

大克鼎铭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