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太监，最牛叉的时代莫过于唐朝和明朝。但有不同的是，唐朝的太监个个都手握重权，走起路来狠三狠四的，废立皇帝如同家常便饭，明朝也有一些牛叉的太监，但这些太监和唐朝的比起来，有点不堪一击，都是被皇帝一条纸文轻易废了，如大名鼎鼎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在天启朝那可是只手遮天，说一不二的，那又如何，还不是到崇祯朝，被皇帝一道简简单单的命令，就悬梁自尽了呢。

还有王振，汪直之流，都是依附皇帝，才获得权力，离开了皇帝，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朱厚照，也有一个得力的太监，这个太监非同一般，刚出道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被逮捕后活剐三千刀，才六十，这个太监，唤作立皇帝--刘瑾。

刘瑾原来也是八虎之一，八只没把的老虎。

虽然八虎当时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坏事，但文官们已经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皇帝整天和太监们厮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会被教坏，远离理学正统而去搞一些旁门左道。因此必须趁着皇帝还没有被完全教坏，彻底消除这方面的隐患，把八虎杀掉。

不管怎么说，文官们是认定了八虎正在把皇帝引诱得越来越疏远大臣，这是必须干掉的。正德元年十月，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八虎。可惜他们稍微靠谱一点的把柄都没有抓住，胡扯一通天地正气、历史教训之类的，就要把这八个人杀掉，可谓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十六岁的朱厚照看了这封奏疏，被吓坏了，《明史》上说他“惊泣不食”，也就是说被吓哭了，饭都吃不下。把皇帝吓唬到这个程度，也真是够可以的。

听到消息，八虎相拥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八虎中排名第七，平时不怎么显山露水的刘瑾想到了解决方案。

刘瑾此时已经五十六岁。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在带着年轻的朱厚照游乐方面，肯定不如比他年轻得多的谷大用、张永等人得宠，因此排名靠后。但他年纪比较大，而且经历过政治风波。之前刘瑾就被贬到了南京去充军，但没过多久他就又找关系重新回到了北京，继续伺候朱厚照。

有了这样一番经历，刘瑾的心理素质起码就比另外几个年轻太监要强得多，临危不乱。而且平时就爱与朝廷中的文官们结交。这份弹劾奏章在入奏之前，刘瑾就已经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吏部尚书焦芳等多个渠道了解到了弹劾的内容，并且开始想办法应对。

经过分析，刘瑾认为目前皇帝对几位顾命大臣还是非常敬重的，要说他们的坏话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太监内部挑拨离间。于是他带领另外七虎找到朱厚照号啕大哭，说：“这都是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想要陷害我们。”

朱厚照一听就来了精神，问他有何证据。

刘瑾就说：“王岳之前掌管东厂的时候，御史言官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次内阁弹劾我们八人，王岳奉陛下的命令去和内阁讨价还价，不仅没有效果，回禀的时候竟然为内阁说好话。可见他一直就跟文官大臣们是一伙的。在进献鹰犬、陪皇帝游玩方面，王岳干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文官们竟然和王岳合谋，要杀掉我们八人。这说明文官们并不是真心反对皇帝游玩，王岳也不是真心主持正义。文官们与王岳合谋的目的就是想要架空皇帝；而王岳与文官合谋则是嫉妒我们八人得宠，杀掉我们以后就可以独享大权。”

刘瑾这笔账替皇帝算的很清楚：内阁负责拟定意见，司礼监负责盖章批准。如果司礼监和内阁穿一条裤子，那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没皇帝什么事儿了。司礼监和内阁合谋是对皇帝的权力的严重威胁。杀掉“八虎”，就是杀一儆百，警告皇帝身边的人：如果只知道讨皇帝喜欢，而不跟文官集团亲近，那就必死无疑；只有站到文官集团这边，权势富贵才能长久。

经刘瑾这么一分析，朱厚照恍然大悟，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把王岳及其党羽贬往南京充军，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夜之间局势大变。内阁重臣刘健、谢迁被迫辞职。

在皇帝的支持下，太监刘瑾登上了历史舞台。

刘瑾掌权以后，自己天天要处理各种政务，没工夫陪朱厚照。

刘瑾在政务上偏偏喜欢跟他信任的文官商量，包括首辅李东阳、文士焦芳、刘宇、张彩等，并不怎么卖太监的帐。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都对刘瑾很不满。当时张永是东厂太监、谷大用是西厂太监，刘瑾都指挥不动，就干脆自己新设了一个内厂来监察百官，顺便还要对东厂、西厂进行监督，一副要把其它太监得罪到底的样子。

刘瑾推行的变法措施，主要有以下那么几条：

首先，对国家各种财政收支进行全面的审计，这在当时被称为“查盘”，组织科道官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等进行审计。

以边关的年例银为例。它是朝廷每年发往各边的银两，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被刘瑾驳了回来，他在批示中说：

“各个边镇既然有自己的屯田，政府还每年从内地往边镇输送粮草，应该够用了。天顺（明英宗朱祁镇）之前并没有户部往边镇送银子的事，是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二年，因为边镇有紧急军情，又说有旱灾等因素，临时拨付了一些银子，原本是权宜之计，后来竟然成为惯例。而且年年增长，年年说不够用，这里面难道没有贪污浪费的问题吗？”

对边饷边银屡告缺乏的原因，刘瑾认为：“主要是因为主管官员失职。这些人治边无方，导致粮草损失数百万，等到追究起来，却把罪责全部推卸到普通士兵和仓库管理员身上。”

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镇年例银的使用情况：“过去六年，中央发往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的年例银、奏讨银共五百多万两，请派遣给事中、御史分头去核查这些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贪污浪费问题的，从实参奏。”朱厚照批准执行。

最后确实查出来了很多问题。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食草料烂掉的有三万六千余石，布匹等烂掉的有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粮仓，被私吞或者烂掉的有万余石。

还有就是审计国家食盐专营的收入。因为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经常会私自出卖盐引而中饱私囊。刘瑾派遣御史乔岱等前往浙江核查盐务，查出来的缺额，让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责任小的赔偿数百两银子、责任大的赔偿有数千两，被追责的有数百人。

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刘瑾还别出心裁的搞了一个“罚米输边”的制度，让那些侵吞边关钱粮的官员，自己把被罚的大米运到边关去。有些人直接就累死在路上了。

刘瑾变法的第二项重大举措，就是清丈军屯土地。

清丈土地这个事情，明朝有三次大规模的行动。第一次是朱元璋主持的，第三次是张居正主持的，而二者中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刘瑾主持的。

刘瑾主持的清丈主要是针对军屯土地，而较少涉及到民田。这跟朱厚照比较重视军事而不太关心内政有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瑾变法并不全是刘瑾自己的想法，朱厚照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清丈土地的原因也很简单：有很多军官私自侵吞军屯土地，而不缴纳军屯子粒粮。军官们把缴纳军粮的负担压到普通军户身上，或者就隐瞒这些土地的存在，谎报说这些土地上的军户已经逃亡了，土地被抛荒了、不产粮食了。军户逃亡是真实的，但抛荒却是假的。因为军户不能承担繁重的军粮缴纳，或者老是被军官拉过去从事无偿劳动，无法生存才被迫逃亡的。逃亡之后这些土地并没有抛荒，而是被军官侵占了，雇人耕种，却以军户逃亡为理由逃避军粮缴纳的义务。

刘瑾掌权以后，就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年）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投献的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结果查出来，徐保投献的土地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这些土地被返还给原来的田主，正常收税（《武宗实录》卷31）。

正德二年十二月，派御史赵斌清丈大同军屯土地，查出来不交军粮的五十九万多亩；又清理宣府，查出来被隐藏不交军粮的土地二十多万亩，照数登记造册（《武宗实录》卷33）。

同月，又派司礼监太监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去丈量泾王府的土地，查出来合法赐给泾王的土地只有两万多亩，其余各类土地十多万亩不符合赐田的规定，被政府收回。锦衣卫逮捕有关人员回京审问（《武宗实录》卷33）。

正德三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前往山东，清丈当地官员声称不能产粮食的盐碱地。查出来可以产粮食的土地十二万亩，按照下等田的标准交税；不产粮食但能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的盐碱地六万多亩，可缴纳少量布钞以摊低本地区其它土地的税负（《武宗实录》卷35）。

正德三年四月，派御史张彧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十四万亩（《武宗实录》卷37）。

正德三年五月，派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屯田，查出来隐瞒的上等田三十多万亩（《武宗实录》卷38）。

正德三年六月，派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新查出来一百八十多万亩（《武宗实录》卷39）。

正德四年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清查徽王府的土地，查出来非法隐藏不纳税的有六十多万亩，一次性补交粮食两万多石。其中两千石给了徽王，剩下的收归国家财政（《武宗实录》卷47）。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还有就是有新开垦的土地没有交税的，也要交税。这样就可以平摊原来土地承担的赋税。因为明朝实行的是定额税收制，土地基数大了以后，平摊到每亩土地上的税赋就会降低。实际上就是降低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税负，而提高了有权有势的权贵之家的税负。因为能够隐藏土地不交税的都是有背景有权势的。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土地清丈运动。

从这场清丈运动的数据来看，军屯土地被侵占的比例超过了70%，不交军粮的军队土地是正常缴纳军粮土地的两倍还多。军事系统的腐败可见一斑，孝宗时期跟蒙古打仗老是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除了审计财政收入和清丈土地以外，刘瑾还做了一些改革，诸如，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此外，调整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如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录取人数。

还有两条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但这两条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又一点也不奇怪。比如“令寡妇尽嫁”，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寡妇不能嫁人的法律或者政令，但是由于理学思想的兴起，搞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守寡当成了女性的行为规范。大量寡妇被迫守寡，形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刘瑾这条规定简直就是超越了他的时代，搞起了妇女解放运动。

还有所谓的“丧而不葬”，也是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搞出来的奇怪风俗。就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人死了以后要“看风水”，挑一块儿风水宝地才能下葬。说好听点是尽孝道，其实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希望把祖宗的风水搞好一点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这个东西先是权贵人家讲究，讲究过来讲究过去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家里有老人死了，不能马上埋，而是停棺在家，到处找风水师去看地方、找好风水宝地，如果风水有欠缺的还要改造山行河流，既花钱又花时间。结果就有很多人家，父亲母亲死了，棺材在家放上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尸骨烂在棺材里臭不可闻，也不下葬。到最后就是家里死了人，如果很快就下葬了，反而会被周边的亲戚朋友说这个人不孝。有钱人家等得起，穷人家也受到影响，不管能不能找到风水宝地，起码也得把棺材放家里几个月再下葬。这个东西又费钱又耽误时间，就是权贵们生活糜烂、道德沦丧搞出来的副产品。为了找个好风水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亲爹亲妈尸骨腐烂发臭了都不肯下葬，简直是罪恶。

后来到了清朝这股风气还是很重，政府还多次下令，父母死了停棺不葬的，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官员不得升官。所以刘瑾命令“丧不葬者焚之”，就是要废除这种愚昧落后的风俗。跟让寡妇嫁人一样，都是在保护弱势群体、改良社会风气。

刘瑾之所以这么做，跟他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有关。虽然因为机缘巧合身居高位，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还顺带想要消灭这两个道学家们搞出来害人的奇怪风俗。这也让“刘瑾变法”比后来张璁、张居正搞的变法多了一分光彩：不仅是改革政治经济制度，还试图对社会进行某些改良。因为刘瑾的家庭出身，让他能够体验到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官们体验不到的东西。尽管只有两条，而且几乎没有得到执行，但这里面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却值得我们对刘瑾表示敬意。

除了清丈田地和审计财政收支以外，刘瑾还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管理。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奏请皇帝下令：凡是在京官员休假超期及生病满一年的全部强制退休。

这又是试图纠正中国官僚体系下的一个老毛病。反正做官是铁饭碗，有些人混了个一官半职，领着国家的工资就长期请假不来上班，然后利用关系在外面做自己的生意。现在这种事情在各个政府机关里面都还多得很。刘瑾这么一搞，就是断了这些人的饭碗。

然后刘瑾又改革官员考核制度，不再采取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地方官的方式，而是随时抽查，轮换着来。增加了官员的考核压力。

这些措施也激怒了官僚集团，再加上清丈田地让他们要补交多年隐瞒的税收、查盘钱粮搞得他们不好侵吞国家财政。权贵们无比愤怒，团结起来要置刘瑾于死地。

首先是安化王叛乱。因为刘瑾对军屯土地的清查，激起了边关军事将领的愤怒，大家怨气冲天，说刘瑾是个混蛋。这个安化王的王府在甘肃，靠近边镇，听闻这些消息，认为朱厚照和刘瑾的改革已经犯了众怒，想要学习朱棣，趁机起兵篡位，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也就是清理掉皇帝身边的奸臣——刘瑾。

朝廷派出文官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前往平乱。但是朝廷大军还在路上，安化王叛乱就已经被附近的将领给扑灭了。但是张永抓住这个机会，和文官们合谋，把安化王的造反公告和文官们写的告发刘瑾罪状的奏章进献给朱厚照，然后添油加醋地告了刘瑾一状。

刘瑾自己确实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就是贪污。虽然他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但却似乎认为自己贪污一点没什么关系。他一方面替皇帝敛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没有少干贪污受贿的事情。这成为了刘瑾变法最大的污点。贪污的数量，根据刑部档案，抄家抄出来的有数百万两。这个数量没有后来各种野史吹的那么多，什么五千万两白银之类的，还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千年十大富豪之一，都是过分夸大的。还有就是这些钱不全是受贿所得，也包括了他们全家人经商的收入。虽然家人经商也会利用刘瑾的权势，比如可以在京城黄金地段开店、打击同行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可以算为合法收入。权贵之家经商在明朝是普遍现象，在当时并不被视为违法行为，皇帝、勋贵、太监、文官，家家都这么干。刘瑾当了几十年太监，积累数百万家产，算是大贪污犯，但也绝没有后来的野史吹得那么玄乎。而且我们对照后来严嵩的抄家数据，抄出来上报皇帝的钱比最后真正进入国库的多了几十倍，所以刑部档案记录的数百万两也可能是过分夸大的，因为里面有官僚集团对刘瑾栽赃陷害的部分。

朱厚照看了安化王的造反告示、听了张永的密告以后，说：“刘瑾辜负了我。”于是下令把刘瑾逮捕审问。第二天又下令把刘瑾罚往南京闲住，降为六品奉御。这个处罚跟当年朱见深处罚汪直一样，相当于强制退休，是很轻的。

文官集团和张永等人决心置刘瑾于死地。《问刑条例》已经明确废除了贪污的死刑，而诸如专权、迫害官员、伪造圣旨等罪名，看起来皇帝并不认可，只对刘瑾作了免职的处罚。文官们于是组织人连夜查封了刘瑾的家，往他家里塞进去了很多武器、盔甲、伪造的玉玺等等，制造刘瑾要谋反的假象，最牛的还是把刘瑾常带的一把扇子里面装了一把隐藏的匕首，说这是刘瑾随时带在身边准备刺杀皇帝的。然后当成大新闻跑去报告朱厚照，请皇帝亲自前去查看。

朱厚照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果然勃然大怒。同意以谋反的罪名处置刘瑾。诸法司会审的结果，判处刘瑾凌迟处死，获得了朱厚照的批准。

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

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刘瑾的惨死昭告世人：触动权贵利益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而且，改革者在对权贵集团的利益动刀的时候，一定要首先管好自己、管好家人，不要给利益集团以把柄，不然一旦遭到反扑，下场必然极为悲惨。

随后，刘瑾当政期间的所有改革立刻被全部废除，清丈活动停止，连已经清丈出来的田地也不算了。

这场斗争最大的失败者除了刘瑾和他的支持者以外，就是皇帝朱厚照了。他一时冲动听信了文官们的诬告，同意残酷处死刘瑾，也就意味着他所想要推动的改革被终止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忠于皇帝而得罪官僚集团是不行的。皇帝可能一时宠信你，给你很大的权力，但官僚集团总会想办法反扑，把你置于死地，到最后算总账肯定得不偿失。

刘瑾一死，也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替皇帝去干得罪官僚集团的事情了。而朱厚照自己，也因为刘瑾的贪污和谋反等罪行，以及变法活动激起了郡王叛乱这样严重的后果，不敢再授予其他人这样大的权力去推动改革变法了。

这场疾风骤雨一般的变法，刚刚开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