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向前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一

“一年以来，我就没有人生了。 现在我努力的方向是不去想未来。”

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时，21岁的马赛大学生狄欧如是说道。

“学生工没有了，社交没有了，上着似是而非的网课，实习一个接一个被取消。我现在要去爱心食堂领救济餐。”

“病毒对年轻人不是致命的，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关起来？”采访过程中，狄欧不无抱怨地说道。

狄欧的想法绝非个例，在法新社近日的采访中，不少年轻人都表达了对于“禁足老年人”的支持。“让老年人禁足，我觉得是个好主意，他们做决定时从来不征询我们意见，我们永远被人忽略和孤立。”26岁的美日丽尼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代际战争”就已然在欧美打响，Boomer Remover（老人消灭者）一度成为社交媒体上最炙手可热的标签，在不少年轻人看来，新冠病毒带来的并非灾难与混乱，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消灭老年人，留下年轻人，让免疫力和身体机能成为是否有资格活下去凭证的新森林法则。

▲在当时Boomer Remover所衍生出的表情包。（图片来自社交网络）

如今的“禁足老年人”毫无疑问是Boomer Remover精神的传承，虽然形式上远没有后者表现出的激烈，但代际之间的崩离感却已经昭然若揭，在如今全球抗疫的时代大背景下，发起这样的“内战”让不少人都觉得不太真实。

▲新冠病毒引发了新一轮的代际战争。（《华尔街日报》截图）

比如人类学家阿日尔和（Michel Agie）就认为，眼下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如何拯救老人，而是如何拯救人类共同的未来。他认为现阶段没人对代际斗争感兴趣，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

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二

当地时间12月1日，英国下议院议员查尔斯·沃克在一场有关新冠最新防疫规定的关键辩论中，言辞激烈地反对首相鲍里斯的防疫措施。他称政府将太多资源和精力“浪费”在“照顾老年人”身上，并表示“将90岁老人的死亡与19岁年轻人的死亡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并非所有的死亡都平等”，“与年轻人的死亡相比，老年人的死亡并不是悲剧”。

▲（图片来自新闻视频截图）

此言一出，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

是的，查尔斯议员抛出了一个问题，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命谁更贵呢？相信大多数人，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都会眉头一紧。

黑命贵还是白命贵，老年人贵还是年轻人贵，我们之所以会对类似的问题产生本能的反感，是因为我们始终无法理所应当地将生命视作待价而沽的商品。经济学家往往宣称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但他们却每每陷入无法自洽的伦理旋涡，因为人类社会中残存的人性永远是数学与逻辑绕不开的死结，当所有人的头顶都清晰地顶着一个数字，世界会因此变得更美好？还是更残酷？

不过，在当下的语境中，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政客们在颅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演后，无奈地摊了摊手：19就是大于90，19岁年轻人的死亡就是比90岁老年的死亡让我们更加痛心。自古以来困扰无数哲学家的铁轨问题道德两难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幼稚可笑了起来。

三

今年3月，英国政府提出对抗疫情的“群体免疫”政策，最终，随着首相鲍里斯被推进ICU，英国吹出的群体免疫泡沫被彻底戳破。

但如果英国真的采取了“群体免疫”的抗疫策略，会发生什么呢？

据英国国家统计署统计，英国2018年的人口为6644万人。为了达到群体免疫，将会有近 4000万人感染（60%），其中27～91万人会因新冠而死亡，这其中的大部分毫无疑问是身体机能相对低下的老年人。

“群体免疫”的提出让一个科学问题成为了一个伦理问题：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政府应尽力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力，还是让个体以自身的力量面对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在现代语境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不免让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

事实上，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暗流涌动。从西方历史看，在战争、瘟疫等危急时刻“放弃老弱”的做法由来已久，1943年的南亚大饥荒，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被认为有意饿死印度人，面对殖民属地严重饥荒拒不救援。他曾表示，大饥荒实际上是印度人自己造成的，因为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生一大群孩子”。

今年年中，欧美各国均爆发了一系列“养老院灾难”，各国养老院纷纷成为疫情重灾区，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源自于老年人群体面对病毒的脆弱，更折射出了医疗设备缺失、空间拥挤、医护人员不足等社会问题，以及更严重的——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漠视。法国媒体称，养老院一直是法国医保系统中被忽视的一环。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前省长埃里克·乔蒂认为，养老院的灾难本来可以避免，但由于政府在疫情暴发之初并未足够重视，导致这些老人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新冠死亡病例中，欧洲有超过95%是60岁及以上的人，美国有80%是65岁及以上的人。

四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玛丽·施米奇写道：“坦白说，我们许多老年人或许都会为年轻人牺牲我们的生存，只要能够拯救他们和这个国家。”在这场本就不平等的战争中，一方似乎在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训的影响下选择妥协。一个事实是，养老问题正在成为西方最严峻的社会问题。西方一直以来鼓吹的高福利社会政策，正在掏空国家的未来，在欧美各国都明显出现巨额养老金缺口的情况下，政府无力做出改变，只能任由这条裂缝被越来越大。基于此，有激进人士提出“殖民未来”的概念，认为这些老年人在今天享受的一切高社会福利，都是对后面几代人的课税。另一方面，全社会范围内的老龄化正在加剧这种裂变的形成，1950年全世界老年人（60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年（15岁以下）的比值是1:7.2:4.3，而到了2050年，该比值可能会达到1:2.7:1.2，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年轻人甚至会面临需一人独立赡养一名老人的巨大压力。

我们尚不能确定是否“老人的存在是对年轻人的剥削”的想法已经根植，因为我们并不习惯将共同的社会问题归结到不同的代际之中。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疫情催生了一条新的生存伦理，而这种伦理似乎正在为更多的人接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包括老年人自己。某一天，当老年人终于与年轻人妥协，自愿“禁足”，宣称为了国家抑或是下一代放弃自己的部分生存权，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否出于本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因此感到高兴。

参考资料：

欧时大参，2020年12月21日，《疫情引爆代际冲突！法国年轻人愤怒：为保护老年人，我们被牺牲了》

第一财经，2016年4月17日，《欧洲：一场代际战争正在上演》

宋鸿兵，21世纪最大的危机，将是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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