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沧，自1990年开发以来，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的人们，似乎已经笃信这块土地是真真切切的“新土”，亦或者是媒体惯用的“小渔村”，信以传信的依据，便在于当地匮乏的“记忆”和“文物”遗存。查阅海沧各地残留的不可移动文物，除去无纪年的石寨、土寨等“废墟”外，有确切年代可考且始于清代以前者，东孚片区如芸美社通济堂万历为国为民碑，新阳片区如霞阳社石室院隆庆重修碑，海沧片区如衙里社天顺旌义民碑、东屿社万历柯氏宗祠碑、东屿社万历惠民泥泊德政碑、钟山社万历笏石石刻、洪坑社万历柯挺石刻、芦坑社崇祯谕示碑、青礁社崇祯颜氏家庙从祀碑、衙里社崇祯周公颂德碑，此外，难得一见明代及以前的墓碑、建筑等其他地上实物。究其原因，并非此地毫无风流光彩，而是清初的迁界，里三层外三层荼毒太深。

明代云塔书院遗址，@陈沧山

海沧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在农耕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多依仗山水，之于田多斥卤的海沧，自然是无人问津的。待到海洋外贸抬头之时，海沧终于可以凭借其九龙江出海口的岬角位置，顺风顺水，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风光。到了明代，威胁自海上来，海沧作为海寇登陆漳州的第一站，定然会承接大部分的刀枪火海，幸好第一轮倭寇的骚乱平安度过，嗣后，迎来了开海的第二次荣光。然而，清朝入关，雄踞东南的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可是害惨了与之距离最近的海沧，双方的拉锯让他被破坏到体无完肤，即使苟延残喘撑到了清末，也免不了盘踞厦门的列强多方挤压和限制。总之，海沧在清朝的数百年时间里乱纷纷永无消停，这便是海沧古迹难存的根源所在。

纵然迁界影响如此巨大，但很可惜，这段记忆好似人间蒸发一般，在海沧后来的口传历史中竟毫无体现。经过笔者摸索，总算找到了最接近事实的根源：知者无一幸存，存者无一所知，甚至连可供追溯的证据链一概摧毁，此即所谓“杀光、烧光、忘光”三光政策。

一、迁界缘起

尽管清军入关后一路势如破竹，但当时整个南中国仍然存在诸多明朝势力顽强抵抗，而偏居东南的郑成功亦不过是其中的一支。郑成功真正引起清朝的极大关注，源自顺治十六年的南京之围，从那之后，清朝开始慎重审视剿灭郑氏的良策。在“挟芝龙以令成功”之策彻底失效后，清朝转而认真评估一直以来都存在的“迁界断源”建议。

晋江人王命岳曾在《靖海二疏》中指出，禁沿海向厦门输送“米谷、油麻、钉铁”最是无效，因为闽南地区本就地少人多，食不裹腹，哪来的余粮资助他人，况且郑氏最擅长海贸，米谷自潮州和高州购入，油麻钉铁则采自日本，断之毫无意义。唯有“火柴、松楸”两项在厦门小岛最是匮乏，亟需管制，其输入源头多来自背靠大山的各县口岸，如漳浦的井尾、海澄的丰田、同安的鼎美。于是，顺治十七年清朝第一次小规模的迁界，便从以上地方开始，即所谓的李率泰“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丰田沿海居民八十八保入内地安插”。

鼎美正气庙，关帝庙所在一般为重要据点，@廖艺聪

迁界试点刚一开始，仅仅半年时间，郑成功便率军攻台，其中的将士及之后的随迁百姓，便有不少来自因迁界而四散而逃的沿海居民。基于郑成功及百姓的举动，清朝看到了迁界简单暴力的效果，于是乎，迁界逐渐扩大，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迁界的举措已然覆盖了整个东南沿海。

二、迁界时间考

海沧迁界起于何时，并无确切记载，但从第一批的名单中，我们便可以找到答案。海澄之丰田位于南溪畔，距海沧尚远，然同安之排头却值得推敲。按《福建通志·台湾府》疏议载，“自泉州之同安县地方出港，以趋厦门，则嵩屿、鼎尾、排头、高浦、石浔、丙洲、刘五店一带，绵亘三、四十里，皆与厦门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达嵩屿，数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数里至排头，排头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浔。”由此可知，排头即对应鼎尾，足以同丰田相提并论，而此处的排头，虽是距离厦门岛最近的陆地岬角，即清代屡见于军事地图的排头门、排头门汛，却非同安县管辖之地，而是海澄县属，即今海沧地界。只是，一直以来，与同安、厦门尤为临近的嵩屿、排头，在很多时候被讹为同安之境，实为体现其为同安战略要地的作用罢了。

鼎美胡元轩墓，迁界侥存明墓，@庄莉

如此，按海沧地理位置的重要，在顺治十七年时，海沧大部分地方当是首批迁界的八十八保之一，其范围包括嵩屿所在的沿江、排头所在的沿海，以及鼎尾所在的马銮湾西南岸，即今海沧区的大部或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