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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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老爸将小舅子藏了几天就被枪毙？1951年1月22日 镇反运动开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

90年代俄罗斯拍过一部电影《契卡》。

电影中，契卡也就是秘密警察，地方领导人斯鲁波夫和军代表两个人，决定关押的阶级敌人命运。

让人震惊的是，每个人生死，在几秒钟内决定。

年轻的秘书念出沙俄知识分子、贵族、军官、犹太人、神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名字和罪名，斯鲁波夫和军代表随后宣判。

结果毫无例外，都是死刑。

有意思的是，根据程序来说，犯人还有一次庭审的机会。

而这个庭审只有2分钟，也就是漏完小沙漏的沙子。

斯鲁波夫通常会反复询问犯人的名字，或者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迅速结束庭审。

这些庭审只是过场，犯人已注定要被枪决。

有一次，年轻的男秘书破例认为，有一个犯人是无罪的。

斯鲁波夫直截了当的回答：契卡不是民事法庭，而是暴力镇压的工具。无论是否有罪，他们的阶级性就决定了，必将遭到镇压。

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1917到1922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之多。

契卡枪决目的很简单，就像斯鲁波夫说的那样，是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哪怕是潜在的敌对势力。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后对曾经的敌人进行彻底的清算。

早在1950年，很多高层认为政策过于宽容，很多敌人没有受到严惩。

这些敌人不太可能转变，一有机会就会反对共产党政权，最好还是肉体消灭。

当时提出按照人口比率，也就是千分之一，先杀掉一半人，看看效果。

如果效果不好，再杀掉另一半。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

不过，此时的实际不太好。

中国百废待兴，全国很多地方还盘踞着残匪，杀人太多可能会导致国内局势混乱。

直到半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局势稳定了，加上人民注意力放在战争上，运动才开始。

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

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反革命的范围：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本来要求枪毙的反革命，还是限定在一定范围的：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

实际上，执行时候却存在一个人口比例。

而地方为了凑到这个数字，将很多可不杀甚至小角色，也拉上去凑数。

如金庸老爸查枢卿，就是这么糊里糊涂没命的。

当时查枢卿已经54岁，是浙江海宁的大地主，是地方的名门望族。

儿子金庸在香港，查枢卿被认为有海外关系，又是地主，是阶级敌人。而查枢卿的小舅子，是浙南山区的土匪。被解放军打散以后，小舅子曾经躲到姐夫家住了几天。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这个小舅子的姐姐，并不是金庸的生母，而是继母顾秀英。

一般认为，顾秀英就是双儿的原型，是查家的丫鬟，比查枢卿小17岁。

顾秀英和金庸大体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金庸很是喜欢这个丫环，甚至想长大了娶她。

没想到，顾秀英对金庸没有男女之情，最终嫁给了金庸的父亲。

其实双儿对韦小宝也未必真的有恋人的感情，更多是唯命是从的女仆而已。所以，双儿看到韦小宝有其他女人，也并不吃醋，全世界的女人都做不到这点。

言归正传，小舅子被抓后，查枢卿也惨了。

由此，查枢卿被认为是“窝藏土匪”。而小舅子离开时，将自己手枪偷偷藏在粮库内，查枢卿夫妻并不知情，却被认定为“图谋杀害干部”。

1951年4月26日，查枢卿被枪毙。

查枢卿死的还是比较惨的。作为养尊处优的大地主，查枢卿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甚至没有上路饭，同另外3个人一同拖到刑场，直接枪毙了。

当时也没有公审之类，枪毙完了才通知他的妻子顾秀英，来领走尸体。

顾秀英哭哭啼啼带着家人来收尸，唯恐为反革命留下坟头会惹祸上身，只是草草掩埋，不敢立坟立碑。

一二个月后，在香港《大公报》上班的金庸，才听到这个消息，差点崩溃，痛哭了多日。

他曾写下当时的心情：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我的家乡，我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我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

今天来看，查枢卿收留小舅子，同收留普通土匪是有明显区别的。

放在平时，这自然没事，最多因包庇罪坐牢几年。

算他运气差，正好运到镇反运动，由此掉了脑袋。

改革开放后，金庸曾经和邓小平面谈。邓小平主动与查良镛谈起他父亲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查良镛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于是，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某领导人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

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按照这个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3000人。

1954年1月，公安部部长徐子荣的报告：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000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

以被处决人数71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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