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博物馆藏镶金银质猿形带钩，猿身贴金，银质，微作拱形，振臂回首作跨进状，两目镶嵌蓝料珠，通高16.7厘米。根据鲁国故城遗址发掘报告，同墓出土的还有“圆雕黄玉马”，由青玉雕成，线条简洁，雕磨细致，器作马形，通高5.7厘米。这两件应是先秦“猴与马”母题造型的艺术品。这种艺术造型带有浓厚的草原艺术风格，极有可能是源自中土之外的游牧民族，蕴含着草原牧民蓄猴防马百病的信仰。这种形制的衣钩不是一般骑士所用，而是鲁国贵族的衣裳配件，揭示出战国中期鲁国深受“胡服骑射”的影响，已经诞生了骑兵。

内在联系

镶金银质猿形带钩

圆雕黄玉马

镶金银质猿形带钩和圆雕黄玉马分别置于不同展柜中，极容易使人以为这是单纯的“猴子”或“马”的艺术形象。根据鲁国故城遗址发掘报告，这两件器物均出自三号墓，年代被确定为战国。长期以来，关于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并未得到充分挖掘。需要指出的是，“玉马”的材质来源、制作工艺及使用情况偶见于文献。唐人张读《宣室志》卷六列有南朝刘宋时事：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蹋惊嘶， 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尝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还。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

这则志怪故事中，令厩中群马踯蹋惊嘶的异物，就是沈攸之爱妾冯月华的“玉马”。“白驹”说明“玉马”色白，这是和田羊脂玉的特点；“妆奁间物”表明其尺寸小巧；“以绿绳穿之”说明“玉马”是作为冯月华的衣裳配件，孔子博物馆藏“玉马”或同样如此，方座与马腹间的空隙应是穿绳之处。冯月华的“玉马”出现在荆州并非偶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是昆仑玉贸易重要的中转站及加工地。无独有偶，今青海博物馆亦藏有一“玉马”，材质同样为青玉，也就是和田玉。联系孔子博物馆藏“玉马”由青玉雕成，可知以和田玉为材质雕刻玉马理当是古代动物雕刻工艺的传统。

据鲁国故城遗址发掘报告，“玉马”出土位置的附近分别有玉带钩、镶绿松石银带钩等，这说明“玉马”是墓主人生前腰部的配饰品，所系之物腐烂后，遂与带钩一类的器物相邻。这也表明，猿形带钩与黄玉马作为衣裳配件，两者可以搭配使用。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尝试将两者同比例拼合。从造型来看，这是一件战国时鲁国“猴骑马”母题的艺术品，图画中的这只猿猴立于马上，面向右侧，作攀援状。这类造型与西安南郊杜陵邑汉代厕所遗址出土的釉陶骑马俑极为相似。

历史学者邢义田（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收入氏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搜集并考察了汉代马背上逢猴或有猴的造型艺术品，指出其表现形式大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人立于桂（贵）树下，或骑或立于马上，树上有雀或有猴正要攀援而上；猴骑在马上。马上有猴，隐喻乘马为官的人，可望晋爵封侯。孔子博物馆藏猿形带钩与玉马组件表明，汉代的两种“猴与马”造型在战国时就已经存在。根据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猴与马”母题艺术造型，可以进一步复原该组件缺失的部分。山东东阿县邓庙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幅颇具风格的“猴与马”图，图中的“猴”与“马”分立在树两侧，显然是汉代“马上逢（封）侯”的寓意。有趣的是，河南新密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刻画了一位反身射虎的骑士，右侧一猴立于马背上，最右侧有一棵树。结合居延金水肩关遗址出土的木版画，猴、马、树是这类布局中的三要素。据此推断，孔子博物馆此组件的整体画面感如下：画面右侧有一树，左侧有一马系于树旁，有一猿猴立于马上，面朝右侧，左手攀援上树，右手挽持缰绳。

背后的养马术

邢义田先生提示道，美国收藏家艾玛·邦克登录的私人藏品中，有一件属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镶绿松石的猴形青铜带钩，与孔子博物馆藏猿形带钩极为相似。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时期的金银匠在为贵族制作“猿形带钩”时，存在相似的格套，这也说明“猿形带钩”是战国上层社会较受欢迎的衣裳装饰品。那么，它到底有何寓意呢？

西周裂地分封诸侯，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执干戈以卫社稷。侯（猴）爵是用来赏赐对周王室有大功的宗室子弟，与军功的关系不密切，一般贵族是不可能享有的，这种世袭制度持续至战国才逐渐瓦解。所以，封侯对鲁国贵族而言，是难以实现的奢望。根据镶金银质猿形带钩与圆雕黄玉马组件的复原效果，这显然是一幅“猴子养马”图。“猿形带钩”广受贵族的喜爱，必有某种寓意，这应当从“猴”与“马”共养的关系中寻求。

四川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左侧刻画着一匹站立的马，右侧是系马杆，杆下是马槽，杆上有一作攀援状的猴子。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上也同样有一幅“猴子养马”图，画面的左侧是一匹正在吃草料的马，马杆上有两只猴子，一只立在杆上，向下俯视，另外一只攀援着马杆。这说明汉代民间广泛存在“猴马共养”的习俗。

汉代著有养马技术的书籍《马经》，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这种养马术传至魏晋南北朝，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称：“系猕猴于厩，弼马温。”北朝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载：“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这表明汉代养猴防马百病的习俗已成南北普遍信仰，这是四川、河南、山东等地画像石、画像砖均有“猴与马”母题的根源。魏晋南北朝时，系猴于马厩旁的养马术又得到了更为广泛地推广。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以“避马瘟”的谐音，为孙悟空创造了“弼马温”的官职，表明这类习俗逐渐渗透融入古代文学中。

镶金银质猿形带钩与圆雕黄玉马组件表明，汉代“猴子养马”的技术由来已久，至少战国中期的鲁国就已有此类风俗。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中原的养马术主要是从草原地区传入的，比如周人在与西戎频繁的接触中学会了养马术。秦人的祖先长期地处西陲，与戎人往来密切而善养马，遂掌管周王室的马政。汉武帝为了发展马政，甚至从匈奴俘虏中挑选善养马者为汉帝国服务。这些例子逐渐得到了文物的印证。

可见，“猴马共养”的习俗在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同样存在。镶金银质猿形带钩的形制明显带有浓厚的草原风格，并非中原服饰的配件。这就将“猴马共养”习俗的源头指向了北方草原。

战国中期，北方游牧民族频繁骚扰秦、赵、燕等国边境，双方军事活动进入活跃期，三国为抵挡北族入境而修筑的长城即为明证。军事活动也常常伴随着文化技术交流。战国中期，赵国率先向胡人学习骑射技术，从而诞生了新式兵种——骑兵。《史记·赵世家》载：“十九年（前307）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可见，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在朝中当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竟与朝臣争论五日才做出改革的决定。马匹是组建骑兵最关键的战略物资，而养马术又关系到马匹的质量，很有可能也是从善养马的游牧民族学来的。

联系镶金银质猿形带钩与圆雕黄玉马组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当在鲁国掀起了效仿的浪潮。根据鲁国故城遗址发掘报告，三号墓还出土了大量青铜箭镞。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鲁国贵族骑士，精通骑射。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强调的“六艺”中的“御”和“射”，在“胡服骑射”改革浪潮下，鲁国也诞生了骑兵，所着服饰及配件也带有明显的草原骑士风格。从三号墓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来看，鲁国骑兵统帅或由鲁国宗室子弟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