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多达5万多起；1981年全国立案到达了89万多起，其中大案有6万7000多起；1982年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6万4000多起……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车站都有小偷“埋伏”，甚至还有人公然抢劫；街头则有流氓混混，女青年在大白天都不敢独自出行，就更不要提上夜班了，由于社会治安不尽人意，人们群众普遍缺乏安全感。

1983年2月，东北二王特大案件再次轰动全国，紧接着到5月份，卓长仁、姜洪军等人劫持了民航296号航班打算飞往韩国；6月份，内蒙古又发生“六一六案件”，26人无辜丧生，年小的才2岁。

这几起案件发生后，严抓社会治安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迫在眉睫，同年8月，《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文件出台，拉开了“严打”的序幕。

第一次“严打”着实体现出了“严”，不仅惩罚重，而且违法的高干子弟也都被判了刑，向人民群众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据相关资料显示，第一次严打期间，法院判刑的人数达到了86余万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2万4千余人。

1986年时，嚣张一时且制造多起影响极为恶劣的案件的六名高干子弟被判罪，就算他爸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犯了事照样被抓，被明正典刑。

对此，有报刊严正言辞道：

“在我国，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我们的干部子弟，包括高干子弟，绝大多数是好的，是遵纪守法的。但也确实有极少数高干子弟自视特殊，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令人发指。他们自以为有‘靠山’，谁也管不着他们，法律也要对他们低头。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谁要是以为自己有什么‘靠山’、‘后台’就可以践踏法律，欺凌群众，干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勾当，那就必定要自食其果！”

这就是著名的1986年上海流氓大案，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6名高干子弟，在1981年至1984年，以父辈革命勋章作为他们的“保护伞”，所作所为毫无下限，侵犯51名女性，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胡晓阳等人大概没有想到过，他们嚣张得了一时，嚣张不了一世，6人皆被判刑，其中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以及葛志文三名高干子弟被判处了死刑；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

除了上海，其他地方也有部分“人物”被处理了，比如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和朱国华、武汉将门之后陈东平等。

“严打”的初衷是为了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因此“下手”过重，并且“流氓罪”涉及的方面很广，比如聚众斗殴、跳贴面舞、破坏公共秩序等都能被判流氓罪，所以也可能出现些错案。

部分在当时被明确禁止的事情，但在现如今看来却没有那么严重，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不过从结果上来看，严打确实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