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的李治，为啥那么“怕”武则天？特殊的经历、现实的需要|李世民|武则天|王皇后|长孙无忌

在我们的观念中，在女色方面投入过多精力的，大多是昏君。但李治却显然不符合这一概念，他立父亲的妃子为皇后、养成了中国古代唯一女皇帝这件事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会关注到他在位期间勤政为民、将唐朝疆域推向极致的文韬武略。

招人非议的感情生活、“妻管严”VS颇有作为的帝王，看似矛盾的元素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看似不可理喻。但如果我们抛开帝王这一角色，把李治当成一个正常人，结合他的人生成长经历，也许会理解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有人关注过李治的童年吗？

唐太宗李世民和结发妻子长孙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其他妃子的暂且不论）。作为老三，李治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说他幸运，是因为他出生于公元628年，这一年，李世民早已走出玄武门之变，正在大展拳脚、皇帝之位无比稳固；李治生来就是皇子，不用像自己哥哥当初那样，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战战兢兢、朝不保夕；

但李治也很不幸，他年仅8岁时，慈爱而严格、被称为“一代贤后”的母亲就去世了；两个亲哥哥则已经成年（分别是19、18岁），心理承受能力相对好得多。而雄才大略的父亲李世民，此时正忙于处理王朝的一系列问题，在对子女的关爱方面显然无法与妻子相比。

皇家是现实而无情的，聪明伶俐的李承乾、李泰纷纷各显神通博得父亲的喜爱；庶出的李恪也获得了李世民的青眼，获赞“英果类我”；

相比较之下，年幼的李治就显得太过于默默无闻了，《旧唐书》只是记载他在母亲去世时“哀慕感动左右”；对于他的性格，则出自群臣的那句评价：“晋王仁孝”。

同为李世民、长孙皇后所生的儿子，李治在性格上为什么跟他两位野心勃勃、聪明透顶、性格强悍的哥哥完全不同呢？除了遗传因素，人的性格养成，极易受到成长环境的塑造，幼年时期缺失母爱、父亲无暇关注、兄长忙于争权，也许正是李治仁爱、“懦弱”性格的成因。（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治的懦弱只是表象）

但低调的人往往是幸运的，当李承乾、李泰的争储事件愈演愈烈、几乎重演玄武门事变时，唯一清白的嫡皇子在舅舅长孙无忌的鼎力支持下成了热门人选；而对于这个结果，满朝六品以上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惊人的一致：“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这一场景其实挺耐人寻味。为什么李承乾、李泰失去立储的机会，满朝文武会如此开心？

这也不难理解，作为伴君如伴虎的人臣，你是愿意服务一个强势、霸气的帝王，还是更希望和一位性格柔和、甚至软弱的共事？对于那些一心想成为伊尹、霍光似人物的大臣来说，看似容易掌控的李治，显然比跟李世民性格颇为相似的李泰、李恪更加理想（即使李恪抛去杨广外孙的身份，他也没什么机会当太子）

因此，这意味着李治今后的人设早已被确定：仁主，容易相处（好控制）。

原本默默无闻、几乎没有立储可能的李治，如今几乎白白捡到太子之位，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他的心路历程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皇权至高无上、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没有人能抵抗至尊宝座的诱惑。

而对于这个几乎是唯一储君人选的儿子，李世民也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不仅手把手教其理政，甚至还专门编写了《帝范》一书，把自己的帝王权术、为政心得、治国技巧倾囊相授。

在人事框架方面，李世民为儿子打点得更加周到细致：安排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为文武辅政大臣，这三人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忠心耿耿，长孙无忌还是李治的舅舅；而为了让儿子掌控当时在世的第一名将李世勣，李世民还煞费苦心地把其贬职，以测试其忠诚度和眼力劲。

在安排好一切后，临终前的李世民还叫来自己留下的班底、当面叮嘱，他安抚痛哭流涕的儿子李治：“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对辅政大臣们，他则饱含期待：“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解读：我的儿子跟我不一样，他为人老实忠厚，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但你们也休想欺负他。

李世民也许认为儿子承担不起自己的家业，所以如此劳心费力打点好一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事实的走向没有按照李世民的计划来。

为人仁孝的李治，为什么会在李世民生病期间勾搭武才人，光从史料很难得知。但在心理学上来说，面对强势父母，那些看似顺从的孩子，往往会有逆反心理；而挑战父权的最好途径之一，就是染指父亲的特殊领地（类似于动物世界）。聪明绝顶、情商极高的武氏，很好地满足了李治的心理。

即位初期的大唐君臣，一如李世民所希望的那样：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协力辅政李治，事无巨细、悉心处理；而李治对俩人也极为尊重有礼，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有时这两位老臣不怎么注意方式态度，他也仍旧客客气气。因此，史书称，李治在为初期：“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李治面临的人事架构、治国政策都是父亲留下的，他会不会安于现状，接受自己“捡现成、吃老本”的人设呢？他就这么愿意当一个被辅政大臣们几乎架空的皇帝？我们可以结合接下来的事件加以猜测。

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表现得越来越不合规矩。

李治在位的第二年（公元651年），曾向宰相们确认一件事：“听说在你们的官署，官员们互相看脸色办事，大多不怎么公正啊。”

长孙无忌答道：“有是有，但还不至于徇情枉法；至于说照顾人情，恐怕陛下您也不敢说没做过吧！”言下之意，你别管这么多。

对于李治作何反应，史书中只是说“无忌以元舅身份辅佐朝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但对于长孙无忌这种赤裸裸的包庇下属、收买人心，有结党营私嫌疑的言行，任何头脑正常的帝王都会心生警惕。

更糟糕的是，到了公元652年，为了巩固权位、铲除异己，长孙无忌借着房遗爱（房玄龄之子）涉嫌谋反事件，罗织罪名，陷害了与自己有过节的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李恪文武全才，在朝野颇有声望，被长孙无忌视为威胁；李道宗更是无辜，作为一名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宗室名将，他几乎没有任何过错，仅仅是由于跟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佳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唐高宗李治曾出面要求保住李恪一命，但被大臣拒绝，其内心的感受不难猜测。但这时的李治仍旧隐忍，毕竟对方是依托关陇贵族强大影响力的辅政大臣，若没有合适的突破口就对他们动手，也许只会适得其反。

而改立皇后，无疑是一个最合适的契机。

公元654年底，李治下定决心废除王皇后、改立武氏，出于“畏大臣不从”，即担心大臣们反对，他带着武氏，加上十多车金银财宝，亲自登门拜访长孙无忌，并且许诺封对方宠妾所生的仨儿子都为朝散大夫，只希望换得这位亲舅舅的支持。然而，他们得来的只是长孙无忌的反对。

后来武氏安排多人上门劝说，也都被长孙无忌严词拒绝；到了下一年，李治多次召见李勣、褚遂良等老臣，但双方仍谈不到一起。

李治的理由很充分：首先，王皇后不育，若大唐太子生母不是皇后，必定生乱；其次，王皇后涉嫌闷死武氏新出生女儿（史书记载，是武氏自己干的，为了栽赃），心狠手辣之辈不配母仪天下。客观而言，这些理由很有道理。

但辅政大臣们反对的理由则很简单粗暴，就像褚遂良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