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伴随着冬日的鸽哨声,一位老人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
这名老人1934年进入中特科,为特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本人直到67年后才确认自己是中特科的特工成员。
那些隐秘在黑暗中进行神秘工作的特工,早在岁月的流逝里离开人间。这位中国最后的红色特工,从始至终都在默默奉献,他的传奇的一生,也在他去世后慢慢被揭开。
“我在加入革命之前,是一名教师。”姚子健说,“但是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
姚子健生于1915年的江苏省,在1929年,14岁的姚子健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姚子健家中并不富裕,但是他的父母却愿意供他上学。
在这所学校上学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战乱的时代,普通人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而学校却可以给学生提供衣食住行。
在这里学习,吃穿问题姚子健从来没有发愁过,尽管条件并不是太好,不过姚子健已经十分满足了。
学校里的同学都和姚子健一样,他们渴望知识,也感恩能够有个栖身之所。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学校因为战乱被迫解散。
虽然学校解散,是这些学生请愿的。但突然失去了安身之所,姚子健和同学们都陷入了迷茫。迫于父母的压力,姚子健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教师。
姚子健年轻时
站在三尺讲台,听着街巷里动乱的声音,姚子健开始焦躁不安。台下坐着的都是小学生,捏着粉笔的姚子健沉思了很久。
做老师确实是很稳定,也没有什么压力,但这不是姚子健想要看到的。沉思过后,姚子健决定去更远的地方。
没过多久,姚子健考入了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这是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国民党旗下的学校,不过姚子健也是考进来才知道的。
当时吸引姚子健来求学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免费。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面向全社会招生,免费这个条件可是吸引了一批人。
将来学成毕业,会被直接委派到国民党工作。姚子健有很清醒的认知,在求学期间,他遇见了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好友,舒曰信。
很快,在舒曰信的引荐下,姚子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子健(左一)
入党不久,姚子健从学校毕业。在入党后,姚子健进入了中央特科工作,不过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特工。
中央特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组织,这也是国内谍战片的灵感来源。然而谍战片所呈现的故事,远没有真正的中央特科惊险刺激。
“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分什么科不科的?”在接受采访时,姚子健这样跟记者说。
姚子健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提起过自己的工作,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后,他就开始了神秘而又危险的特工生活。在姚子健眼里,为了革命为了党,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是从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所以姚子健毕业后被分派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
在这里工作,姚子健的工资待遇很不错,而且还能为党组织提供有利的情报。姚子健是负责绘制印刷地图的工作,这对党组织来说可是大有用处。
在这里工作所绘制的地图,都是提供给国民党的。如果能够负责保管地图的话,这更能提供有利的情报。姚子健不想落后,他连忙提出调换工作。
最终姚子健如愿以偿,在他的努力下,他成功进入制图科第五股。
在制图科第五股工作,姚子健的作用就突出了出来。姚子健的工作就是负责保管军用地图,这些地图是高级机密,党组织根本无法接触这些东西。
而姚子健在这里工作就方便很多,每次工作人员来拿地图时,姚子健连忙把地图的种类记住。因为是保管人员,所以也没有人怀疑姚子健。
随后姚子健就赶忙把工作人员拿走的地图复印下来传送到党组织。
这对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重大的贡献。当然,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对党做出巨大贡献的特工,他以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如此。
在最开始加入该共产党时,姚子健就是悄无声息地进来了,很多共产党人都是直接暴露在阳光下,而姚子健却一直走在黑暗之中。
像姚子健这样的共产党人特别多,他们也有许多从事特工工作,不过因为都隐瞒身份,直到很多年后才通过工作寻找到自己的同事。
“姚哥哥,你就是在中央特科工作呀!”2001年,同为特工的沈安娜了解姚子健的情况后,激动地跟姚子健说。
如果不是姚子健的儿子参加了沈安娜的演讲会,也许姚子健还被蒙在鼓里。沈安娜受邀参加演讲自己姐姐姐夫的特工工作经历,而台下正好也坐着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
当姚一群听到沈安娜讲到“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名字时,姚一群有点熟悉。记得父亲姚子健说过,当初就是舒曰信带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舒曰信也是父亲的好友。
姚一群想到父亲说过以前神秘又危险的工作,这一加推算,难道父亲以前也是个特工?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姚一群邀请姚安娜来到自己家。而这沈安娜可是个来头不小的中央特科成员,她也被称为“按住蒋介石命脉的女人”。
沈安娜
埋伏在国民党的岁月太难忘了,在受邀演讲后,沈安娜收到了姚子健儿子姚一群的邀请。
起初沈安娜并不知道姚子健的真实身份,直到听说姚子健奉命在制图科第五股记录地图以及姐姐的名字之后,沈安娜握住姚子健的手激动地说:“姚大哥,咱们都是为中央特科工作嘞!你也是个默默为咱党,为革命奉献的特工呀!”
在制图科第五股工作的日子需要高度谨慎,工作人员拿走什么地图,在那人走后,姚子健马上将同样的地图偷走一份。
他就是保管地图的,根本不会有人发现什么地图少了。将地图运送出去对姚子健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本身姚子健就在国民党工作,他每个周六都会带着拿出来的地图前往上海。姚子健将地图放在最底层,还穿了一身军装。
每次到码头,那些盘查的人看见姚子健穿着军装,直接让姚子健通行。到了上海,姚子健就将地图转交给舒曰信以及沈伊娜。
姚子健和沈安娜
这些地图往往会移交到中央苏区,党组织分析之后机会有充足的准备。
“别看这地图只有一张纸,但也不能忽视。”姚子健说,“他们国民党一旦取走了什么地图,那就代表要对某个地方进行行动了。向党汇报这些工作,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七七事变之后,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被调离,而姚子健也因为这斗争撤退到武昌。
从此情报工作又变了,姚子健对上级一无所知,只接受命令,而无法得知上司的身份。
姚子健也按部就班地认真工作,为了避免被人起疑心,他还化名为“熊先生”。
除了姚子健化名为“熊先生”,很多从事情报工作的都有另外一个名字。姚子健避开耳目去见发放任务的人时,也是只知道化名,而不知道真实身份。
这也是为何姚子健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特工的原因之一,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中,身边的危险太多。
每个人都隐藏着自己的身份,为了不处于危险之中,有些人甚至带着自己的真实身份死去了。
中央特科是党组织设立的隐蔽战线,在这里工作的人很多都不认识自己身边的同事,他们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为革命和党组织默默地做贡献。
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也无法立刻恢复自己的身份,危机四伏的社会,这些地下组织的人随时都会遭遇危险。
而姚子健运送地图的工作在1938年结束,在搜集情报的工作结束后,姚子健跟国民党请假前往香港。
这时候战事紧张,姚子健希望能够为抗日出点力。于是他去往延安,和革命大队汇合。
临走前,在香港情报站工作的潘汉年给姚子健写了两张纸条,上面写着“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
这句话给了姚子健很多安慰,去往延安之后,姚子健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培训部学习。
学习完成后,姚子健就跟随革命的队伍走,他奔波在各大根据地里,为革命工作忙前忙后。而关于在国民党收集情报的工作,姚子健只认为那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
姚子健从来都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存在,自然也不知道原来他早已为中央特科服务过。他被安排进国民党工作时,他也丝毫没有怨言,但是这个身份却给他带来了很多伤害。
在一场乱斗中,姚子健曾为国民党工作的过去被扒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姚子健进行审查,准备将姚子健开除党籍。
这时候,曾是姚子健入党介绍人,也是当时人民法院的最高顾问的鲁自诚立刻为姚子健洗清罪名。
“姚子健当初是潜入国民党的,他深入国民党窃取敌人的情报,为党组织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组织对他的表现有充分的肯定,你们要是想要证明,我现在就可以为他写证明资料。”鲁自诚说。
这下反动派也不吱声了,他们灰溜溜地离开,再也没有打扰过姚子健。
姚子健一直认为自己在为党工作,无论是搜集情报还是奔赴革命,这些都是身为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67年后,在沈安娜确认姚子健中央特科成员的身份之后,姚子健也只是说:“我这是在为党工作,才不管什么科不科。”
2017年,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纪念会里,主办方专门将姚子健请了过来。
此时的姚子健已经102岁了,他身体不是太好,坐在轮椅上参加这次活动。而他的儿子代替他发言,讲述了姚子健的过往。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接受采访的姚一群说:“我父亲说,他们那一代人将自己奉献到革命,而我们这些后辈也应该将青春奉献给社会。后辈也应该多了解前辈的事迹,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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