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昌：毛泽东表哥，到北京酗酒被主席撵回家，去世前仍未能释怀|康有为|文运|梁启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深受百姓爱戴的同时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

当湖南解放后，毛泽东收到了很多家乡亲属的来信，毛泽东是一个很注重情感的人，他忘不了家乡人。

毛泽东感到故乡的温暖之余，却也衍生了让他犯愁的事情，很多在家乡过惯了穷苦日子的亲属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来北京。

毛泽东曾跟身边的人抱怨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了，人家就会说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所以，尽管很思念故乡，毛泽东还是叫来秘书下令说，以后家乡来的信件一律由秘书处理，并且表示：“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

为了杜绝亲属们前来找他安排工作，毛泽东甚至一度不敢回到故乡韶山去，为的就是避免这样的尴尬。

直到1959年6月，毛泽东才回到了阔别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毛泽东是韶山人的骄傲，父老乡亲们都热情地招待他。

毛泽东母亲家的亲戚文家听说了主席来了，一再请求主席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文家所在的湘乡县唐家圫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外公外婆，有他的舅舅，在毛泽东少年时给予了他很多的关爱，然而这一次，由于时间安排得太紧，却没能腾出时间去，他为此感到很对不起外婆家的亲戚。

在与韶山的烈属和革命前辈们合影留念后，毛泽东特别要摄影师将外婆家的客人请到身边来说：“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吧！”

在这一张合影中，几乎囊括了文家所有与毛主席关系亲密的亲戚，却唯独少了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

文运昌跟毛主席的关系与别人不一样，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人，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来，不是来不了，而是压根就不愿意来，因为一些事，文运昌跟毛主席闹掰了，再也没有了往来，并且一直生毛主席的气。

直到两年后文运昌去世，都没能理解毛泽东为何如此绝情，没能给自己安排一份满意的工作，没能给自己“面子”。

文运昌的气是有道理的，在文家亲戚中，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最好，还帮了毛泽东很多次，如今让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都不行，在北京待几天又丢尽了面子，哪里还有过去的兄弟情义？

文氏是湘乡大姓，同韶山毛家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家族，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姊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8岁嫁给了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由于文七妹的前两胎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在生下毛泽东后，便将其带回娘家抚养，在文家人的照顾下，毛泽东顺利长大。

毛泽东的外祖母何氏非常疼爱毛泽东，在唐家圫外婆家里，毛泽东愉快了地生活到了8岁，与外婆家的几位表兄相处极为融洽。

比毛泽东大9岁的表兄文运昌，对表弟毛泽东更是照顾有加，少年毛泽东喜欢读书，自己家里没有，就到文运昌家里去借，毛泽东少年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都是从文运昌家里借来的。

后来16岁的毛泽东读了6年的私塾后，父亲就不让他继续读书，让他在家务农，或者是到店铺里面当学徒，这哪里是毛泽东想要做的事情，他渴望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在毛泽东最困惑的时候，文运昌来到毛泽东的家里，告诉他有一所中西合璧的新式学校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面不仅可以学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学到新知识，当时文运昌正在那里读书。

听了文运昌的介绍，毛泽东就决定要去这个学堂读书，但是父亲毛顺生却不同意，执意要他去学记账，到时候在家务农，老老实实的打理家业。

为了能继续读书，毛泽东就与母亲、舅舅、表兄商量，让他们一起去给毛顺生施压，在娘家亲友的施压下，毛顺生不好反驳，这才答应让毛泽东去读书。

1910年秋天，毛泽东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上学，文运昌的妻子杨氏见到毛泽东带的蚊帐太破旧，还给他换了一个新的白色蚊帐。

毛泽东到了东山学堂，文运昌忙前忙后，不但帮他办好了入学手续，还主动做他的入学担保人。

在此期间，毛泽东想要读什么样的书，文运昌都帮他寻找，比如郑观音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文运昌都能搞得到，这些精神食粮极大的充实了毛泽东的读书时代。

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提及此事，说到：“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这里的表兄就是文运昌，应该说，毛泽东能够到东山学校去读书，后来又有了革命的思想，文运昌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跟人说：“如果当年不进东山高小，恐怕后来进不了长沙城，我毛泽东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可以说，毛泽东在读书时代，也受到了文运昌的不少影响，至今保存下来的一个毛泽东的还书便条中，就有毛泽东给文运昌的留言：“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在韶山去世，当时毛泽东还在北京，日夜兼程赶回韶山奔丧，文运昌早早就到了毛家帮忙料理后事，毛泽东写下了《祭母文》和挽联，都是由文运昌手录，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宣传革命理念，毛泽东多次到湘乡唐家圫进行宣传。

在毛泽东的宣传下，文家的好几位表兄都参加到了农运中来，文运昌也是最支持毛泽东投身革命的表兄，曾担任农协秘书等职务。

1925年冬天，毛泽东在唐家圫与文运昌谈完相关事宜后，在返回韶山的时候，被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得知，率领人马前来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觉察有危险，藏到树林里才脱险，而文运昌则被反动派逮住，下了大狱，遭受了很多苦头，经过多方营救，才获得保释，但是经此一劫，文运昌闹革命的情绪就差了点。

1927年“马日事变”后，韶山一带就处于白色恐怖当中，文家也成为重点照顾对象，一向跟毛泽东交好的文运昌被迫外出避难。

1929年，湖南军阀派人到韶山抄了毛泽东家里的房屋和田产，也将文家“照顾”了一下，毛泽东的八舅也是文运昌的父亲文玉钦再次受到了牵连，被捆绑扣押，进了监狱，经过很多人的保释，才得以释放，但是身体却受到很大的摧残，不久就去世了。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是率领队伍到井冈山，后来又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最终来到延安，几乎与文家失去了联系。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合作的时候，文运昌曾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工作，并且托人捎去一封长信，信的内容已不得知，大概告诉了家乡和亲人的变故，其中也应该讲述了自己想到延安去工作的想法。

从毛泽东的回信来看，他能够接到文运昌的信是十分高兴的，因此动情地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文运昌等亲属的思想之情，但是信里面还有婉拒文运昌来延安工作的话：“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

甚至还提前给毛家的亲属打了“预防针”，要他们不要来找自己：“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没能去延安的文运昌，在抗战中吃尽了苦头，1938年11月，长沙大火时，文运昌在长沙南门外所建的两间小房被焚毁，只能带着儿女凄然回到家乡躲避战火。

为了生存，不得不辗转于各地，所幸得到韶山几位好友的接济，才得以挨到解放。

当时文运昌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困难处境：

乱时亲友相逢少，

焚后楼台人梦多。

儿女始知成重垒，

诗书且喜却愁魔。

可以说，唐家圫文家在毛主席革命时期，因为这份亲属关系，吃了不少苦头，建国后，他们以为苦尽甘来，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文运昌就和其他文氏兄弟给毛泽东写信祝贺，也倾述了从1927年分别以来的悲欢离合，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其中应该也提到要去北京的词语。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解放后，给文家人的第一封信就是寄给文运昌的，表示收到他的来信“极为高兴”，并且祝他和兄嫂子侄们“健康”。却并没有提要文运昌来北京的事情。

1950年1月，毛泽东八舅的长子文南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出面给他弟弟文运昌介绍个工作，因为文运昌是毛泽东亲戚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找份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毛泽东却回复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0年4月19日再次给文运昌回信中说：“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

在这里，毛泽东希望文运昌能够留在家乡，成为他了解地方工作的一个渠道，借此了解社会情况。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工作很忙，就让毛岸英代自己到湖南省亲，并且特意嘱托他，让他到唐家圫看看文家的亲戚。

当毛岸英来到唐家圫，文运昌等人热情接待了毛岸英，并且向毛岸英询问了毛泽东在北京的近况。

在毛岸英临行之际，文运昌还将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存了近30年的毛泽东父母遗像、毛泽东兄弟与父母在长沙的合影等物品交给了毛岸英，让毛岸英颇为感动。

1951年4月，毛泽东给湖南省委去电，邀请自己的表兄文运昌等人前来北京，4月24日，文运昌等人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三天后，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他们。

文运昌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亲自给江青介绍说：“这一位就是当年为我在东山学堂读书作担保人的运昌表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文运昌等人此次在京居住了近四个月，经常在一起畅谈从前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曾对文运昌等人说：“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妈待我如同亲生。舅妈纺棉花，我就在油灯下看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可以说，在文运昌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还能与毛泽东相处甚好，但是隔年第二次进京的时候，文运昌却惹恼了毛泽东。

1952年6月，文运昌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熟悉了环境，也不再拘束，不分场合，有酒就使劲喝，喝多了就胡言乱语，完全成了一个酗酒的人，让毛泽东感觉很难看。

毛泽东经过综合考量，结合了文运昌的文化程度，文运昌后来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也是符合条件的。

然而，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文运昌来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多，当时已经是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的文运昌，本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上工作，却经常来北京，让毛泽东十分反感，只不过念及过去的亲情，舍不下脸面。

直到1953年冬天，韶山毛家的几个兄弟到北京去给毛泽东祝寿，毛泽东就不太高兴，告诉大家，以后“谁也不要来为我祝寿，这样不好。”

结果亲戚中谭熙春就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我们韶山人来了，你就劝不要祝寿，你湘乡的亲戚来了是不是也这么对他们讲呢？听说运昌十六阿公还在你这里，他不是也来为你祝寿的吗？”

虽然是玩笑，却让毛泽东意识到影响已经如此不好，不久就对文运昌说：“运昌兄，你来北京有些日子了，现在趁着有伴，就跟他们一起回乡下去吧。”

文运昌却不在意地说：“我吗？还没打算走哩。”

这一句话让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好，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了！”

可以说，文运昌这次是被毛泽东撵出北京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文运昌离开北京，是因为他不想特殊照顾某一位亲戚，而让其他的亲戚感觉到不公平。

然而文运昌却认为自己与其他亲戚不一样，应该有不一样的待遇。

毛泽东的这一次发火，让文运昌的颜面尽失，而毛泽东不给文运昌“面子”，才刚刚开始。

1954年，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去了一封信，信中开列了文家后代15人的名单，要求田家英适当“照顾”一下，田家英不知道如何去办，因此就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批示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民会要说话的。”

这让文运昌的面子彻底挂不住了，对毛泽东的怨气更大了。

本来毛泽东以为文运昌回到湖南后会有所收敛，谁知道文运昌回到湖南后，心态依然有点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工作也做不好，生活作风也有问题。

对于这些，毛泽东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明确表达了他对亲戚家的态度，在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以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作为亲戚自己是爱他们的，但是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亲戚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有了特殊。

毛泽东的这一封信，其实让大多数文家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都摆正了心态，在毛泽东的教导下，也都知道不能依靠个人关系搞特权。

比如毛泽东另一个表兄文涧泉有一次返乡要坐飞机，毛泽东就劝说：“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

但是文涧泉却说：“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

毛泽东则耐心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我这个国家主席更要带头啊！”

一番话，让文涧泉受益匪浅，此后逐渐摆正心态，多为主席着想，在1959年和1965年两次上京去反应水稻种植密度和农村教育方面的缺点，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些意见都是很宝贵的。

但是文运昌却始终不能理解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表弟已经是国家主席，而自己早年又曾多次帮助过他。

到最后，却只是一个文史馆员，似乎也不是毛泽东给开了特权才担任的，自己确实有能力当干这个工作。

其实，文运昌也没有很贪心，他只是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自己的表弟当了主席，自然要威风一下，仗着和自己的特殊关系，要让乡里乡亲看到自己的“实力”。并且给乡里的后辈包打包票，自己能给安排工作。

将心比心，文运昌的想法本来没有什么错，谁家的亲戚发财了，大家都会跟着借光，中国是人情社会，免不了这些的。文运昌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存什么恶意，只不过是有些缺点罢了。

尤其是毛泽东与文运昌两个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与亲情，中国向来有“娘亲舅大”的说法，似乎照顾照顾表兄弟也是应该的。

但是文运昌却没有明白的一个道理是，毛泽东当主席，不是当官发财了，而是给人民服务的，不能拿着公家的东西，为自己家人服务，任何的假公济私都是不应该的，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