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论敌：梅光迪与胡适|吴宓|学衡|新文化运动|梅光迪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梅光迪是安徽宣城人，两位是安徽同乡。 1909年前后，梅光迪在上海的复旦公学读书，其时，胡适在中国公学。1909年秋，胡适由胡绍庭介绍，梅与胡适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由此建立了友谊关系。

少年彼时的情谊深厚

1910年夏，梅光迪与胡适同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考试，结果胡适考中了，而梅光迪不中。胡适赴美留学之时，梅光迪作《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赠给好友胡适。

文中说道，“余约一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遇适之于舟中，彼此惊喜过望。由是，议论渐畅洽，而交益以密。每浪静月明，相与抵掌扼腕，竟夜不少休止，令余顿忘海行之苦。”展现了他们彼时的深厚情谊。

胡适赴美后，梅光迪对其颇为思念，曾于12月16日致信胡适，其中说道：“去国时竟未得一握手，实为憾事。两读手缄，益念故人。薪胆会之设可谓复仇雪耻之先声……康乃尔农科最称擅长，足下将欲为老农乎？……迪已离复旦，寄居环球学生会中，不久又当归去矣……明春能否入都尚不可靠。 ”

梅光迪

1911年初，梅光迪终于入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不久的3月30日，梅光迪致信胡适说：“迪自正月来京，二月底始入校。……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明之严嵩，在当时文名亦甚好，然至今无人道及。……坚持为学之旨，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耳……近日考试分班，至昨始毕。迪有多门不能及格，今岁西渡无望矣。”梅光迪此时对自己的留学前景感到迷茫。

8月18日，尚在美国的胡适见到梅光迪名列留美学生名单时，“狂喜不已”。这样，堪称兄弟的胡适与梅光迪就要在美国相聚了。

留美时代的文学革命之争

从1911年暑期梅光迪赴美，到1917年7月胡适回国，二人在美国交往了六年之久。

胡适与梅光迪性格不同，胡适属于追求事功的人物，立志将来要做“国人之导师”，梅光迪则慎言入世，追求高尚人格、君子风度。胡适善于演讲，以表现自己的才华，博得赞誉与声名，梅光迪虽然才华并不在胡适之下，但是没有胡适那般活跃。

胡适起初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但是自己的兴趣逐渐的转移到了文史，打算转校学习哲学，就此事征求过梅光迪的意见。1912年3月5日，梅光迪致信胡适：“来书言改科一事，迪极赞成……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

梅光迪预言胡适为“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的“一代作者”，是 “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可见梅光迪对胡适的推崇与期待了。

后来，梅光迪进一步指出：“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之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并指出“文学革命”之法有四大纲，启发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八大纲。

1915年夏天，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在绮色佳旅游，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遭到任、梅二人的反对。 9月17日，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在诗中便提到“文学革命”；9月20日写了一首答任鸿隽的诗，其中两句：“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梅光迪则反对说：“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 ”

后来，梅光迪进一步指出：“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并指出“文学革命”之法有四大纲，启发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八大纲。

可见梅光迪最初也不是完全的文学革命的反对者，而是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建言者，只是路径、方法、程度、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不同而已。

1916年，在梅光迪致胡适的两封信中，梅光迪终于道出根本的态度：“弟之所恃人生观在保守的进取，而尤欲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辨别今人之‘新思想’”；“来书敬悉，迪前函不过自道所经历，并非藉之以按暗攻足下之‘人生观’，而足下来书云云，冤矣……来书所主张之实际主义与弟所恃之Hi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

从那时起，梅光迪不仅从文学观上反对胡适，从文化观上也开始反对胡适。

学成归来后的学派之争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一时暴得大名，成为学界新宠，不久在北大任职，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吴宓

1918年春，胡适邀请梅光迪任北京大学教授。梅光迪回信说：“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过问矣。”可见，梅光迪与胡适式新文学运动大不以为然，期待有人“另倡新文学”。

与此同时，梅光迪还开始在哈佛寻找“同志”以便回国与胡适“作战”。据学衡派的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里回忆：“彼（指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1919年10月梅光迪回国以后，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化主张，与吴宓、胡先骕等人一起创办了《学衡》杂志，与胡适的新文化派唱起了反调，二人在留学时期对文化观的分歧这时候逐步走向了公开化。

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说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用词严厉不留情面，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味道。

梅光迪信奉白璧德学说，他认为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批判，即须审慎的选择，终极目标在建立一个融贯中国传统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一方面由中国传统中衍生，一方面自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中得来。这与新文化中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自然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