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叶茂　源远流长

——论《客家通史》是客家学的典范之作

□周可佳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一般是用来形容家族的褒义词，很多人也用来形容客家人的家族风貌，今天我却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林开钦先生所著的《客家通史》。我认为，这部作品正是因为首先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从正确的方法论入手，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确的理论就是深根，正确的方法就是远源，根深才有叶茂，源远才有流长。所以这部巨著不仅是一部客家学的典范之作，其实也是客家人的精神的真实体现。
众所周知，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不少客家学的著作，文章则更是数不胜数，最近还有很多客家学的丛书在陆续出版，这些论著对推动客家研究当然有很大贡献。可是我们如果对比这些论著和《客家通史》就可以发现，很多作品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应该在实践之前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深刻领会，加以运用，能事半功倍，走对方向，取得成功。
创新固然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是如果片面追求新颖时髦，而忽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这种表面的新颖恐怕就不能称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确实推动了科研和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在这其中引入了很多所谓的海外新奇观点，其实有失偏颇，经不起推敲。这些观点，或是一时无心之过，或是有人刻意而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辨析这些观点的失衡、失真和失误。我们需要知道，很多错误的观点不是由国人首先提出，而是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经过港澳台引进的西方观点。我认为《客家通史》最可贵的地方就是首先以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使研究全程处在正确的方向上，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全面、均衡、客观的思维贯穿在全书的每一个细节，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方向明确，避免混乱
研究客家人，首先要定义客家人。客家人的文化特征很多，最显著的是客家话。书中第3页总结此前的研究，强调客家研究应该综合正史、方志、文物、族谱等诸多方面的论据，体现了作者的视野宏大，思维缜密。第9页又说：“客家人形成了以中原汉文化为主导的客家文化，其他民系也有自己的文化。就语言为例，客家人讲客家话，福佬系、广府系的民众听不懂。但在客家民系系统，世界各地客家人讲客家话不用翻译，语言相通。”我认为这几句话非常关键，客家话是识别客家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第391页列举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色，第一项就是客家话。
我们发现很多客家学研究的文章，强调客家人是在明清时代甚至近现代才形成，从来不提客家话的问题，他们如果想到客家话不可能晚到明清才形成，还会写出客家人是明清以后形成的结论吗？就我所知，语言学界没有一位学者认为客家话是明清以后才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既然客家话是在明清以前形成，客家人怎么可能是明清以后才形成呢？这些学者犯错误的原因就是没有从宏观的视角考虑问题，剑走偏锋，自然有所纰漏。
曾有一部客家学著作，最近又在某客家学的丛书再版，这本书仅从族谱这一项论据出发，认为客家人和福佬人等其他民系的血缘密切相关，进而就得出客家人和其他民系难以分辨的观点，全书到最后也没有接近客家人为何形成的问题。这本原来仅有10万字的小书，最近再版时因为补上很多单篇文章，看似厚了一倍，其实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客家人和其他民系在历史上自然有所融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融合没有改变各个民系的主体。如果改变了，客家话和福佬话、广府话还能有如此大的差异吗？
另有一部客家话的著作，作者是香港的客家人，全书强调客家话和广府话等其他汉语方言的相通之处，但是真理有时向前再走一步就是谬误，作者进而认为客家话和客家人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标签，我认为这就是有失偏颇。作者的本意可能是为了消弭族群矛盾，促进社会融合，可是很多表述经不起推敲，很多观点未被学界接受。客家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的相通之处，语言学家早有深入研究，这些相通之处不是各汉语方言的主流，不能主次不分，不能因为这些相通之处就认为各汉语方言不存在。客家话不是其他汉语方言，甚至不需要语言学家来认定，任何一个普通的客家人和其他方言区的人简单对话几句，双方就可以知道文化有所差异。所以有些学者片面强调所谓客家人是人为制造的标签，这种观点恐怕不合实际。客家人不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群，而是在历史时期长期自然形成。这种错误的观点，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地域的自然特点、群体的互动关系、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便是古代的皇帝也不可能轻易制造出一个人群，一个庞大的民系岂能是一些人能够创造出来的呢？
我们现在主张维护祖国统一，主张推广普通话。但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抹杀客家话和客家人的特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无的放矢，陷入迷途，不仅不些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也使读者无所适从，耽误时间。《客家通史》对客家人的的定义从一开始就很准确，抓住了问题的主也要矛盾，才使很多问题迎刃而解，避免使研究陷入迷途。
二、扬弃升华，贯通古今
罗香林是客家学开拓期的大家，《客家通史》首先肯定罗香林学说的重要价值，就是关于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的论述，《客家通史》又认为“中原客家五次南迁”说忽视了客家民系是唐末宋初至宋末元初形成的，混淆客家先民和非客家先民的界限，混淆客家人和非客家人的界限，造成了客家史的混乱。
我认为这两点非常关键，《客家通史》首先是肯定了罗香林的功绩，其次是指出罗香林的失误，是对罗香林观点的扬弃和升华，这是一种完善和修正，这就是重要的学术进步。《客家通史》纠正“中原客家五次南迁”的错误说法，是因为唐末宋初前中原没有客家。
如果我们不能指出罗香林的失误，就会有人有意利用罗香林的失误，提出客家人和非客家人的祖先都是中原南迁，难以分辨，进而得出客家人和东南其他民系都是人为制造、都不是源自中原汉族等很多错误观点。我在上文列举的一些客家学著作就有这种错误意识，《客家通史》看到了他们的这些错误倾向，所以力图扭转这些认识的偏差。
我认为《客家通史》不仅对历史事实的把握非常到位，对当代研究状况的辨析也很清楚，真正做到贯通古今，既能以古代的历史经验来教育今人，又能以今天的社会需要来研究历史，值得我们学习。作者之所以能贯通古今，是因为作者既熟悉当代社会，又认真研究历史，非常难得。如果是光熟悉当代社会，而不能认真研究历史，则不能用厚实的学术著作来反驳错误的观点。如果光认真研究历史，而不熟悉当代社会，则容易陷入很多迷茫和歧路。
三、抓住重点，解决问题
寻根问祖是人的天生愿望，不仅客家人有寻根问祖的愿望，世界上很多民族尤其是移民为主的国家都有寻根问祖的风气。比如美国犹他州有世界上最大的家谱数据库，当代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等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了很多寻根问祖的网站，利用各种现代技术使人更方便地寻找自己的祖先脉络。
客家学的诸多研究课题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客家人的形成问题。越晚近的历史，因为史料越丰富，所以写出的内容虽然会很多，但是研究的难度总体上不大。所以《客家通史》的前言第四点强调全书突出重点，兼顾面上，这个重点就是解决客家源流问题。全书事实上也确实做到客观、准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第十三章总结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四个特征：脉络清晰的客家先民、特定的生存条件、特殊的历史年代和独特的客家文化。这四个角度，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思考周密，形成一个完整的客家学的学术理论体系，有效地解决客家人的形成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不是从这片青山秀水走出的人，很难体会对家乡的情感。《客家通史》第九章专门论述客家特色的生态文化，呼应客家人形成的地域原因，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的眷恋，对生态的关怀。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全书从中华民族的宏观视角来思考客家人的形成，多次强调赣南、闽西和粤东都是客家的祖籍地，我认为这个观点确实高屋建瓴，不仅避免陷入狭隘的地域纷争，落入一些无谓的争端，化解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更为关键是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赣南、闽西虽然比粤东更靠近中原，但是从秦始皇在广东设立南海郡开始，广东历史上汉化的时间也不算晚，东南各地都是很早开始汉化，各地的汉化进程有密切互动。我认为这种全局的思考，还能有效避免很多人陷入客家人是明清乃至近现代形成的错误思维，有错误的观点认为客家人是清代广东土客械斗之后才形成，这种错误的观点形成的一个因素就是片面地认为广东的客家文化是很晚形成。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的赣南、闽西和粤东一直是密切互动的地域，就会有助于扭转这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有大量宋元时期的史料表明，宋元时期的赣南人、闽西人为了获得食盐，常年集体去广东沿海贩盐，还有很多其他经贸和文化的密切交流，所以我们确实应该多从赣南、闽西和粤东的整体视角思考客家人。　　　　　
除了客家人的这个核心分布地和外迁大本营，全书也有相当长的篇幅论述客家人向国内其他地方和海外的迁徙，特别是有第六章专门论证客家人迁入我国台湾省的历史，第七章专门论述当代客家人的迁徙，这些问题也是客家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客家人在海外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推动客家人的国际影响力，有力地回馈客家祖籍地的建设，推动我们研究客家人的形成问题，进而有力地维护全民族的大团结。
综上所述，《客家通史》不愧为客家学的典范之作。这本书的总字数不到30万字，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客家学的著作在字数上超过这本书，但是在总体价值上则未必。我认为《客家通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客家学研究的精确准则，扭转客家学研究的价值偏差，重建客家学研究的总体框架，指导客家学研究的前途方向。鉴于《客家通史》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深厚的学术研究、精确的语言表述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客家通史》应该向所有客家学的学者和全世界所有的客家人推广。
(周可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本文摘自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客家》杂志，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