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毛泽东从一师毕业，按理说，毛泽东本应是放松的，欣喜的，因为可以一展身手去践行自己的理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时的他，看上去却显得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刚毕业时候的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这种内心的隐痛，不是因为自己对别离之情的不舍，而是对当时政治生态的严重失望。

1918年，首都北京正上演激烈的府院之争，而两湖一带，南北军阀更是大打出手。3月26日，北军占领了长沙，皖系首领张敬尧被委任为湖南督军，张敬尧上任后，不仅对全湘施行高压统治，而且对湖南的教育，也是摧残殆尽，使知识界几乎到了无学可求的地步。

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一个人想要谋生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去践行理想和抱负了，在给黎锦熙的信里，毛泽东形容当时的自己：“对国家、对人生、对教育作何主张，均感茫然未定。”

就在毛泽东苦闷之时，老师杨昌济突然从京城传来消息：“北大蔡元培校长，正筹备勤工俭学，汝等若能抓住此良机，就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初听这个消息，毛泽东一伙都高兴极了，蔡和森当场大叫：“妈妈，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我可以去法国了。”而毛泽东更是满脸笑容，心花怒放。萧瑜感叹地说：“当时，先生的信，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起了赴法的美梦。”

就在大家兴奋之余，有人泼来了冷水，他说，如今连那些北大清华的学子，想出国深造都凤毛麟角，这等好事又怎么会落到我们这头上。他的这些话，让大家一下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仔细想想也是，当时在中国，留洋的路径无非就那么几种：一是官派留学；还有就是一些富家子弟凭借家里们的资助，自费留洋。所以冷静地一想，大家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但是杨先生总不会骗他们，于是经过协商，决定派蔡和森先到北京打打前站，向老师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蔡和森走之后，同伴们都急盼他的回音，隔了数日，终于等来了消息。据蔡和森讲，这次进京在老师的引荐下，他拜访了蔡元培和李石曾两位先生，通过两位先生，他们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有大批青壮男子，殒命沙场，现如今大战已近尾声，而作为战胜国的法兰西，他们急需战后的复兴，为了弥补劳力不足，于是，该国决定，到中国和东南亚一带，招聘大量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可这招劳工，又跟勤工俭学，怎么扯上了关系？毛泽东他们还是有些不解。

蔡和森在信中解释说，为了此事，他专门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据该负责人讲，这次劳工赴法，他们最初的设计，也只想招些技工出去，后来这件事，被蔡元培和李石曾两位先生听说了，他俩都觉得既然机会这么难得，与其派些没文化的劳动力过去，倒不如借此机会，派一些有志向的欲有作为的青年。劳动力过去，无非是免费替人打工，而知识青年却能开拓视野，学习先进知识。在二位先生的斡旋下，侨工局决定划出部分名额，这才有了让一些年轻人赴法深造的机缘。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

读了蔡和森的来信，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突然他们又听说，留法信息散出后，其他省份青年，也在纷纷进京，想要争取这点名额。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他们真有点急了，生怕去晚了，这个机会，会被别人抢去，所以，在接到蔡和森的信才不过两日内，毛泽东就和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等好友，匆匆打点行装，风尘仆仆上路了。经过三天的颠簸劳顿，8月18日，他们终于到了魂牵梦绕的北京。

刚到京城没多久，现实的残酷给他们上了一课。由于钱没带够，几人只能住在一间小房里。说起那时的拥挤，毛泽东也不禁慨叹：“我们几个人，全挤在一条炕上，连呼吸都非常困难，甚至想要翻个身，都得和身边的人，打声招呼。”

除了住宿的拥挤，吃饭之事，也颇让大伙犯难。南方与北方的吃食习俗有所不同，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大多吃的面食，而在当时在北京，想买大米，也不是件容易之事。刚开始时，大家还去过小餐馆吃饭，但为了经济起见，大家只好自己买面粉起火，结果在和面食这件事上，还闹出了不少笑话。罗章龙在回忆中写道：

“有一天，我买了个脸盆，轮到萧瑜执伙时，萧瑜就拿盆来和面，想给大伙做顿面条吃，结果，却被他做成了一盆浆糊，众人回来时，尽管肚子很饿，可面对这盆浆糊，还是不知如何下咽。”

来到北京之后，已经差不多是秋天到冬天了，天气慢慢转凉，他们又遇到了防寒保暖的新难题。当时几个人只带了一件大衣，由于囊中羞涩，没钱买买衣服保暖，所以，他们商量着，谁外出办事谁就穿大衣，轮流穿着。可尽管如此，因为衣服的单薄，他们中好几个人，还是被冻得生病了。

因为有理想的支撑，生活的艰辛困苦并没有压倒他们，毛泽东和同伴们都在想法苦中作乐。例如，闲暇之时，他们写诗作赋，下棋谈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去小摊上，品尝美味的京城小吃。然而，就在大家沉迷于未来的憧憬之时，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了。

为了支持勤工俭学，华法教育会曾做过承诺：赴法青年，除了要自买船票，其他方面，诸如赴法前的培训费用，以及初到法国的生活开销，都将由他们教育会来承担。然而，留学的机会吸引了大批青年进京，他们都想获得这个机会。于是，教育会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再负担这方面的相关费用。

这个消息，让毛泽东这一行人如坠冰窟，他们算了一下，除开在京期间的衣食住行，请老师培训法语这笔开支就不小，再加上留法时候的消费，每个人摊下来，都得好几百元。这么大的一笔费用，让人难以招架。罗章龙回忆录中写道：

“湖南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华法教育会，却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

可以说，这个音讯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情沮丧，不知如何是好。马上打道回府，返回长沙，肯定心有不甘，但硬等下去，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在各位同伴愁眉苦脸之时，毛泽东却安慰说：“唉声叹气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联络人想办法，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此事就一定会有希望。”

◆1918年的北京故宫，庆祝协约国胜利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大家都振作了起来，他们开始筹款，而在筹款的过程中，有人向他们透露，说清末铁路修筑风潮中，湖南乡绅曾为粤汉铁路，筹款三百多万元，后来由于发生辛亥革命，结果这笔巨款，并未归返湖南，而是存放在了北京银行，由熊希龄、范静生等士绅把持，别的不说，光这笔钱的利息，就不算少，你们这些学生，如能说动这帮人，留学的费用，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经人这么一点拨，毛泽东他们顿觉有门，于是，立即去找熊希龄、范静生两位官绅，请二人鼎力相助，谁想，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恳求，两人竟一口回绝。毛泽东他们一看软的不行，就不客气地暗示说，如不拿出钱来支持这次留法，便声言，要带学生进行查账。为了缓和舆论攻讦，熊希龄、范静生两人答应，将从此款中提出部分钱来，以津贴的名义，作为湘籍赴法学生的费用。最后，总共提取了16000元，每人发放400元钱，这才使留法之事得以成行。

留法的款项落实了，同伴们心头的愁云也散去了。经过一番筹备，大家终于迎来了留法预备班开学的这一天，然而，令他们奇怪的是，此次筹款的最大功臣—毛泽东，却没有来上培训课。起初，别人都以为他病了，于是下课之后，就赶紧结队去看他，哪曾想，一进屋，却见毛泽东正坐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根本没有病的样子。为此，有人不解地问：“润之，你怎么不去上课呀？”没想毛泽东却回答说，他不打算出国了。“什么？不想出国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几乎都愣了。

的确，毛泽东的此举，也太出人意料了。留法的事情，毛泽东在同学中出力最多，而当这一切水到渠成时，他却变得踌躇不前，他这又是为个啥？

萧瑜曾回忆说：“虽经我们的努力，船费已减至一百大洋，但这对润之来说，仍是笔不小的数目。润之也知道，当时，是无人会借他这么一大笔钱的。”萧瑜的这句话，听上去弦外有音，其意很明显，无非是想说，毛泽东因缺钱，才放弃了赴法的机会。那么，果真如此么？

其实与毛泽东相比，蔡家的情况，则更窘迫。蔡和森从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失业在家。他跟母亲、妹妹挤在岳麓山下的一所小房子里。那时，蔡家的生活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

以蔡家当时的条件，蔡和森没有放弃赴法机会，并帮妹妹蔡畅也买了一张船票。毛泽东家的条件比蔡家确实要好点，不可能拿不出一张船票的钱。所以毛泽东放弃留法机会，显然有其他原因。

◆蔡和森与蔡畅兄妹

萧瑜又曾讲：“除了钱的因素，在外国语言方面，润之也有不小的障碍。比如在学校，他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

这个原因其实更不成立，这是大多人把萧瑜开玩笑的话语牵强附会到这上面来，试想一下，毛泽东准备去的又不是英美，而是法国，这跟英语的好坏，关系并不大，至于说到法语，他们这帮人都是零基础，否则，为何非用半年的时间，进行留法前的培训呢？

除了这个不成立的原因外，又有人提出，毛泽东之所以拒绝赴法，是因为他正打算留俄，为此，还列出了言之凿凿的证据。比如，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就曾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顿往俄，而叔衡则想留法，我为此劝他，留法不如留俄。”

其实，这封信的是1920年时毛泽东写给陶毅的，与1918年隔了两年时间。而1918年夏，苏俄政权成立不久，正遭四面围攻，国内环境并不是很安稳，俄共那时候的心思都放在抵御外敌上。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俄共关系也非常差，甚至到了相互敌视的程度。所以1918年想去留俄的这种想法根本就难以产生。

而在1920年毛泽东产生留俄想法原因是，当时苏俄抵抗外敌成功，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苏俄愿意向全世界宣传革命，接收留学青年，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也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心生向往，而北洋政府与苏俄也化解了部分矛盾，解除了敌视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有了留俄想法。由此可见，毛泽东至少在1918年夏天的时候，没有产生留俄的想法，他的留俄想法是在两年后产生的。

其实，毛泽东产生放弃留法的机会的想法，也是在他面对北京各种风土人情和信息碰撞后才产生的。他有着他自己的深重考虑。他觉得：留在北京比留在法国能学得更多，能见识更广。

翻开毛泽东的自传，在1918年9月的时候，毛泽东曾讲：

“九月的时候，他恳求请老师杨昌济，帮他找份工作，杨昌济就把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与李大钊见面后，他决定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并答应每月可给他八块大洋的薪水。”

这份差事的出现，让毛泽东很是犯难。这是份固定的差事，不是干了几个月就可以不干的临时工作，选择它就意味着放弃留学机会。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去北大上班。毛泽东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其实是非常理性的。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大期间

首先，勤工俭学生在法国，需要时间去适应，而对毛泽东来说，时间相当宝贵。再者，他认为在法国能学到的东西也并不比在北大多。至少，在北大，毛泽东可以用工作的业余时间去课堂上旁听。在本质上，留北京与留法国都是勤工俭学，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面对不可知呢？

更重要的一点，在图书馆当差，可以博览群书，增长见识。要知道当初在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才跟校长孔昭授要到了学校图书馆钥匙，如今在北大这座最高学府的图书馆里能日夜看书，毛泽东哪有拒绝的道理？

另外，新民学会成立之初，由蔡和森、萧瑜、毛泽东三驾马车领导，如果他们三人都去赴法留学，国内新民学会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阻碍，所以，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再有，早在一师时，毛泽东就曾将陈独秀、胡适二人奉为楷模，如今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指导，这个梦寐以求的良机，毛泽东自然也不愿错过。当然，能在李大钊手下当差，也让毛泽东深感欣慰，毕竟，有这位名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这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上的幸遇。

其实，在出国这件事上，之所以众说纷纭，争来争去，最根本的误区，是一些人总是用现代人的习惯性思维，去看待毛泽东。他们认为出国留学再怎么样也能弄张留洋的文凭回来，总比在北大旁听来的强。然而他们不知，毛泽东这个人，在乎的是学到东西的过程与价值，他最不在乎的，就是在他看来徒有其表的文凭。

◆李大钊纪念馆摄影图片

当初，湖南省立一中可是全湘第一重点，而毛泽东这名中考状元，就因该校限制多多，就曾毅然辞学，自断高考之路，去到湖南省图书馆自修。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也没把文凭当回事，否则，就不会因不守学校规矩，几次差点被开除。

还有，这次进京前，虽然，杨昌济鼓励其他人赴法勤工俭学，但在私下，“他却希望毛泽东能考北大。”然而，对老师的这份要求，毛泽东却婉言谢绝了。对考北大，还是勤工俭学，毛泽东更看重后者；对当图书管理员，还是出国深造，毛泽东又宁可选择前者。

在毛泽东看来，成为北大的正式生，就要应付各种考试，也要去上各种课程，很多时间就不得自由，而旁听生则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课程去选择，这种读书方式才是他向往的，尽管拿不到文凭，但毛泽东毫不在意，因为学到的才是自己的。

在自传中，毛泽东自己也说，他之所以不愿去欧洲，“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不够了解，是想多花时间，留在国内，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解释，与他想留在北大，一点都不矛盾。

首先，当时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留在京城，不仅可近距离观察中国时局的变化，还可经常跟杨昌济、黎锦熙等人讨论国内社会问题。

其次，当时北大是中国的学术中心、思想阵地，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都对中国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经常聆听这些思想巨擘的启蒙，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对中国的实际，有着更加透彻的理解。

为此，给周世钊的信里，毛泽东还列举了留在北大的诸多好处：在这里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时间内，就求得更多的知识。

◆毛泽东在与北大图书馆（油画）

毛泽东选择放弃留法机会待在北京，这正是他理性独立思考的反映，他坚信只有先打牢自己的文化基础，然后深入中国国情，在积极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北大图书馆恰恰给了他这个平台，在图书馆的日子里，毛泽东汲取了大量不同的知识，也受到了各方名人的教导，这为他以后创建指导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