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上盛行着一股很有趣的思考：何谓“剥削”？资本是否就意味着剥削？事实上，虽然“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一种十分完美的社会模式，但它有着极其严苛的基础条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又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事实上，以计划经济著称的苏联，基层百姓也曾被短暂地剥削，大佬们对“新社会阶层”的存与废发过愁。

咱不妨先讲一讲那段历史的背景。1927年底，苏联高层通过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此举直接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寿终正寝，而要知道，仅仅在数年之前，斯大林还支持继续延续列宁时代的诸多经济政策，他的主张遭到了诸多同僚反对，苏联高层还因此形成了“新反对派”，掀起了又一轮残酷的斗争。

客观而言，虽然“新经济政策”在许多问题上拎得并不清楚，甚至其中的许多措施带着明显的目的性与过渡性而与苏维埃政权的初衷相悖，但它的积极意义与进步性是绝对无法忽视的。这套经济政策直接避免了当时苏俄社会新一轮动荡的爆发，为苏联社会带来了久违的活力，它甚至给了后来的我们以许多宝贵启示。然而到了1924年列宁逝世那会儿，苏联高层却围绕着“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讨论。

题外话说得有点多，但我们从中足以窥得“新经济政策”在当时时代下的特殊性。而依托于这套政策，苏联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耐普曼阶层”的新社会阶层。通常情况下，耐普曼被分成四大类，其中囊括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非劳动作业者、商人、企业主甚至是投机者。这些人在成分上带着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其中一些富裕阶层，若按照咱们如今的话来说便是“资本家”。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经济政策”被迅速废止，耐普曼阶层也被打为“阶级敌人”，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却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很重的戏份，影响深远。

1922年初，身体有恙的列宁正在乡间别墅养病，收到了一封来自哈默的电报。后者在其中提到，自己的一列火车在运货途中被某车站站长卡住。这名站长想讨点好处费，让哈默给个几千斤粮食“意思意思”。列宁得知后不但立马给哈默开了绿灯，还毙了那名倒霉的站长。

总之，作为国家领导者，列宁看得很单纯也很理智。在苏俄最需要经济建设的时期，这些能为俄国社会带来发展的角色都被当局视为“座上宾”。以目的考量手段，列宁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暂时放在了一旁，为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喘息。而就在这个难得的间隙，苏俄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阶层”都得到了较大发展。根据文献：截至1927年，苏俄耐普曼阶层总人数达到了3211000人，占据总人口的2.2%～2.3%。从总用来看，这一小撮人在社会中充当了“纽带”与推动作用，将社会物质资料变成钞票，为苏俄社会填补所需，给国家带来了切切实实、肉眼可见的发展。然而，就在耐普曼阶层蓬勃发展的同时，他们的末日也悄然临近了。

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且不说苏维埃社会其他阶层如何看待耐普曼们，但这个阶层内部的贫富差距就大得吓人。根据文献：截至1927年底，居于耐普曼阶层底层的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等平均收入在257～303卢布之间，当年工人、国有企业职员等平均收入在327～389卢布之间，相差其实并不大，而前者反而更逊一筹。而令人惊讶的是，同为耐普曼阶层的企业主平均收入能达到2603卢布，而经纪人、投机者等收入更是高达4125卢布，与基层劳动者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甚是骇人。

事实上，从列宁手中接过头把交椅的斯大林还是很理智的，他充分认识到耐普曼阶层对贫穷落后的苏俄社会争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1924年的那场讨论上，他力排众议支持布哈林的建议，延续“新经济政策”的大部分措施。正因此举，高层内部形成了针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甚至是后来的“反对派联盟”。而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在苏联社会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便坚定摒弃了贻害无穷的旧措施，革了耐普曼阶层的命。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耐普曼阶层在苏联国内大体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勃勃的两个“五年计划”，年轻的苏联因此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