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17年11月(俄历10月)，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在取得政权后即公布了和平法令，宣布采取全新的对外政策，废除秘密外交。不久，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日本及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将沙皇政府独自或与日本及协约国一道利用这些条约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到的一切交还中国，并建议与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中俄密约、1901年辛丑条约及1907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但协约国各国驻俄使团以布尔什维克不能代表全俄国，且其掌握政权时间长短难料为由，主张各国暂不承认苏俄政府。如必须与其进行有关交涉，应采取非正式交涉的方式。北京政府追随了列强的这一共同方针。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回避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的会谈，而只派使馆秘书以私人身份进行接触。这样的接触，自然不会取得什么成果。1918年2月，北京政府又跟随协约国列强撤回了驻俄公使。不久，两国间的非正式交涉也告中止。
1、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向第五次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具体说明了对东方国家的政策，重申“俄国不仅准备自行放弃那些权利，而且要与东方人民一道共同争取清除这种令人发指的不平等现象，并使东方各国人民有可能恢复其失去的自由”。关于中国，他表示苏俄“将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夺取的一切，恢复中国在最主要的商业运输线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主权”，撤回驻华使馆的卫队，放弃旧俄政府以种种借口强加于中国的赔款等。
1919年夏，苏俄红军击溃高尔察克白卫军，进军西伯利亚和俄远东地区。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尽快消灭高尔察克军队，苏俄政府决定加强对东方的工作，与正在觉醒的中国建立联系。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宣言表示，苏俄政府愿将中东铁路及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的租让权，“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在苏俄政府“废弃所有各种特别权利及俄商在中国占有之一切租借地后，任何俄国官员或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伊等犯罪，应照中国法律受地方审判。在中国地方上，只能有中国人民之权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种权力或他种司法”。
苏俄政府还表示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建议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与其会晤，以期建立友好关系。
但是，这一宣言并未立即传到中国。当时苏联的国内战争尚未结束，高尔察克军队占据着西伯利亚，苏俄还面临着列强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与外界邮电不畅。直到进军西伯利亚的苏俄红军占领伊尔库次克后，中国才有机会得知了这一宣言。
1920年3月3日，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在致中国驻该地领事馆的照会中，转达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北京政府于3月26日收到领事馆转交的宣言的法文本。在此同时，苏俄还向中国驻海参崴领事和督办边防处驻哈尔滨官员张斯麟递交了宣言。另外，苏俄还通过电台和报纸发布了这一宣言。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挫折而对列强普遍失望的中国民众，得知苏俄的这一宣言后反响强烈，对苏俄新的对华政策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态度。
在北京政府的一些要人中，还存在着一种极不应该出现的糊涂认识，认为苏俄政府宣布放弃的权利，它现在本已无法享有，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当时代理外交部部务的外交次长陈箓就曾表示：
“就宣言书中所指各节而论，如庚子赔款，本不能付与该派，无待该派之放弃；如领事裁判权，该派之人，本不能入中国之境，服从中国法律与否，一时尚谈不到。以此种种情形,该派宣言，可谓毫无实际”。
当北京的中央政府尚在犹豫之时，新疆伊犁地方当局已与苏俄就两地交往中的问题展开了谈判。5月27日，双方代表签订了《伊宁会议定案》，决定互设商务和交涉机构，以处理外交与通商事宜，俄货来伊或由伊运货回俄，“均须依照新疆统税章程于中国税关纳税”，“两国人民因贸易发生争端时及所有民刑诉讼各事，均以驻在国法律裁判执行之”。旧俄在新疆地方所享有的协定关税权和治外法权由此便正式废除。这是苏俄对华宣言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
为了打探虚实，北京政府决定派员去苏俄作实地考察。1920年6月，督办边防事务处派出陆军中将张斯麟一行进入远东共和国，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尽管张斯麟并没有北京政府的全权证书，但远东共和国政府还是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了张斯麟代表团。
在与俄人的接触中，张斯麟目睹俄人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急切之情，曾多次建议北京政府抓住这一时机。他在9月15日致督办边防处电中指出，现在俄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日益巩固，意大利等国已经与其订立了暂行通商条约。而中国与俄国接壤，过去交涉很多，俄国一直是“著名交涉难办之邦”。
9月18日，张斯麟再电督办边防处和外交部，报告蒙古和新疆回族已秘密派人来俄，“情形实属可疑”。现在中国应立即与俄商谈订约，以防范一切妨害。他曾两次前往俄外交部，根据他的观察，俄人“所提取消一切旧约等条，实与我有益无损。设令拒绝，在我，则失良机，在彼，必以我懦不足恃，届时另生他策，结合蒙古，并派员与他国订立条约，协谋中国，危害滋大”。
2、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
张斯麟要求外交部迅速决定应对方针，以免贻误时机。
然而，张斯麟得到的却是一纸让他“即日回国”的电令。苏俄政府虽不知这一中国代表团的真实内情，但他们对代表团的无所作为显然是不满的。为了加快谈判进程，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向张斯麟提出了由他署名的照会，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史称第二次对华宣言。
宣言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原则，它包括以下8项要点:
（1）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2）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按照互予最惠的原则缔结商约。
（3）中国政府承诺不支持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和组织，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将来签署中俄协定时须将留在中国境内的反抗苏俄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留，并引渡给苏俄政府，其武器、物资、财产也务必移交给苏俄政府。
（4）凡居住在中国的俄国公民当一概服从中华民国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在俄国的中国公民服从苏俄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5）中俄协定缔结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的旧俄外交人员断绝往来，并把他们驱逐出中国国境。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财产和档案将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6）苏俄政府放弃庚子赔款，并要求中国不得将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及团体。
（7）中俄协定签订后，两国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机构。8.另行签订关于中东铁路的专约，并邀远东共和国参加订约。
尽管张斯麟要求留下继续交涉，尽管苏俄政府也一再加以挽留，但北京政府仍坚持成命。苏俄政府对北京政府此举虽然不满，但为了促成两国关系的建立，苏俄外交部还是为张斯麟一行举行了气氛热烈的欢送大会。
更为难得的是，列宁还出面接见了张斯麟代表团。张斯麟回国时带回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原本。但北京政府外交部直至1921年2月1日才回复苏俄，表示愿意寻找机会，与苏俄开始谈判。
大致在张斯麟代表团访苏的同时，远东共和国向中国也派出了一个以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团长的代表团，谋求在两国间缔结商约，并由此建立国家关系。但是，当该代表团在1920年7月间到达恰克图时，由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担心接受这一代表团访华会得罪列强，尤其是日本，拒绝给优林代表团颁发入境护照。
幸而不久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战败，政权转到了直系手中，北京政府对苏俄外交才摆脱了对苏俄持较强敌视态度的日本的影响。而此时，英国和意大利已经开始与苏联进行商务谈判。因此，北京政府作出了同意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华，中方给予非正式接待的决定。
列强中仍有一些国家反对中俄接近。法国公使柏卜劝告中国不要与苏俄代表进行政治谈判，优林来华的目的显然是要推动中国承认苏俄政府，中国对此须加特别注意。北京政府外交部驳回了这种蛮横的要求，指出和约既已签定，则中国已不受过去协约的束缚。而且，中俄领土相接，中国更有与俄国开议的必要。
3、列强的反对
8月26日，优林代表团抵达北京。优林声称，苏俄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权代表的资格。因此，他既是远东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也是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优林重申了苏俄政府关于废除中俄间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并敦促北京政府迅速停止旧俄使领的外交待遇。
在经历了将近三年的观望之后，北京政府认定旧俄复国无望，而且，失去政府支持的旧俄使领人员在履行职责管理俄侨等方面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因此，北京政府决定采取有关措施，收回丧失于俄人的一部分中国主权。
1920年9月21日，北京内政部提出《管理俄侨办法》和《对于汉口、天津俄国租界接管办法》。其中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俄侨，“须服从中国现在及将来随时颁布之法令章程”。津、汉两市的警察厅长暂兼特派俄国租界监理员，其对租界的职权为：管理租界内警察及其他行政事宜；实施警察处分及其他行政处分；监督自治事宜。租界自治会议的决定，不经该监理员的同意，不得施行。租界内原有一切管理章程包括警察条例和税则等，暂准照旧办理，但与中国现行法令相抵触者，可予停止或变更。
9月23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内称，俄国近年战团林立，党派纷争，统一政府迄未组成，致使中俄两国邦交暂难恢复。
而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实无由继续履行其负责之任务”，现决定将现在驻华之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同时表示，“对于该国内部政争，仍守中立，并视协商国之趋向为准。至关于俄国租界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宜，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官妥筹办理”。
同时，外交部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和热察绥三都统，指出“现在各地方俄领，均系该国旧政府所派遣，自此次奉令后，各地方对于所驻俄领，均应停止待遇。至一切保护及管辖俄国在华人民等事宜，即由各当地特派员或交涉员接续行其职权”。
外交部决定由特派员代为管理俄国租界。有关中俄国民之间的诉讼以及俄人犯罪等事件，从此也均归中国法庭审理，司法部将为此另订详细办法。
外交部在另致东三省巡阅使、督军、省长的电文中指示，“至东省铁路界内地方行政权，应即收回....，其铁路界内俄审检厅，应即宣布取消”。
根据这一命令，各地先后采取行动，接管旧俄领事馆，俄在华领事裁判权遂告取消。直隶当局和湖北当局于9月下旬先后接管了天津和汉口的俄国租界。
9月27日，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员黄荣良、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等来到天津俄租界工部局。黄荣良对俄领事馆秘书长声明：天津俄租界自此恢复到中国主权之下。此后租界地方上的治安事件，由警察厅长负责，其他事件，凡属前领事职司者，由本人暂管。并宣布，此后俄民与俄民或俄民与华民诉讼案件，均在中国法权管辖之下。
至于俄民与其他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俄民为被告者，也归中国法庭审理;其他外国人为被告者，则按有关条约规定，归被告国法庭审理。不久，即将工部局钟楼上的俄国旗帜降下，换升中华民国国旗。原属工部局管辖的巡捕队统一换上了中国警察的服装，由警察厅管辖。中方还派出保安队百余人进入租界协同维持治安。
俄驻汉口领事贝勒成阔曾企图阻止接收。他串通俄侨选他为领事官，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继续管理租界，直到俄国有一个为列强承认的政府在汉口设立领事馆为止。当9月29日湖北交涉员吴仲贤到俄领馆办理移交时，贝勒成阔起初托词民意，拒不交权。后来，在北京外交部来人的督察之下，贝勒成阔不得不交出了权力。10月下旬，汉口成立“暂行代管俄界办事处”，吴仲贤任总办，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任会办，贝勒成阔任顾问。
对于中东铁路，中国政府早已采取了有关行动。1917年底，中国军队就开进了中东铁路区，以制止该地区俄国新旧两派的斗争，并解散了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
1920年3月，中国政府又解散了俄国在该路界内的一切政权机构，并进驻俄护路军司令部，解散护路军，从而收回了护路权和路区行政权。中方还收回了一部分司法主权。界内的纯华人案件，无论是否与路务有关，都归中国法庭审理，华洋混合案件则由有关县知事按照华洋诉讼法审理，而俄人案件则由俄领事照约审理。停止俄使领待遇的命令颁布后，10月，中国在中东路区内设立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及若干地方分庭，并取代了界内的俄国法院。中东路区内的司法主权完全回到了中国的手中。
西方列强此时正对俄国采取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对俄国持敌对立场。按理说，他们应该对中国政府的举措表示赞同。但恰恰相反，列强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表示了不满，并努力寻求限制中方的行动，维护俄国既得的在华权益。
为什么列强对一个敌对国家的权益如此关照呢?
说穿了，这是为继续保持他们的在华利益着想。他们并非对俄国人有什么同情或好感，而是对列强在华权益所谓条约权利的稳定性担心。担心中国既敢单方面废除俄国通过条约在中国取得的权利，他日必然也敢对其他列强如法炮制。中国对德、奥的宣布废约，是因宣战而产生的结果，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列强对此无话可说。但若容许中国对俄国单方面取消其条约权利，列强担心将对整个条约体系产生冲击。
西方舆论公开地表示出了这一担忧，并呼吁其政府采取限制措施。9月25日，法国公使柏卜拜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要求有关停止俄使领待遇之事，“请先与有关系之国先行协商，以免误会”，“最好由华官会同有关系之领事办理一切事宜”。
颜惠庆对此要求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中国将继续维持俄租界现状，照旧保护俄人及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日后各国如有不满意之处，中国愿与有关各国再作商讨。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柏卜的要求。
10月1日，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前往美国外交部，说明中国政府采取停止俄使领待遇的行动，实为不得已之举，因为俄在华侨民，常有不服从旧俄领事的情况发生，俄领早已无法约束其侨民。
而他们的开支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庚子赔款，将来新政府正式成立后，是否承认中国所付出的这些赔款，不得而知，所以，中方不得不停付赔款。接待顾维钧的美国副国务卿表示，中国此举，确有一些理由，对俄国所享有的政治性质的各种特权，美国本不赞成，但中国“乘其不能自顾之时，骤以明令取消条约所许，废弃民权，恐非中国之利”。
对中国的建设事业来说，现正需要大批外资来投资，但“各国资本家见俄商在华所享条约上权利，片面以明令取消，不免恐惧，不敢投资”。他并声称，曾有某国驻美大使来提议，将俄国在华权益，由各国共管，待俄国稳定后再交还俄国。美国对这一提议本不赞成，但中国现在的举动，正好给人以口实，恐怕难以制止共管的提议。
这番话实际上已经带有某种威胁的意味。顾维钧表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俄侨的权利并无任何损害，对其在华财产及所投资本，并无没收之意，所变更的只是治外法权而已。
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关接管旧俄使领馆、接管租界和取消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均遭到驻华公使团的抵制。10月2日，公使团会议讨论了俄国驻华公使馆的产业问题，认为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使馆界为特别区域，中国方面无权接管界内俄国公使馆的产业，而应由公使团出面接收，待日后得到各国承认的俄国政府派使来华时，再予交还。
该会议还决定，俄公使馆暂委托旧俄公使库达摄夫代为管理，待库达摄夫离京后，再由公使团接管。10月4日，公使团的领衔公使西班牙驻华公使白斯德将公使团的这一决定照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北京政府接受了公使团的要求。
不久，公使团又对中国接管各地的俄国领事馆一事提出异议，认为领事馆是俄政府产业，外交团不能不设法保管。因为这些俄国领事既已失去职权，他们便无权将产业交与中国管理。还有一些俄国领事馆是在各国租界内，华官也不能直接管理。
11月11日，西班牙公使白斯德照会颜惠庆，提出了由外交团接管俄领事馆的要求：
“令俄前领事官等,将所有产业，开具清册，交与外交团，再由外交团交与各该口岸领事团，转交中国地方官接收。如有不能交与中国之处，即归口岸领事团保管，中国不担负保存责任。其交与中国者，归中国负保存完全责任。”
至于没有领事团的地方，可由中国地方官办理接收，但也是代表外交团办理。北京政府部分接受了列强的这一要求。11月17日，颜惠庆在会见英国临时代办时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由中国所接管的俄领事馆，如俄领愿交外交团收管，中方“拟不过问”，但已经由中方接收的，则继续由中方保管。
外交团对中国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也提出异议，称中方曾保证保留俄人由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但现在所采取的若干措施，却与此相违背。外交团认为“遇有关涉俄人民刑各案件，应归其本国法庭，按照该国法律审理，与其他各国人民一律，此系由俄人条约所赋与之最重法权”，但中国方面10月31日颁布东省特别区域法院编制条例，却以取消东省铁路界内的治外法权为目标，决定裁撤俄国法庭，将俄人归于中国法庭管辖之下。
关于天津俄国租界，中国政府曾保证界内一切行政暂无变更。管理租界警察是行政权的重要方面。按照现行公认的制度，租界警察应归租界市政厅管理。中国方面直接管理警察，乃“逾越天津俄国租界市政厅行政权之主要部分，似于事无补，且可激成重大之误会，以致侨居该租界各国人民均可受其影响”。
外交团要求中国对已实施的办法作出变更。关于租界，要求中方同意“所有俄国租界，可自编警察，应归该市政厅管理”，“所有俄国各租界之市政厅，仍应照现行制度继续办理”。
关于治外法权，应同意继续保留所有俄国在华法庭的原有人员，以后让该法庭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行使其司法权，适用俄国法律，遇有俄俄或俄外案件，应归该法庭审理，遇有俄华案件，如俄国人是被告或加害人，应归其本国法庭审理。外交团的宗旨是“关于治外法权之各利权，仍应完全保存其主义也”。
北京政府大体上接受了外交团的要求。12月29日，中国外长表示，天津俄国租界工部局一切办事章程，均已许其暂行照旧。这实际上承认了俄租界内的一切仍照旧运行。又如在汉口，原俄领事贝勒成阔虽然不再称领事，却仍掌握着俄租界的行政和警察权。俄国公使馆在库达摄夫于1921年1月离开北京后，便由领衔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公使团接收保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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