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虽然不及城市便利,但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流行性疾病的传播。
可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大量农村居民正在向城市转移,按照这种趋势,未来我国将出现更多的超大城市。对此,我们不得不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超大城市的建设,就一定比农村好?
其实,农民对于生活环境的选择,除了考虑到乡土乡愁以外,收入水平能否得到提升,生活成本能否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就目前一些进城农民的反馈来看,后悔进城、想返回农村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加。
超大城市一定比农村好?
其实关于超大城市,是否一定比农村好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超大城市的就业问题,让农民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民以食为天,而食物则需用钱换,而超大城市,在就业岗位的供应问题上,将出现较大压力。目前,随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扩招,更多的大学生只能从事销售岗位,而基础制造业则更欢迎专科毕业生。与此相比,不占学历优势和履历优势的农民,在超大城市中的就业压力,无疑会更大。
与此同时,超大城市对人口的过度集中,会让农村的天然优势丧失。虽然超大城市的集中居住,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化使用。但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反而会让农村的天然优势丧失。因为随着农村宅基地被各种娱乐场所等“形象工程”占据,一旦发生大面积流行性传播疾病,以往通过大量转移人口,来减缓抗疫压力的方式,将再难奏效。
从以上超大城市对农民就业和农村天然优势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通过过度城镇化而形成的超大城市,不一定比农村好。而且,从农民的收入和支出来看,土地的被动流转,会进一步降低农民的收入;城市的水费、物业费及高物价,也会进一步增大农民的支出。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农民向县域城镇转移,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也会影响其生存。
联合国发出预警,过度城镇化已成灾祸之源
近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出预警,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成为了包括新冠在内的传染性疾病,在亚洲蔓延的主要原因。
而之所以说过度城镇化已成灾祸之源,主要是因为,过度城镇化所造就的超大城市,会直接带来两大弊端:其一,随着人口的过度集中和城市的不断扩张,为病毒从动物转移到人类,提供了更多机会。其二,粮食的稳定供应和粮价,会随着盈利模式的转变,很容易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为何这样说?首先,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集中,为缓解居住和交通压力,超大城市只能选择不断扩张。如此一来,人类的扩张行为,会进一步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而随着大量捕食者的消失,携带大量细菌、病毒的啮齿类动物数量将会猛涨,从而更容易引发人畜共患病。因此,超大城市的扩张,为病毒从动物转移到人类,提供了更多机会。
除此以外,目前出现的耕地“非农化”问题,其形成的基础就在于,耕地“非农化”所创造的利润,要远高于种粮利润。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社会资本的转入,土地的“非农化”问题很可能会加重,从而影响到粮食的供应和粮价的稳定。要知道,粮价一旦提高,地租就会上涨,地租上涨,就会加剧土地撂荒以及“非农化”问题,这是一个循环。
面对城镇化问题,农民该注意什么?
面对城镇化的问题,农民最应该注意的是以下2点。
首先,进城之前要考虑周到。在看重城市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同时,农民也要考虑到城市的拥挤、高物价以及后续的收入问题。只有农民在进城之前考虑周到,才能杜绝“后悔进城”的问题。
其次,及时获得宅基地物权。据最新的《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也就是说,只有对宅基地进行确权,及时获得相应的物权后,在宅基地的日常使用和拆迁补偿上,农民的利益才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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