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汉景帝腰斩晁错是为了让吴楚等七国没有反叛的借口，从而占据大义，以此平定七国之乱。

当时“七国之乱”爆发时，景帝曾问策于担任过吴国国相的袁盎该如何解决，袁盎献策：“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汉书.袁盎晁错传》)，袁盎认为吴楚等七国叛乱的目的是为了诛杀晁错，恢复曾经的封地，所以只要斩杀晁错，然后派使者前往七国宣布恢复被削夺的封地，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平定叛乱。

如此，景帝为了自家的天下，为了不让自己的皇位被他人所夺，他决定牺牲晁错一人来换取天下的太平，就这样晁错被景帝下令腰斩。

当然以上的解释其实并不全面，这个原因只是晁错被杀的诱因，但并非是主要原因。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若无这三点，晁错断然不会被景帝腰斩。

第一、无视三公九卿制度，擅自修改国家法令，与满朝文武形成尖锐的矛盾。

汉初，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变更是有着其固定的一套流程的。在指定国家政策时，会先由丞相负责召集三公九卿等朝廷重臣进行商议，在达成统一的共识后，再交由皇帝决定。皇帝决定实施后，然后再交予相关部门负责推行于全国。

可以说这套流程可以较好地保证一个制度的可实行性，避免出现推行于全国后，造成社会的不适应。同时这套流程也是为了确保相权与皇权的平衡，当时国家政策的制定，需先由丞相召集百官商议，然后再交由皇帝决定，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一方独大，让汉朝的统治出现裂痕的情况。

而当时晁错只是“掌治京师”的内史，他并没有召集百官商议国家政策的权力，更没有更改国家法令的权力。但晁错却多次私自与景帝商议国家法令的变更：“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史记.晁错传》)。他如此这般做显然已经犯了忌讳，显然已经是越权之举，而他这般擅权的做法，无疑是在破坏汉初所存在的朝臣集议制度。

因晁错的关系，故“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资治通鉴.卷十五》)。如此，晁错自然就遭到了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等朝中重臣的极大不满，如袁盎就“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史记.袁盎传》)，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晁错与满朝文武的矛盾就日益加深。

第二、晁错提出的削藩之策违背自刘邦就定下的祖制，即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自开国后，为了确保刘家天下的江山永固，他指定出一系列的全新政策，而郡国并行制就是刘邦制定的一项全新的政策，它是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共存的一项制度。

刘邦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同姓诸侯王的帮助，所以刘邦为了避免汉朝也出现这种情况，遂决定在延续秦郡县制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侯王表》)。如此，自刘邦之后，西汉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就成为祖制。

如此，晁错在当时力推削藩，这无疑是违背祖制之举。最初，晁错曾向文帝提过削藩，但因晁错的削藩之策太激进，文帝怕引起百官、诸侯王剧烈的反弹，所以并没有采纳。而到了景帝时期，因晁错是景帝最信任的智囊，再加上晁错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晁错传》)，如此景帝就同意削藩。

当然，当时满朝文武其实都是反对削藩，只不过景帝不顾百官的劝阻，在晁错的“蛊惑”下执意推行。而晁错这般让景帝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而执意推行削藩政策的做法，也为晁错日后悲惨的结局埋下了导火索。

而后，随着削藩政策在全国的强制推行，吴楚等国也就相继造反，而造反时那些诸侯王的理由就是“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史记.吴王濞传》)。

此时，晁错的削藩令不但遭到满朝文武、各地诸侯王的反对，甚至连晁错的父亲都认为晁错的削藩令是违反祖宗之法，是错的，“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史记.晁错传》)。如此，当时晁错因强制推行削藩令，违背祖宗之法的做法，其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第三、吴楚兴兵后，晁错未能提出有效的平叛方案，反而趁机攻击政敌。

“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想平叛之策，反而是想利用叛乱击垮政敌。在这紧要关头晁错不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是继续为自己的私利去欲迫害政敌，这等行径无疑是让自己这本就岌岌可危的位置变得更是水深火热。

但是吴楚等七国已是主力尽出，“膠西正月丙午诛汉使二千石以下，膠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史记.吴王濞传》)，同时东南的异族也是相继参与到叛乱中，西汉所面临的情况已是十分危险。

可是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做的并不是赶紧想平定叛乱之策，而是“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史记.晁错传》)，就是晁错认为吴楚等国的造反跟袁盎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他想向景帝上奏治袁盎的罪。

可没等晁错行动，袁盎就得知这件事后，于是袁盎就与窦婴商议，向景帝进言斩杀晁错，而后袁盎果真也是如此做的，并且最终袁盎的谏言就成了压垮晁错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司马迁所言“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晁错在关键时候不想着去拯救国家，反而是为私利行迫害之事，这等行径最终也让自己走向了灭亡。

综上所述，晁错之所以会被景帝下令腰斩，虽有让吴楚等七国失去反叛借口的用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擅自变更国家法令，从而引起了以丞相为首的满朝文武的激烈反对。

同时晁错提出的削藩令，虽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西汉的统治，但是放在当时却是有违祖宗之法，再加上晁错在推行削藩令时太过急进，一棒子打死天下所有的诸侯王，不管这位诸侯王有没有反心，一概就是削，如此急躁冒进，不切实际的做法，自然就遭到天下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他的父亲。

此后，当“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不但始终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反而是先以这个为由头去对付政敌，如此行径，就更是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如此，当“七国之乱”一切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晁错身上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为他求情，都想诛杀他的时候，单靠景帝显然已经无法保全晁错了，就这样晁错被腰斩似乎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