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梅法官遇害，悲痛、谴责、呼吁，甚至论战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如何避免法官被害的问题上来。
根本上讲还是法官职业保障的问题，但是职业保障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尤其当前大量保障措施都还停留在红头文件层面。
我今天换个角度，谈一下如何通过完善法院内部管理降低法被害的风险。
法院管理与法官遇害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视，可事实上认真思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法院落后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无形中加剧了法官遇害的风险。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杀害法官的恶性事件中，遇害的法官90%是劳动争议案件与婚姻家庭的法官。也就是说婚姻家庭与劳动争议法官被害的风险最高。
实践中尽管血案发生的总体数量不大，但是法官遇到的职业风险，包括言语攻击、人身威胁、家人人身威胁等数量是非常高的。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审理此类案子的法官都能理解。婚姻家庭与劳动纠纷，看着案子简单，标的不大，但最容易矛盾激化，产生怨气。而且这类的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诉讼能力不足，请不起律师，对法律、司法程序与法官了解不多，甚至很客观的说很多人性格偏执、暴力倾向严重。
上述的因素加上当前并不太好的司法大环境，容易导致部分过激的当事人在败诉后，将怨气转移到法官身上。
我们可以遍查中国法官被害的案例，在商事纠纷、公司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房地产纠纷领域基本不会出现法官被当事人杀害的事件。所以降低法官遇害的风险，首当其冲就是先保护好劳动争议与婚姻家庭的法官。
我国法院内部实际上是一个流水线工厂，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非常官僚的内部管理制度。内设部门大体根据案由设置，彼此独立且人员流动很小，尤其是基层办案人常年不变。这种做法就是根据西方近代工厂分工的逻辑确立的，一是通过分工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加快办案的速度；二是方便行政管理与专门人才的培养。
但是弊端也很突出。一是加剧法院内部的腐败，总有人想找关系去好的部门。二是人员僵化，有外部腐败的风险。三则是同一法官长期从事某一领域的审判，容易产生职业疲惫，也容易被当事人摸清规律，实施加害行为。
比如一个基层法官每年办理400个案件，连续工作10年，结案4000件，每个案子3个当事人，就意味着他10年时间会遇到12 000个当事人，如果扩展到工作30年一个法官一辈子可能遇到40 000个当事人。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小概率事件也可能因为机缘巧合演化成惨案。而对于法官，哪怕万分之一的几率遇到冲动、暴力、偏执的当事人，也是搭上了自己的一生。很多凶案没有发生，是被制度、机会遏制没有得逞，而非风险不存在。
很多法院的法官一辈子换不几个部门，大量派出法庭的法官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专门的法庭一工作可能就是一辈子。年轻人想根据自己的专业调整一个好的庭室，要经过庭长、院长多层的审批，而且大部分不被同意，实在非常麻烦。
这种做法说是管理，实际上更多的是法院利益固化的表现，领导之间达成默契各有各的人，各管各的人，谁也不侵入谁的地盘。除非遇到内设机构改革，新的机构成立，否则法院内部人员流动非常小。
即便有人员流动，劳动争议和婚姻家庭也是没人愿意去的庭，又累又辛苦还不出彩。
我国劳动争议专门法庭成立至今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但大部分法官一直没有调整过岗位。很多法官都受到过当事人的威胁，让一批法官长期在这种岗位上坚守，实际上就是从内部管理的角度累加他们遇害的几率。
所以，当前管理体制里利益固化，法官不流动，尤其在婚姻家庭与劳争领域法官遇害的风险自然会增高。而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对劳动争议和婚姻家庭法官轮岗，可以降低这类法官遇害的职业风险。
而且人员流动会带来新的思想，带来新的工作方法，减少粗暴审判，改进司法的态度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降低暴力风险。
所以，做不到职业保障，可以让人在内部流动起来，否则就是把法官绑起来，等着被害。
来源：法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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