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看古代电视剧，我们最常问的问题。

你想当忠臣，还是奸臣？

我们要搞清楚，是忠臣好当，还是奸臣好当呢？

乍看上去，当忠臣蛮难的，要辛苦办事，还要被皇上误会，被奸臣陷害，还不能贪财，不能多找几个红颜知己，挺没趣的。

奸臣左右逢源，钱多的是，还有红颜蓝颜好多知己。

实际上，忠臣难当也好当。

一个真正的忠臣，只要选择做事就行了。他认为这件事是对的，然后一门心思做下去，就算有千难万险，但他心无旁骛，这就不算难。

就拿我自己来说，喜欢干自己专业的事，却不喜欢搞协调。

为什么？因为专业的事，是对一个具体的事；协调的事，是对一群人。

你以为左右逢源的人，就会所有人说你好吗？

越是左右逢源的人，越容易变成大奸臣。

如果得罪那个掌握话语权的人（不在于官职多大，比如史官），分分钟变成大奸臣。

另一个是自我标榜的忠臣。

比如，明朝东林的一些人。

对于敌人，动不动就搞一个十大罪状，但都是道听途说，甚至无中生有。

好一点儿的，以道德文章自居；

下限低的，我是忠臣，你是奸臣，不问什么原因。

一般来讲，在明朝后期，分辨忠奸是这样的标准：

我这一拨的，都是忠臣；你这一拨的，都是奸臣。

如果这样，忠臣也忒好当了。

我们可以看两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

一个叫秦桧，一个叫和珅。

秦桧：宋高宗的“白手套”

秦桧的生平，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了，甘当投降派，害死了力主抗金的岳飞。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人活了八十多岁，做了17年的丞相，而且是独相。

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奸臣可恨的地方。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

但是，你以为活着就好受，就舒服吗？

开始的时候，秦桧是以“忠臣”的面目出现的：金国攻占汴京，掳走徽钦二帝，想让张邦昌当皇帝，别人都不敢说话，秦桧跳出来反对。

金国对有气节的大臣很看重，没有杀他，把他带到了金国。

后来，秦桧归宋，像他这样在敌营呆过的文官，再开脑洞也开不到带兵去打金国的地步。

要想混的好，当然得琢磨主子的想法。

于是，他的主导理念就成了“议和”。

这种事，不符合儒家的气节，费力不讨好，高宗哪能自己提出来呢，一定找个代言人，或者“白手套”。

“投降”的好处，高宗得；但骂名，必须秦桧背。

后来，想这么做的还有崇祯。

只是可惜，明朝无论从“不称臣、不纳贡”的祖训，还是理学的极端化发展，再到庙堂环境，比宋朝有了很大不同，以至于连个“奸臣”都找不出来，全是“假忠臣”。

至于和珅，我们可以从他“创业故事”，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干什么。

和珅对于自己的“职业设计”很奇葩。别人都好好读书去考状元，他却要去给乾隆当轿夫。

这样，他在轿夫里面是最聪明的；在读书人里面，又是离乾隆最近的，获得了“比较优势”。

有一次，乾隆在给那些大臣训话，引用了《论语》中一句话，没想到说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

乾隆一向标榜自己的学问，这要是说不出来，不但面子没有了，治理也要出问题。

和珅第一个反应，是帮乾隆把话接下来

一转念，这可不行，绝对不行。

你把下句话告诉乾隆，不但乾隆没面子，你脑袋也掉了。

那就悄悄的告诉，不让人听到？

那也不行。因为别人不知道，乾隆自己知道啊，见到你还是别扭。

他悄悄站到乾隆正后方，别人看不见他，用皇上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下句话的前俩字。

关键词：①别人看不到；②别人听不见；③提示不完整。

这样，乾隆就会觉得这是自己想起来的，也能说服自己，这就是自己的水平。

和珅琢磨人，琢磨的很深。

他不仅考虑乾隆的浅层需求，还考虑深层需求；不仅考虑场景需求，还考虑人性需求。

正因为他满足了这个需求，所以得到了乾隆的青睐。

这样能琢磨人的人，能从头到脚让被琢磨的人舒服。

我们从两个“奸臣”的故事里，能提炼出什么呢？

当然不能只讲琢磨人、琢磨事。

如果蔡京、魏忠贤赚不到钱，恐怕也得不到皇帝的专宠。

岳飞也写信讨论过立太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待历史过往，应该跳出忠奸，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看到里面更有趣的东西。

一定就会义无反顾，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吗？

可是，从最正常的反映来看，他会首先做“价值判断”。

就是我这么做，是合乎道义，合乎儒家经典的，是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能赢得官声的，是能造福百姓的。

没错，这就是忠臣的价值排序。

对于有的忠臣来说，办实事排在前面；对于大多数忠臣来说，青史留名才是真正第一位。

所以，这就造就了不同的忠臣，有的忠臣为民请命，有的忠臣一身清白，有的忠臣抵抗异族……

当然，那些假的忠臣，最终也被历史所荡涤，没有留下太响亮的名字。

不过，我们在推崇忠臣时，一定要清楚一点，忠臣们所主张的，有时并不见得会有好的结果。

这样，他就不用作儒家的价值判断，甚至，会讨厌这些价值判断。

比如，明朝的那些大太监们。

按照儒家的价值判断，他们是天生的“奸臣”。如果执着于这一点，会认知失调的。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方式。

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只需要考虑皇帝的感受，或者，假装考虑皇帝的感受。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要用忠臣，抓奸臣，把魏忠贤杀了，突然发现“忠臣”们只会唱高调，根本赚不来钱。

没有钱，玩啥也玩不转。

这真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还要区分忠奸呢？或者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有啥意义呢？

实际上，忠奸问题，本身就是个价值判断。

这个价值判断，来自儒家，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儒家。

做这个判断，当然是为了治理。

因为儒家需要一个思维模型，来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强盛，什么导致了衰败。

以前的模型，是贤臣、小人。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是前汉强盛的原因。

理学兴起之后，就变成了忠臣、奸臣。

如果朝廷出了问题，发生了不可控制的事，那就是朝里出了奸臣。

而看历史，是可以有很多模型的。

同样，我们看待今天的问题，同样需要很多模型，而不是只有一个。

比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区分成中国的、外国的，好的、坏的，道德的、不道德的。

恐怕就看不清事物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多元思维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