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薛国观,活着的时候,是整个大明帝国最接近权力顶端的人之一,内阁首辅。但他死的时候,却是被半夜踹醒、戴着佣人的小帽、悬在房梁上自尽,而且没人理睬,晾了两天才准收尸。

上一个死得这么难看的宰相级人物,是一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了,薛国观硬是帮崇祯把这段"传统"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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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观,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早年在地方上干推官,后来进京做给事中。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时候,他是跟着踩东林党的人,弹劾过游士任、熊明遇、张凤翔一票东林名士,算是阉党外围的得力打手。等到崇祯即位,魏忠贤倒台,这哥们又立马翻脸,弹劾魏忠贤遗党,清算旧主,表态翻得比翻书还快。

东林党那帮人当然看不起他,"反复无常"四个字就贴脑门上了,但他不在乎,反正在哪个朝代混都得站队,他选的是"有用"而不是"有节"。

真正让他起飞的,是前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是什么人?崇祯朝最难缠的内阁首辅,阴柔狠辣,靠揣摩上意苟住了八年不倒,最后也是被硬挤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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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看中薛国观跟他一样仇视东林党,政治上同频;又觉得薛国观水平一般,学问不大、文采不行,威胁不到自己。于是温体仁临死前密荐薛国观于崇祯,薛国观就这么从一个边缘言官,跳成了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了阁。

入阁之后的薛国观,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飘了"。阴险、狠戾、刻薄、严苛。他学温体仁那套,在崇祯面前主打一个"严厉""务实""不讲情面",引导皇帝施行峻切之法。温体仁起码还有点真才实干垫底,薛国观的才智和操守都差着一大截,属于邯郸学步的类型,架势摆得像,内核是空的。

崇祯一开始挺信任他,到了崇祯十二年,首辅刘宇亮被排挤出局,薛国观就正式坐上了首辅的位子,加少保、进武英殿大学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后他就开始作死了。

崇祯十二、三年间,帝国的财政已经是火烧眉毛的状态了。辽东后金(清)那边年年打仗,陕北农民军这边遍地开花,军饷欠到士兵要哗变,国库穷到崇祯自己都得抠抠搜搜过日子。薛国观给皇帝出了个主意,找皇亲国戚借钱。具体目标,武清侯李国瑞。

李国瑞是谁?万历皇帝的亲姥姥家、孝定太后李氏娘家的后代,世代承袭的超级豪门,家里有钱到光现银就能填满几间屋子。薛国观的意思是让他们"助饷"四十万两。

李国瑞气得要死,先是装穷,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破铜烂铁摆出来给人看,意思是我哪有钱啊你看我家都快吃土了。崇祯不买账,直接派人去他府上坐催。李国瑞活活给气死了,或者说病死、吓死,反正死了。然后勋贵集团炸了锅。

整个外戚系统、世袭贵族圈层,集体感受到了脖颈上的凉意,今天动李国瑞,明天不就轮到我们家啦?这哪能行,抄家伙跟这帮人干啊!

于是他们开始运作,往皇帝耳朵里灌薛国观的坏话,说他"离间皇室骨肉"、"借公事报私怨"。更要命的是,宫里的太监跟勋戚形成了默契联盟,你薛国观拿我们主子的亲戚开刀,回头清算下来,你是不是也要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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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跟薛国观聊官场腐败问题,基本上是个官位就有价码,军费、盐税、河工银,层层扒皮。崇祯问怎么办,薛国观回了句,您要是厂卫用人得当,谁敢这么贪?这话听着像是提建议,实际上等于指着东厂太监的鼻子骂,你们就是纵容腐败的窝点!

东厂厂督王德化在场,听完后背一层冷汗,万一皇上较起真来,板子要先打到厂卫头上啊。王德化不是什么宽宏大量的人,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你薛国观自己屁股干净吗?我派人先查你!

这一查,还真查出东西来了。薛国观在首辅任上捞钱是公开的秘密,但之前没人敢碰他因为皇帝罩着。一个叫史褷的御史,在巡按淮扬期间,把库里的赃罚银十余万两塞自己口袋里了,又吞了前任巡盐御史张锡命存放在库的银子二十余万两,合计贪了个数十万量级的巨款。事发之后被革职拿问,这哥们精得很,赶在进监狱之前携巨款入京找关系,钱就寄存在薛国观府上,据说六万两金子直接进了薛的私库。

史褷想走首辅的门路把案子摆平,但运气不好,事还没落定,人先死在了狱里。那么寄存的钱呢?当然就"自然"留在了薛府。知情的下人后来走漏了风声,东厂顺藤摸瓜把这条线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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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个仇人也磨好了刀。此人叫吴昌时,后来的复社重要人物,当时在吏部混,是个精明到骨头里的政治投机客。吴昌时早先要升官,走薛国观的门路,薛当面拍胸脯说给你安排"吏科给事中"。这可是言官系统的香饽饽位置。结果公示下来,给了个礼部主事。落差之大,等于纯忽悠。吴昌时不仅丢面子,更判断出薛国观收了钱不办事,从此恨之入骨,等着机会翻盘。

崇祯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你的时候什么都信,一旦起了疑心,你呼吸都是错的。薛国观的"导帝以深刻"那套,短期有效,长期让崇祯觉得这人只会整人不会干事。加上借饷搞死李国瑞这件事,勋戚们在宫里天天吹风,连皇后都掺和进来给娘家人说情,崇祯不可能不烦躁。

崇祯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京督师,崇祯让薛国观起草谕旨,薛拟的稿子没完全按照崇祯口头交代的口径来,搁平时这就是改几个字的事,但崇祯这次偏就借题发挥,把谕旨甩出来让五府九卿科道讨论。

那些大臣也不是傻子,看皇帝这架势是打算整人,但摸不准力度多大,议论的时候就"从轻发落",说要不让他致仕?要不令其闲住?结果崇祯反而更火了,他想要的不是一个"你自己退了吧"的台阶,他想要的是薛国观知道是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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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袁恺比较鸡贼,没在那份联名意见书上签字,单独上了一疏,既追劾吏部尚书傅永淳包庇之罪,又顺带点了薛国观"轻狂放肆、嫉妒成性"。崇祯看完这个,没有直接杀,但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夺薛国观职,放归田里。

薛国观如果低调离京、夹着尾巴回乡,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近乎炫富式的错误,出京的时候,"重车累累"。什么叫重车累累?就是装满金银细软的马车一辆接一辆,排场不减反增,从首辅府出来的车队浩浩荡荡,跟迁居似的。

你被罢官了,灰溜溜滚蛋就行了,你拉一车队东西出城,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在任上捞了多少"吗?东厂的侦事者把这条情报一字不落报给了崇祯。崇祯本来就是个极度在意"贪墨败坏朕的名声"的皇帝,看到这条,心里那点残留的旧情彻底没了。他不是没杀过清官,但他绝不能容忍自己提拔的首辅变成一个笑话般的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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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时这下兴奋了,立刻联合东厂理刑吴道正,把之前掌握的史褷寄金、蔡奕琛行贿等事,包装成正式弹劾递上去。给事中袁恺再上一疏,"尽发国观纳贿诸事",把薛国观收受赃银、替贪官疏通的烂账抖了个遍。薛国观当然连疏力辨,反咬一口说袁恺受了吴昌时指使。崇祯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根本不纳。

到了十月,跟薛有关联的中书舍人王陛彦,一说王陛彦是薛心腹,松江人,吴昌时的外甥,跑到薛邸密会,被蹲守的东厂番子当场拿获。搜出招摇过市、串通贿赂的供词,牵连出傅永淳、蔡奕琛、李梦辰、朱永佑等十一人。崇祯看了口供,不再犹豫,当即命将王陛彦弃市。同时遣使逮薛国观回京。

薛国观接到逮捕令,没有立刻走,各种拖延,能拖就拖,大概心里还存一丝幻想,毕竟明代宰辅被逮的案例极少,规矩上讲,士大夫有体面,哪怕抄家也不至于要命。

他拖了大半年,直到崇祯十四年七月才磨磨蹭蹭进京。到了京城之后,崇祯没把他扔进诏狱,而是命他在外邸待命。住在外头的馆驿或私宅里候旨,不交法司审讯。薛国观以为皇帝要留他活路,甚至还在城外宴饮如常,整理行装,觉得自己大不了流放、大不了抄家,皇帝不至于对一个前首辅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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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观在等死的过程中,过得相当松弛。他不知道的是,崇祯已经在等一个"合适"的方式了结此事。直接审判定罪?贪赃的数额不好坐实(史褷死了,钱的流向说不清),而且一旦公开庭审,牵出的不只是薛国观一个人,半个朝堂都有瓜葛。最好的办法就是"赐自尽",不经由法司,不公开定罪,一道中旨、一套红衣天使的仪式,体面地让你自己动手。这样既除了人,又封了口,还省了扯出一窝烂账的麻烦。只是这个"体面",对当事人来说,约等于把刀递到你手里说"你自己来"。

崇祯十四年八月初八。夜里。薛国观在宅邸里酣睡。

穿着绯红衣袍的诏使,捧着诏书,到薛国观的驿所监刑。薛国观从鼾声中惊醒,一看,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翻身坐起只说了一句,我死定了!

薛国观仓皇之间要找自己的官帽,找不到。东西收在箱笼里来不及开,他随手一把抓过旁边佣人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一介堂堂首辅、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戴着佣人的破帽子,跪接赐死诏书。诏书宣读完,他整个人已经瘫了,叩首到地上,嘴哆嗦着发不出整句话,只挤出一句,"吴昌时杀我。"然后起身,把帛系上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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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透后,第二天,使者才回去复命。又过了一天,崇祯才批"许收敛"。也就是说,薛国观的尸体挂在梁上,足足悬了两天,才允许家属收走。法司事后象征性地定了赃银九千两,没收田六百亩、住宅一区。

九千两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对于一个"重车累累"出京的前首辅来说,九千两的赃额怎么看都像是往小了写的,要么是查不清,要么是懒得查,随便填个数结案。

薛国观品德确实烂,阴险刻薄是真的。但要说就该杀到赐死的份上?理由不够硬,赃银更是悬空定罪,凭推测开的价码。崇祯更多是在用他的命做一个政治姿态,对内震慑群臣"朕连首辅都敢杀,你们老实点",对外回应勋戚集团的压力"人已死,你们满意了吧",同时把借饷失败的责任一笔勾销,死人背锅最方便,不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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