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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战略性代表区域，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切换、经济增速换档进程密切相关。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论文从保障支撑、绿色生态、品质品牌、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和民生共享6个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个区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发展态势;从单一维度表现看，除了江苏在六大维度上发展相对均衡，其他省份在各维度上的测度结果呈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再次验证了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均衡的结论。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结果的可比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省域评价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多数研究对象为31个省份，研究的针对性相对较低，在很多方面会稍显粗糙，为提高评价的针对性，我们将研究范围缩小至长江经济带，根据我国对长江经济带的划分，最后确定其范围涵盖11个省份，因为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的情况与各省的差异较大，所以没有列入我们的评价范围。同时有极少数城市的数据不完整，所以，本文评价的地级市数量为108个)。研究数据来自《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地级市)统计年鉴(2018)、中企联合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驰名商标网、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网站、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世界品牌实验室官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等门户网站数据等。

测度结果

基于论文提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计算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具体结果按照发展水平高低的排序情况如表2所示，考虑到篇幅的因素，各维度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结果没有列出。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是基于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协同、共同发展，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提出。然而，作为我国当前综合实力和战略支撑力非常强的区域，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的协调性均衡发展受到沿线城市间产业同构化严重、区域分工弱化及区域间合作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表3反映了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及维度指标指数，可看出长江经济带9省份在6个评价维度上的差异表现。根据9省份地理位置的分布，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上游指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中游为湖北、江西、湖南三省，下游则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并基于三大区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评析。

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评析

由图1可知，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各指标从上游到下游均呈现依次递增的趋势。其中包括贵州、四川、云南三省的上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均值为0.266 8，相比于中游地区的0.283 5和下游地区的0.337 1，处于三大区域中的最低水平。因此，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除此之外，不仅上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下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差距较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差距更大，说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呈现出“上弱下强”的发展态势。

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根据测度结果可知，当下中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略低于下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湖北由于其相对独特的地理位置、科教资源、发展基础等优势，居于中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首位，在9省份中居第3名，另外，江西和湖南分别排在第5名和第7名。由此可见，虽然都居于中游地区，但是三省之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江西和湖南如何抓住并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两省当下及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心。

下游地区中，江苏和浙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毫无意外地排在9省份中的第1名和第2名，表明了江苏和浙江两省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可作为其他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一直以来，浙江、江苏两省借助于人才集聚、产业基础、技术创新和地理位置优势等诸多因素的推动，其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不仅在东部地区独占鳌头，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名列前茅，而安徽作为当下发展劲头较猛的中部省份，紧追湖北，居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第4位。

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六大维度评价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区域中各省份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差异性也极其显著。上游地区的贵州、四川、云南三省在6项二级指标中总揽了除开放创新维度外的其他5个维度的最后一名。其中以贵州在各维度上发展差异性较大，其制造业的品质品牌和民生共享维度都是居于三大区域的末位，但是绿色生态和保障支撑指数却分别排在第2名和第3名，这是由于受到主导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转型升级步伐较慢、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弱势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贵州自然资源丰厚，生态环境破坏较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是其绿色生态和保障支撑指数位居前位的重要原因。显而易见，长江上游地区制造业发展在三大区域中最为落后，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高水平均衡发展的瓶颈区域。

中游地区三省中仅有一项维度指数排在末尾，即湖南的开放创新，这同时为湖南如何突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困境提供了指引。开放创新会涌入更多人才、资金和技术，有助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未来通过推动开放创新实现人才集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打造其制造业发展动力源将是湖南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方向。不可忽视的是，曾以“山好水美，物产丰饶”闻名的江西省在绿色生态指数和品质品牌指数均排在末尾，但是经济效率却位居第2名，可知当下江西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加大资源消耗换取产业发展的方式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并不是长久的发展战略。相比之下，中游地区的湖北在各个发展维度上差距不大，发展相对均衡。

下游的江苏和浙江两省在六大维度上基本都是位居前2名，除了浙江省的经济效率指数居于第8位，一是由于浙江目前正处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后期，经济效率提升较慢;二是因为浙江正在引领新一轮的技术经济革新升级，在初期成果转化较为困难，从而导致经济效率提升较为迟缓。从内部均衡性上来看，下游地区的江苏和安徽整体发展态势较为稳定，各个维度的变现相差不大。总而言之，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虽不排除地区先天优势的因素，但能够成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从而带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协调和协同发展。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下的重大战略，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重要支撑。本文从保障支撑、绿色生态、品质品牌、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和民生共享6个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较高，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其中，下游地区的江苏和浙江走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列，湖南、四川和云南则表现较为落后;此外，各地区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上，也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差异，再次验证了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发挥辐射效应，缩小区域差距。

测度结果显示，当前各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且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基于此，对于下游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江苏、浙江等省域，应强化与湖北、江西、湖南这类发展基础较好的中游省域的分工合作，与上游流域资源丰富的贵州、四川、云南进行优势互补和优化资源配置，克服和打破区域发展限制和地区政策体制限制等带来的壁垒、约束，明晰不同地域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主体功能地位，坚持环境优势与市场优势并行。

(2)加强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技术进步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可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率[23]。因此，从微观层面上，应协调各方力量，鼓励各地区积极设立技术创新奖励基金项目，内外并举激发研发人员自主创新的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宏观层面上，应鼓励并支持地方政府相关机构搭建多极化的区域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形成创新理念和技术共享共促的集聚地，为研发人员提供用武之地。

(3)重视环境保护，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

当前各地区绿色生态指数普遍不高，这可能是大多数城市制造业原有粗放式、资源消耗式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该地区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从而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潜力，难以助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知，经济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为诸多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通过绿色制造的理念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减少对城市的环境危害和生态破坏，助力城市生态宜居的打造和发展潜力的提升，从而增强城市对人才、企业和新兴产业的集聚能力，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部分资料来源：刘怡君，方子扬，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析，生态经济. 2021，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