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走向科技时代的科技哲学发展概观（下）

作者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科技哲学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全新的拓展，发展为重要的哲学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一般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自然哲学与分支科学哲学、技术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与工程伦理、科技史以及科技文化与传播等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交叉的研究进路。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科技与工程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发展，实践的需要促使科技哲学研究在不断跟踪国际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前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科技伦理和工程哲学等问题导向的研究。展望未来，科技哲学应主动应对科技时代我国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带来的挑战，为人类实现文明跃迁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

关键词：科技时代；科技哲学；科技哲学史；自然辩证法史

第三，物理学哲学。当代中国的物理学哲学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从辩证唯物论的维度展开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哲学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哲学不再被视为评判物理的标准，甚或被视为物理的工具。在经历了物质是否无限可分、量子力学与实在论－ 反实在论等争论之后，逐渐步入专业化道路，成为联系物理学和哲学的纽带。近四十年来，其所研究的内容包括经典物理学哲学、量子力学哲学和量子力学史、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以及规范场论的哲学、相对论基础和时空哲学、宇宙学和天文学哲学、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的哲学、量子引力的哲学、物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物理学专家，如何祚庥、洪定国、薛晓舟、关洪等，在量子力学与实在论、量子真空等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对物理学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物理学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纲领，也形成了一些研究共同体。在量子力学与实在论探讨中，罗嘉昌与胡新和提出了关系实在论。在山西大学科学哲学团队所主张的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基础上，郭贵春、成素梅、贺天平等主张基于“语境论”的量子力学解释。武钢学院的赵国求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曲率解释，后通过与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及其弟子万小龙、吴新忠等人的讨论得到完善，并提出相互作用实在论，由此在武汉发展出一个“量子力学哲学共同体”。桂起权指导的李继堂与沈健已分别成为相对论与量子场论哲学、超弦理论哲学方面的专家。近年来，物理学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旅美学人曹天予在结构实在论与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在物理学哲学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万小龙从逻辑基础角度出发，尝试通过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统一来解释量子力学中非经典性的来源。吴国林曾试图通过三值逻辑来解释量子力学，后主张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内的欧洲大陆哲学的相关概念引入物理学哲学的研究当中，试图开辟一条学科研究的新路。张志林、唐先一等基于“自由意志定理”提出了一种以“粒子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量子力学解释。高策教授致力于量子场论以及量子引力理论相关的物理学哲学研究，近年来，他尝试通过对“后真相”这一概念的考察来揭示当代物理学前沿领域面临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高山依据被称为“保护性测量”的物理学机制，主张一种波函数实在论，并结合微观粒子随机的、不连续的运动将这种实在论发展为一套完整的量子力学解释。

除了前文已列举的罗嘉昌、成素梅、万小龙等学者的著作外，物理学哲学研究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金吾伦的《物质可分性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祚庥的《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洪定国的《物理实在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赵国求、桂起权、吴新忠等的《物理学的新神曲：量子力学曲率解释》（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曹天予的《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吴新忠、李宏芳、李继堂译，2008年版）；关洪的《空间——从相对论到Ｍ理论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薛晓舟的《量子真空物理导引论》（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宏芳的《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佯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董春雨的《对称性与人类心智的冒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国林、孙显曜的《物理学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白彤东的《实在的张力——EPR论争中的爱因斯坦、玻尔和泡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桂起权、高策等人的《规范场论的哲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蔡肖兵的《物理学的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桂起权、沈健的《物理学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贺天平的《哲学视阈下的多世界解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桂权的《玻姆自然哲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李继堂的《量子规范场论的解释：理论、实验、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

第四，生物学哲学。当代中国的生物学哲学的早期研究范式主要是生物界的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生物学发展的哲学基础的专业化进路。生物学哲学研究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生物学基础的哲学分析，如生命的本质、生物的分类、生物的个体性与多样性、生物进化与人类演化中的哲学问题、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等，聚焦生物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和概念的哲学反思。二是生物学理论的科学哲学分析，如生物学的学科属性、生物学解释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与自主性等以科学哲学为参照的认识论研究。三是基于生命科学的哲学研究，如运用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探讨道德伦理、心灵哲学或认识论问题。生物学哲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涉及进化生物学哲学、系统分类生物学哲学、分子生物学哲学、发育生物学哲学、生态与环保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人工生命等生命交叉科学与前沿领域的哲学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董国安的《生物学哲学——生物学理论的建构方法》（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胡文耕的《生物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桂起权、傅静、任晓明的《生物科学的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建会的《生命科学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曾健的《生命科学哲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英瑾的《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第五，生态学哲学。生态学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学哲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哲学，其初衷是用生态学的观点构建看待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生态观、生态学方法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与之比较接近的是基于对环境思想反思的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曾就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问题展开过研究与争鸣。近三十年来，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已经发展为以“生态”和“环境”为主题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跨学科研究，日益成长为融合中国思想与现实需求的本土化横断哲学学科。该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大椿、岩佐茂的《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卢风的《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叶平的《回归自然：新世纪生态伦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苏贤贵、田松、刘兵等人的《敬畏自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松的《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欧阳志远的《最后的消费：文明的自毁与补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建军的《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生态文明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等。

狭义的生态学哲学属于分支科学哲学，是对生态学这一科学学科的哲学反思。这一进路起步较晚，国外相关研究始于2000年前后，国内的研究始于2008年左右，在理论生态学哲学和应用生态学哲学两个分支上展开相关研究，研究的问题涉及生态学概念、生态学范式、生态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群落实在论、生态学假说、生态学实验方法、生态学解释、生态学说明等。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积极推进了该方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2019年４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态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表明该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该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肖显静的《生态学实验实在论：如何获得真实的实验结果》（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第六，博物学。博物学（自然志）是与数理科学、自然哲学的认知传统相对立的知识类型，主要涉及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特别是动物、植物、矿物的观察记录、考察报告、文献典籍汇编。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凸显使得博物学传统得到恢复，博物学及其文化成为热爱大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抓手，在全社会日益发挥重要的传播与教育功能。201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该学术共同体基本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华杰的《博物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第七，认知科学哲学。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学者对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赵壁如等有关心理学哲学与方法论的译介与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对以认知和心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逐渐发展为认知科学这一个前沿交叉领域，使得认知与心智本质、认知科学理论与实验中的科学哲学问题以及认知科学研究与应用中的价值伦理问题等认知科学哲学问题成为国内外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批判，例如，对于人工智能的计算主义纲领的反思、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涉身认知、嵌入认知、延展认知和生成认知进路的哲学考察；意识的科学与哲学研究、知觉－意识－行动模式及认知架构的探究、认知与行动的知识论研究、实验哲学与文化认知研究等方面”［8］。尽管该方向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研究方法上，较多采用了概念分析和哲学论证方法（包括现象学进路），对经验方法和证据的运用不够，学科建制尚不完善等，但在跨学科对话（如“机器与心灵研讨会”）、交叉学科平台建设以及东方和本土思想资源利用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已有学者取得了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如朱菁在意动、意志和行动方面的研究。

该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晓力、孟伟的《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唐热风的《心身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恒威的《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郦全民的《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建会的《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英瑾的《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叶峰的《从数学哲学到物理主义》（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徐献军的《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巍的《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费多益的《心身关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王晓阳的《意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第八，信息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信息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涉及对信息、计算、虚拟、网络、数字、数据、智能等范畴及其具体技术的哲学研究，其研究谱系包括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社会与伦理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领域在信息论、控制论研究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特别是童天湘根据第五代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智能革命”的观点，使国家将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机列入“863”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金吾伦等人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研究和信息网络时代的呼唤在政策层面推动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邬焜的信息哲学理论构建和刘钢对国际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引进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二十年来，信息网络、数字技术、虚拟现实、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方兴未艾，使该领域成为科技的跨学科研究及科技与人文对话的焦点之一。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童天湘的《智能革命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金吾伦的《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曾国屏、李正风、段伟文等人的《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怡的《虚拟认识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邬焜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刘钢的《信息哲学探源》（金城出版社，2007年版）；翟振明的《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肖峰的《信息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段伟文的《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等。

第九，社会科学哲学。国内的社会科学哲学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评介以及90年代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架构等方面的探讨。进入新世纪以后，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整体对象的研究一度得到推进，如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发展、功能与进化、本质与论域等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等范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实在论、知识论等理论。近年来，王巍、殷杰等进一步从科学哲学和知识论出发对说明、解释、价值、因果机制、物理主义、本体论等基本概念和专题展开了探讨。科技哲学学者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方华、刘大椿主编的《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刘孝廷的《个体认识论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殷杰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徐竹的《理解社会：从规范到机制》（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跨学科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科技现代化步伐，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科技与工程伦理）以及科技史、科技传播和科技文化等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成为科技哲学反思科技时代和构建科技社会的重要方面。这些研究并无严格的界限，不乏相互交叉之处，盖因其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建构为目的。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在科技与工程领域的研究、创新和应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领域逐渐从跟踪国外研究转向研究本土问题、运用本土资源并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同时越来越多地需要真正直面新兴科技带来的对未来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挑战。

第一，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大致经历了技术辩证法、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西方与日本技术哲学思想的引入、技术价值论与建构论的技术社会学引入、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工程哲学的创立、荷兰学派的引入、新兴科技的哲学与社会伦理研究以及中国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发展历程，涉及技术的本质与规律、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伦理、技术与生态、技术与政治以及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等一系列议题。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包括技术与人工物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技术的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在研究脉络上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人类学的技术哲学、社会批判的技术哲学、现象学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建构论的技术哲学等进路。

20世纪90年代，李伯聪就曾在工程实在论的探讨中倡导工程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专著《工程哲学引论》在工程界反响热烈，由此，他与相关科技哲学学者以及殷瑞钰、汪应洛等工程院院士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在工程界和哲学界协同的基础上促成了工程哲学的建制化发展。他们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专著《工程哲学》，开始招收专业博士研究生，还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期刊（《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这一共同体希望从工程实践出发，建立工程师、哲学家、工程管理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盟，针对工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对话，既丰富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又深化对工程的认识和促进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9］。基于这些特定初衷的狭义的工程哲学，从工程的本质、工程思维、工程方法论、工程辩证法、工程理念、工程创新、工程与社会以及中国工程案例的哲学分析等维度展开了哲学化的探讨，并由此构建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等理论体系。这种狭义的、体系化的工程哲学无疑有助于推动工程与哲学的对话、提升工程界的哲学思维。当然，对工程的哲学研究不一定要遵循这一范式，广义的工程哲学多以问题为导向，旨在从哲学、伦理与跨学科维度对技术和工程展开批判性的反思与建设性的思考，大致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

在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些学术共同体中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陈昌曙、远德玉、关士续、刘则渊等前辈学者为代表，以陈凡主持的教育部技术哲学重点基地为平台，由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等东北地区高校的技术哲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东北学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在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国外技术哲学译介与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技术创新研究以及技术哲学的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北大学主持的《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国外技术哲学与STS译丛》有力推进了技术哲学的发展。邱亮辉、朱葆伟、赵建军、王大洲、肖峰、张秀华、鲍鸥、邓波等人，在李伯聪与殷瑞钰推动的工程哲学研究中作出了很多具体贡献。世纪之交，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曾有力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如吴国盛对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科技哲学的倡导，张华夏与张志林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入手探讨技术哲学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中，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对中国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合作研究、国际化与对外传播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此外，朱葆伟、李伯聪、吴国盛、赵建军、高亮华、段伟文等组织和参与的“北京技术哲学”论坛，立足北京，辐射全国，有力促进了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前沿的研究与交流，学者们的论文由朱葆伟主编成《技术的哲学追问》，于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远德玉、陈昌曙的《论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文海的《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吴国盛的《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戟锋的《哲人与将军：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赵建军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的《工程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何立松的《双刃剑的困惑：技术的价值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文潮、刘则渊等人的《德国技术哲学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前的《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肖峰的《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三虎的《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包国光的《海德格尔生存论视域下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伯鲁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庆峰的《技术现象学初探》（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李三虎的《小世界与大哲学——面向未来的纳米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成岗的《技术与现代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夏保华的《发明哲学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闫宏秀的《技术过程的价值选择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易显飞的《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第二，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在中国从科技现代化和科教兴国走向创新驱动、科技强国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科技创新研究、科技与工程伦理等成为科技哲学回应科技时代的切入点。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主要探讨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聚焦科技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挑战、科技发展的社会意义、科技的风险与争议等问题。该方向不仅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生态哲学等科技哲学研究交叉，还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关科技和创新的研究联系密切，所研究问题衍生出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创新、科技与文化、科技与环境、科技与传播、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军事、科技与心理、科技与法律等分支领域［1］（P364）。近年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日渐吸收了由科技的社会建构理论发展而来的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从概观性的研究转向对科技社会整体中的互动机制的分析，在具体情境中探析科技实践的动态结构与发生过程。北京大学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等对该方向的开启和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方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珺珺的《科学社会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黄顺基、李庆臻主编的《大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宋子良、王平主编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凡的《技术社会化引论：一种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惠国的《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任定成的《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对1915-1949年中国思想潮流的一种考察》（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陈筠泉、殷登祥主编的《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大椿、段伟文的《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陈凡、张明国、梁波的《科学技术社会论：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来平的《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尚智丛的《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肖显静的《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孙小礼主持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曾国屏主持的《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丛书》；殷登祥主持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高技术与人文丛书》等。

第三，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该方向的初衷是充分认识科技革命的力量、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探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加速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研究热点包括知识经济、产学研一体化的国家创新系统、低碳经济、自主创新、技术转移、技术壁垒、创新孵化器、基础科学、科技与公共政策、创新方法、创新文化等。这方面的研究使部分科技哲学学者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者，直接参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创新战略的研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科技哲学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金吾伦的《知识管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正风、曾国屏的《中国创新系统研究——技术、制度与知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正风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程的《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立的《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尚智丛的《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的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李兆友的《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大洲的《技术创新与制度结构》（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永忠的《双重转型中的技术创新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易显飞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侠的《科技政策、伦理与关怀》（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夏保华的《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第四，科技与工程伦理。该方向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对生命伦理的引入和有关科技“双刃剑”效应等技术价值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哲学界对克隆羊和互联网所带来的伦理冲击的回应使这一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研诚信建设、新兴科技的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工程伦理教育、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等研究热点的推动下，该方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科技与工程伦理研究正在成为科技哲学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影响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切入点和生长点。该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大椿等人的《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余谋昌的《高科技挑战道德》（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段伟文的《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伦的《鼠标下的德性》（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傅静的《科技伦理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蒲生的《科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前等人的《中国科技伦理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科研诚信知识读本》（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国豫、刘则渊主编的《科学技术伦理的跨文化对话》（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及《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卢风的《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1年版）；潘建红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雷瑞鹏的《异种移植哲学反思与伦理问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胡明艳的《纳米技术发展的伦理参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正风、丛杭青、王前等人的《工程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第五，科技史、科技传播和科技文化。科技哲学的科技史研究比一般的科技史抽象，大致可分为内史、外史和人物史，但往往不拘泥于这种区分而更重视思想性。内史关注科技的发展，外史关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人物史关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人生。没有科技史的科技哲学不乏空洞，没有科技哲学的科技史则是盲目的。在自然辩证法及其向科技哲学过渡阶段，科技史与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近年来，科技哲学界与科技史界也意识到二者融合的重要性，曾在北京地区举办过十届研究生科史哲论坛。科技哲学领域的科技史研究以科学思想史研究见长，以科学发展历程为依托，通过阐释科学思想、科学理论形成的背景，理解科技及其本质。相关成果概述性研究较多，日益重视基于扎实的一手文献、调研与实验的研究。除了科学通史、技术通史、中外科技思想史以及爱因斯坦、牛顿、钱学森等哲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技史案例研究之外，科技哲学领域的科技史研究更多地关注科技革命与现代化、中西科技思想比较、科技史的方法论等重大问题，如近现代科技革命的内涵与动因、中国16世纪之后的科技为什么落后（李约瑟问题）、西学东渐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技史编学（如对辉格解释的反思）等。

科技哲学界的科技传播与科技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对科技知识和文化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中国的内涵及其社会运行的理论探讨与对策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中国开始步入科技时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促使科技哲学界开始从科技文明、科技风险等维度探讨社会对科技的恰当态度，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展开了大量的思想对话与交锋。近十多年来，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部门的主导下，相关研究逐渐聚焦于科学的传播普及、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公众参与科技、科学文化建设等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科协的相关单位不仅对这些研究给予了大力资助，还支持一些高校建立了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中心及科学文化研究中心。

科技哲学在这个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李醒民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青松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邓东皋、孙小礼、张祖贵主编的《数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思想文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刘大椿、吴向红的《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林德宏、肖玲等人的《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刘兵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鸿生的《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元彪等人主编的《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江洋的《思想之网：哲人科学家——牛顿》（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刘华杰的《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吴国盛的《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袁江洋的《科学史的向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醒民的《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杰的《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晓原、刘兵的《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姜振寰的《技术史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凡、张明国的《解析技术——“技术－社会－文化”互动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乐爱国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程倩春、崔伟奇的《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吴国盛的《科学走向传播》（湖南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曾国屏等人的《科学传播普及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范岱年口述、熊卫民整理的《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刘大椿等人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西学东渐》与第二卷《师夷长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等学者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戈革等学者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共12卷），范岱年、邱仁宗、李醒民等学者翻译的相关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著作及青年学者张卜天翻译的《科学源流译丛》等译介工作，居功甚伟。此外，潘涛、李永平等出版人对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等领域译著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同步。从民国初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历经诸多嬗变曲折，科学的客观性、自主性及其作为普遍知识和社会变革力量的基本形象终于得到承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科学哲学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引入，科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正确的知识体系以及哲学原理的例证或其新范畴的来源；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曾经使中国的科学哲学在突破思想壁垒的过程中较为便利地取得了旨趣的合法性，但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们很快把对普遍性的寻求纳入到根植于本土知识与文化需求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的长征”之中。中国本土文化对经世致用的追求，加上马克思主义将改造世界置于优先地位的实践旨趣，使中国的科学哲学与科技哲学不仅关注认识论层面的科学合理性及其辩护，且从一开始就将科学视为一套特定的方法论和一种社会建制化的人类活动，将科学纳入由思想革命到社会变迁的实践场域，致力于追问近现代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此过程中，后实证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欧陆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相继引入，尽管存在着观念脉络与现实语境上的落差，对科学合理性更精致地辩护和更深刻地质疑成为学界译介与论辩的焦点。

在国际科学哲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大战”中导致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对立的基础主义的标准科学观逐渐被超越，吉尔、卡特赖特、基切尔、海伦·朗基洛、富勒等科学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学的要素与边界，使一般科学哲学的反思重心日益转向社会认识论、实验建构论、能动者实在论等科学活动的实践层面，将科学活动的目标从探寻价值无涉的客观真理重置为对有意义的真理的追求。同时，在当代科学论研究中，默顿范式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分立也通过对后学院科学、后常规科学等“真科学”的关注而消解，科学后果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价值选择以及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成为核心议题。出于对实践的关照，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目标逐渐契合于在科技时代的复杂语境中对科学的权衡与审度：从对科学的客观性、实在性的辩护或质疑等理论性的辨析转向对科学的知识的可靠性和社会稳健性（socially robustness）的实践性考量。

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科技与工程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发展，实践的需要促使科技哲学研究在不断跟踪国际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科技伦理和工程哲学等问题导向的研究。展望未来，科技哲学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科技强国和科技与人类未来等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对科学基础和人类知识的边界进行更具深度地探讨，为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神经科技等科技化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体系，更为人类实现科技时代的文明跃迁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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