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1890年5月出生于越南南坛县林盛总黄厨村，原名阮必成，又名阮爱国，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语言天赋极高，会说一口带点广东味的汉语官话，粤语也很流利。他一生致力于越南革命事业，曾长期隐瞒真实身份，周旋于各方之间，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42年8月，胡志明离开越南前往中国。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以“越南独立同盟会”和“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两个团体代表身份去重庆见蒋介石，另一个目的是去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胡志明化妆成一名风水先生，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带着斗笠，穿着白色土布衣服，显得精瘦干练。他和广州靖西县农民杨涛步行到德保县足荣乡时，迎面碰上了本地的乡警向福茂。

胡志明

向福茂为了刷存在感，将两人拦住，要求拿出通行证，进行例行检查。

这不查不要紧，一查问题来了。胡志明身上带有“国家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证明书、“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还有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等多种证件。

本来向福茂只是想刁难一下他们，没想到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这个老头一人持有多种证件，有多重身份，既是越南华侨，又与共产党、国民党都有联系。

向福茂感到这人身份复杂，有可能是潜入境内的间谍，自己这回可能抓到一条“大鱼”。因此，向福茂就将胡志明、杨涛带回了乡公所，交给街长马献荣继续审问。就这样，胡志明在中国被捕了。

马献荣并不糊涂，他发现胡志明有国共两党的证件，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敢自作主张，就打电话向德保县政府汇报。县领导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派了一名县警和一名公务员来到乡里，把胡志明和杨涛押往县城。

胡志明的被捕，让他的朋友非常担心。特别是和他一起来到中国的黎广波，他打听到胡志明被关押在县城的消息后，就派人以送饭为由前来探望。胡志明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没有丝毫慌张，在拘留所里，他用铅笔写了一封越文信件，托人交给了黎广波。

黎广波带着这封信回到了越南，把这个不幸的消息传达给了越南共产党。越共中央立即派人前往广西，进一步打探消息。

胡志明在靖西县专员公署关押几天后，被转到靖西县监狱，在这里他受到残酷的待遇，脚被戴上了铁镣。

胡志明被捕后，当时的国民党方面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原因是胡志明长期使用黄国俊这个名字，只知道胡志明的真名阮爱国，但听说阮爱国早已死了。越共中央对胡志明的真实身份始终保持高度机密，胡志明本人什么都不多说，每天非常安静，有时间就看看书、看看报纸，能怎么样，就怎么样。

由于语言不通，广西官员告诉越共中央派来打探消息的阁同志，“是了，是了”，却被他听成“死了，死了”。阁同志也没有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就回去报告了越共中央。越共内部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一方面着手写悼词、筹办追悼会，一方面派人去广西核实一下情况，看看胡志明的墓在什么地方。结果是胡志明还活在世上，越共中央还收到胡志明从中国邮寄回去的报纸，报纸边上还有胡亲笔写的铅笔字，告诉他们：“祝诸兄在家健康，努力工作，我在此平安。”

1942年10月下旬，越共中央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给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胡志明。

孙科

孙科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即将其转交给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吴铁城，责成他处理此事。吴铁城奉命致电广西省政府，要求“查明释放”。事情有时非常凑巧，当时胡志明正在被押往桂林途中，但未到达桂林，省政府自然无法“查明释放”。11月9日，未见回音的吴铁城致电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要求其查明此事。

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事情有时办起来非常难。此时胡志明没有关押在柳州，张发奎没法详查，也没法给吴铁城回复。

直到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查出胡志明被押往桂林。在桂林，国民党方面对胡志明进行了审讯，但胡志承认自己是越南革命干部，曾参加过共产党，否认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桂林办公厅拿他没办法，只能作为政治嫌疑犯，于1943年1月交给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继续审查。

柳州方面经过半年多的审查，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此时胡志明在狱中的境遇稍有好转，他被囚禁在军人拘留所内，受到政治管理，除行动受到限制外，可以读书看报，没有劳役，更没有严刑拷打，日常饮食也明显改善。

胡志明是一位很有定力的人，他每天静坐沉思，读书看报，该散步就散步，精神状态保持得一直很好。在胡志明被关押在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时，越共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营救。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就和胡志明是好朋友，他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冯玉祥，请冯帮忙想办法。冯玉祥邀请李宗仁与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当面要求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

冯玉祥当面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就算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没有权力逮捕外国共产党。”接着冯又从抗战角度向蒋陈述利害关系。李宗仁则提出来，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呢？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一时之间，弄得蒋介石不可置否。

蒋介石表面上答应了冯玉祥和李宗仁，实际上在没有弄清楚胡志明的真实身份之前，一直没有下令释放他。

但形势正在起变化，而且对胡志明越来越有利。

此时，由于胡志明的缺席，广西柳州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纷争加剧，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法国乘机加大对越南的渗透，对我国南部构成威胁。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第四战区的有识之士，如司令部中将参谋萧文就向张发奎建议，释放胡志明回越南，利用他在越共中的威信和影响，参加越南同盟会活动，以抵制法国，减轻中国的压力。

张发奎

张发奎也有自己的打算，当时四战区负责对越工作，他想利用胡志明来控制越南的局势，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因而也倾向于恢复胡志明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终于下令释放胡志明，但只是从拘留所释放出来，改由政治部继续对其“察看感化”。于是，胡志明才从四战区拘留所里被释放出来，此时已是1943年9月10日。

胡志明被释放后，住进了第四战区政治部的“斌庐”，恢复了行动上的自由，他可以在附近爬山、散步、游泳，整天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倒也自在。

但胡志明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和政治部的人员一起吃饭、聊天，有时还跑到河里去游泳，有时间就看书学习，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习惯地称他为“胡伯伯”。在闲暇之余，胡志明就想方设法与国内联系，常用粥汤在报纸上写信寄给国内同志，告诉他们自己身体很好，并嘱咐他们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搞好工作。

1944年6月，黄文欢由越南来到柳州，向胡志明汇报了越南国内的情况，并建议胡志明回国，直接领导国内革命。胡志明向张发奎提出了回国的设想，并递交了由他本人起草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张发奎请示重庆中央政府后，同意了胡的返越请求。

1944年8月9日，胡志明离开柳州，经南宁、龙州，从水口回到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