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名的更改及其社会文化寓意

感谢王旭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宋代乡名的更改及其社会文化寓意

王 旭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摘 要：宋代存在大量改易乡名的情况，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寓意。总体来说，乡名的更改有雅化和儒化的趋势，体现出赵宋王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重视科举文教事业的统治思想。地理型乡名很多被愿景型乡名取代的原因，可归结为乡的性质和职能转变，即乡由能处理行政事务的基层区划单位演变为乡村田地登记及税率核算基本单位。改易乡名并非是单纯以迎合统治阶层教化和基层治理为目的，而是不同阶层合力的结果，掺杂了基层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从实际效果来看，通过改易乡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一道德，同风俗”的社会控制效果。

关键词：宋代；乡里制度；乡名；社会文化寓意；基层治理

一、为何是宋代，为何是乡？

地名通常是由通名和专名两部分所组成。通名如山、川、郡、州、县、镇等，用于区分不同类别的地理实体或行政单位。专名一般置于通名之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如省级政区中的陕西、市级政区中的西安等。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地名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交往之间的产物，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因此地名就与不同时代自然、社会、人文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可以说，地名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所差别，政区是统治者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而进行的人为划分，故其名称更多地体现出人的作用和需求，并往往打上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烙印。更为细致的划分，不同地区、时代、层级的政区名称所蕴含的人文要素又有所差异，如中高层政区的名称更多地体现出上层统治者的诉求，而基层区划的名称则较多的掺杂了地方民众、乡村宗族等因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往往体现出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碰撞及政府教化“化外之区”的特征，而此特征在中央管控力度较强的“腹里”地区则表现得不十分明显。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学界以“唐宋变革”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巨变，这种“变革”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映射到基层区划单位的名称之上。承唐代之制，宋初在乡村实行“乡——里”两级制，然而受到赋役征发方式变化、人口剧增、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影响，旧有的乡村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以及更有效的收取赋税、差派徭役、管控人户，宋廷多次进行基层区划改革，先后实行了保甲、经界、推排、自实等法。北宋中期以后，乡村社会基本上推行的是都保制度，但旧的基层区划单位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2]。这样一来，乡村区划就出现了“新旧交错”的复杂格局，一方面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区划单位，如都、保、团、耆、管等，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单位沿袭自前代，但性质发生了变化，如乡、里等。地名的更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变革寓意，故以基层区划单位的名称为切入点，利于我们以独特的视角去理解宋代基层社会的变迁，乃至整个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众多的基层区划单位之中，又为何选择乡呢？这首先是因为相比其它区划单位，乡的性质变化最为剧烈，且贯通唐宋两代。由唐入宋，乡由能处理行政事务的基层区划单位逐渐演变为乡村田地登记及税率核算基本单位[3]。这种性质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唐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赋役征发从依托人户转移到土地上，乡对于人户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宋代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乡系户口”的功能逐渐消失，而名称的变化则是其性质转变的表征之一。其次是从乡与县及其它基层单位的关系看，它是县以下面积最大的一级基层区划单位，对上直接与县级政区“接触”，对下则是维系里、都、保、社等单位的地理空间基础。正是由于乡是介于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自治”之间的中间区划，故其名称不仅体现出乡村民众的需求，也打上了政府基层统治的烙印，融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群体的诉求。再次是与乡相比，里、都等基层区划单位所能展现出的社会文化寓意较弱。里在中唐以后就基本失去了行政职能[4]，宋代时仅具有指示籍贯或葬地的意义，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为通名，如在建康府上元县，金陵、仁慈、清风等乡所辖之里均是以方位名词命名，如东里、西里、上里、下里等[5]。都是熙丰年间新出现的基层区划单位，在大多数地区是以数字进行编排，如平江府常熟县诸乡共编制了五十个都，其中崇素乡辖第八都、第九都、第十都三个都[6]，这些里、都名都不具有指示社会文化的意义。至于耆、管等，或单位过小、存在时间不长，或是以户口单位进行编排的区划单位，不适合作为讨论的对象。最后是从当前地名学研究的现状看，对于纵向的不同层级地名的特点尚有待深入研究。由于所框定的地域范围和性质的差别，不同层级的基层区划名称各具特点，并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寓意[7]，而由州县名称向基层深入，最先要讨论的就是乡。基于此，我们对宋代乡名的改易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二、宋代乡名更改的时代特征

地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有的是更改，有的则是消失或新增。本节旨在梳理若干乡名更改的事例，并藉此分析其时代特殊性及其社会文化寓意。

（一）乡名的雅化及儒化趋势

地名的雅化是指由“鄙野”的地名转化为“文雅”的地名，这个过程并不唯某个朝代所特有，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宋代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吉州庐陵县原有“文霸乡”，后因乡人欧阳象之进士及第，诏改名为“儒林乡”[8]，改后之名较之前名无疑要文雅得多。又雍州临潼县（唐新丰县）西南原有坑儒乡，相传“秦始皇坑儒于骊山下，故名”，唐代时改名为愍儒乡，宋代时又改名为旌儒乡[9]。由坑儒到愍儒，再到旌儒，乡名经过了两次雅化，原意也消失殆尽。在常州的无锡县，北宋时更改了一批乡名，其中宅仁乡旧名光宅乡，延祥乡旧名这祥乡，垂庆乡旧名垂拱乡[10]。改名原因今已难以详考，不过从字面意思理解，宅仁乡疑是取“宅心仁厚”之意，延祥、垂庆也多有嘉义，用词都要较光宅、这祥、垂拱更加文雅。

乡名在雅化的同时亦存在儒化的趋势，宋代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四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且今都存宋元方志[11]，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乡名信息，现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1 宋代太湖流域体现儒家思想乡名分类表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贤、孝、善、德”等内容，它们不仅是民众的伦理规范、礼俗制度，也是国家统治管理的指导方针，其中又以“仁”为核心。而在太湖流域的乡名之中，“仁”字出现的频率也最高，有13次之多，这种“巧合”恰是儒家思想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体现。次为“德、善、孝”，再次为“贤、义、礼、信”。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些乡名虽为宋名，但很多是沿袭自前代，似乎并不能完全体现宋代的时代特征。实则不然，理由有二：其一是对比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和中期的《元丰九域志》中诸县的辖乡数，可知北宋中前期存在一个大量并乡和废乡的阶段[12]。上表统计的乡名均出现在元丰年之后，它们在并乡和废乡的浪潮中保存了下来，充分说明其“生命力”较为顽强，这与儒家思想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其二尚有很多乡名的更改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在苏州，据正德《练川县志》卷上《乡都》载，嘉定十年（1217）分昆山县五乡置嘉定县，其中守信乡旧为春申乡、依仁乡旧为临江乡、循义乡旧为平乐乡、乐智乡旧为醋塘乡，服礼乡旧为安亭乡。改名时间是嘉定十一年（1218），该年宁宗下诏：“平江府新创嘉定县，分置五乡，可易以依仁、循义、服礼、乐智、守信为名，从守臣所请也。”[13]被改乡名中出现的仁、义、礼、智、信均为儒的核心思想。而在太湖流域以外的地区，类似的改名也有很多，如建康府句容县北有仁信乡，“元名履仁，乾通志改仁信”[14]，在“仁”字之外又添加了“信”字。再如徽州歙县西南有仁爱乡，“本唐敬爱乡”[15]。

其实雅化和儒化并非是分离的两种趋势，乡名在儒化的同时也是在雅化，前述嘉定县守信、乐智等乡名无疑要较春申、醋塘等名更为文雅。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雅化还是儒化，都是一个长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唯宋代所特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确实是关键的时期。如众所知，由于二程、朱熹等人的推动，宋代理学兴起，儒学复兴，其思想理论被统治者所采纳，并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16]。关于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在一份奏章中说道：“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17]宋代儒学之盛不仅超迈前代，而且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行政事务中起决定作用，只有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18]。明确指出宋代是儒家思想传播的关键阶段，而乡名的儒化和雅化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

（二）体现出重视科举文教事业的意味

宋代是一个极重文教的朝代，正如宋太宗言“欲兴文教，抑武事”“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19]。《宋史》卷439《文苑传一》总叙亦载：“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这一祖训被历代宋帝王所遵循[20]。科举与文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重要手段，而后者则是前者的题中之意，两者结合起来，共同体现在乡名之上。宋代的江南西路，文教事业昌盛，可统计该路的乡名更改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宋代江南西路改乡名表

分析上表可知，乡名更改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旌表忠孝节义；其二是嘉奖科举成就和文教事业。关于旌表忠孝节义，暂且按住不说，详下文论述，这里仅就“科举文教”论述一二。科举制度滥觞于隋唐，成熟于宋。相较前代，宋代的科举考试更加贫民化，读书人无论出生、财力、家世背景如何，均有机会由科举考试晋升为官吏。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科举考试的成功意味着改换门庭，脱离农工商身份，晋升到士的阶层，并有可以享受到官僚体制的各种优惠。宋代官箴书《作邑自箴》言：“父母教训子孙，当捡择业次。稍有性格者，自幼便令亲近好人，读书应举。忽尔及第，光荣一乡，信知诗书之贵也。”[21]真实反映了时人对于读书应举的追捧。而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擢拔更多的寒门子弟为朝廷效力，宋真宗曾亲谕知贡举的大臣：“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22]宋仁宗则“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23]。由于寒门子弟多来自于基层社会，故统治者急切地需要将科举的影响力深入到乡村。表2中因科举成就而改乡名的情况最多，有五例，这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类群体对于科举制度需求的表现。在江南西路以外的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如福州长乐县崇丘乡改名二难乡，“以潘循、潘衢同登祥符元年第改”。又长溪县有劝儒乡，“唐林嵩登乾符二年第，观察使李晦表请改乡里，因勅赐今名”[24]。至于因文教而改名的情况，上表仅列一例，即庆历年间吉水县永昌乡因“其乡多文士”，改名为文昌乡。不过嘉奖科举成就与宣扬文教本就不可分割，投身科举考试的人多了，文教活动自然就会昌盛。且相对于庞大的科考人数，及第者毕竟是少数，落地者回到乡村，或著书立说，或授业传学，都利于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三）乡名更改与乡的性质和职能变化

宋代的乡名大致可分为地理型、愿景型、事件型、人物型、其它共五类（表3）[25]。所谓地理型，一般是指那些得名于山、水或者湖泊等自然景观的乡名。对于基层民众来说，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在为基层区划单位命名时多会选择最为熟悉的地理标识来明确自己活动的地域空间。而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明确空间范围是有效施政的前提，山、河流、湖泊等自然标识的位置相对稳固，故而成为他们为乡命名的首选。所谓愿景型，一般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所用字眼都含有一定的吉祥寓意。如武康县的庆安乡、崇仁乡，归安县的福增乡、广德乡，华亭县的集贤乡、高昌乡等。据表3统计，长寿乡出现的次数最多，为四次，表达了地方民众期盼健康长寿的愿望，而出现了三次、两次的积善、移风、太平等乡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事件型一般对应某一重大事件或传说，如长兴县的嘉瑞乡与邑人“满结庐守父丧，墓生芝九茎”的祥瑞事件有关。崇德县千乘乡，相传“吴王夫差养兵放牧于此”。人物型往往与某一著名的人物或宗族有关，如安吉县的晏子乡与齐晏子相关[26]。

表3 宋代太湖流域乡名分类表

由上表可知，愿景型乡名的数量最多，为149个，几乎是其它四类的总和。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愿景型乡名多有吉祥寓意，很容易被基层民众所接受的原因外，还因为地理型乡名大量被愿景型乡名所取代，如前文提到的嘉定县安亭、醋塘、临江三乡就属于典型的地理型名称，后被服礼、乐智和依仁三个愿景型乡名所取代。又如湖州长兴县，原有平望乡，得名于平望驿，后改名为吉祥乡[27]。福州闽县东南有温泉乡，因其地有温泉而得名，后改名为开化西乡[28]。汉州德阳县均渠乡疑是因水渠而得名，天圣三年（1025）因“邑民张胜家析木有‘天下太平’”，改名为太平乡[29]。

这一变化与唐宋时期乡的性质和职能的转变有关。近古时代，乡村管理体制由乡里制转变为都保制，乡的性质和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熙丰变法以前，乡基本上还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总揽所有的乡村行政事务，基层社会大部分的行政事务还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运作。而随着乡村体制改革，保甲、经界等法的推行，乡的大部分行政职能被新设的都、保等单位所分割，其数量和空间范围也趋于固定，在“行政性”大大削弱的同时，“地域化”趋势则越来越明显，仅作为土地登记单位、税率核算基本单位以及其它基层区划单位运作的地理空间基础而存在，这种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名存在的意义。地理型乡名所指示的是地域空间范围，明确这种空间范围有利于“乡官”开展基层税收工作和处理基层行政事务。当乡还具有行政职能之时，地理型名称自然更受青睐，而一旦其行政职能消失，指示空间范围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时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或者具有教化意义的乡名更有存在的必要，是故愿景型乡名随之增加。

（四）体现出赵宋王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早在开国之初，宋统治者就有意识的对地名作出“去前代化”处理，以昭显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开宝四年（968）三月，下诏“改岭南思唐州为司明州，雄州为南雄州，天下县以‘唐’为名者，皆改之。”[30]乡名自然也不例外，如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诏永州零陵县唐兴乡改为宋兴乡，祁阳县唐昌乡改为宋昌乡[31]。广德军广德县的唐通乡也有相同的命运，绍兴二年（1132）十月六日地方官员奏：“本县（建平）管五乡，内唐通、桐汭两乡元隶广德县，后割入建平。”[32]说明绍兴初年广德县辖唐通乡，但是南宋曹彦约所撰《条具赈济申提举司状》却载：“以后分日赈济，在县坊郭及桐汭乡用十六日，昭德乡十七日，临湖乡十八日，宋通乡十九日，妙泉乡二十日。”[33]县辖乡数未变，但唐通乡却改名为宋通乡。又临安府新城县永昌乡，“旧名唐昌，国朝改今名”[34]。苏州华亭县旧有昌唐乡，宋代时改名为仙山乡[35]。以上诸多例子表明，宋王朝在有意识的消除唐代痕迹。

为了显示赵宋王朝的权威性，还对一些乡名进行了避讳处理。“龙”“万岁”等字眼具有特定的阶层性，是天子的独享称谓，不可泛用，统治阶层想要保持其权威性和独享性，故多将含有这些字眼的乡名更改为更加中性或具有顺从意味的名称。政和年间（1111—1118）政府颁布过相关诏令，嘉泰《会稽志》卷一二载：“淳熙中，有发地得唐阿史那夫人墓志，称会稽县万岁里，今无此名，或谓政和间避万岁之语，故改。”[36]类似的例子相当多，如润州金坛县登荣乡原名为登龙乡[37]，湖州归安县松亭乡原名龙亭乡、长寿乡原名万岁乡[38]。徽州歙县登灜乡原名登龙乡[39]，建康府溧水县丰庆乡原名龙庆乡、上元县北城乡原名龙城乡[40]。无锡神䕶乡原名神龙乡[41]。最为极端例子的是严州建德县，该县县北一里有仁安山，旧名乌龙山，旁有乌龙岭。宣和初年，有大臣言：“龙为君象，应州县山水地名有‘龙’字者当避。”后方腊之乱，“复言狂贼窃发，由土地之名未正，乞赐以忠顺之名，镇定一方”，于是下诏“州县乡名及山与岭悉改今名”[42]。

三、乡名更改与基层社会治理

据前文所述，宋代乡名有儒化的趋势，儒学在宋代的复兴表现为理学的兴盛，而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忠孝节义”，倡导的形式则多种多样，如册封神灵、旌表忠孝、推广乡饮酒礼等，乡名的改易也深深地打上了地方教化和基层治理的烙印。表2所列十六乡中提到改名原因的有十一乡，而与旌诏忠孝有关的有五乡，占总数的一半弱。政府旌诏忠孝的行为固然是为了体现最高统治者“皇恩浩荡，雨泽万民”的恩情，但其实际目的和作用却远不止于此。可以通过以下两则材料进行分析：

其一，《孝思堂记》载：“杨君纯孝也，未尝自言，乡邻言于县，县言于州，太学生王刚等言于学官。既而州以其事上尚书，司业、祭酒亦诵言于朝，有诏旌表其门闾。君家于吉之太和而馆于赣之兴国，迎母就养，母卒葬焉。兴国之人曰：‘君馆吾里，母窆吾里，吾县之孝子也。’太和之人曰：‘君占籍吾里，生长吾里，吾县之孝子也。’尝欲奉柩归袝于先茔，赣人遮止，改其‘太平乡’为‘孝感乡’。太和尹师侯应极扁君所居为孝感堂，又表其坊，能言之士已记之矣。”[43]

其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十三年三月）铅山县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盖陛下躬行孝德风化之所致。乞诏有司旌其门闾，易其乡号，仍宣付史官。”[44]

材料一中太和县与赣县为争杨姓孝子而各使手段，赣县甚至为此而改易乡名，将其太平乡改名为孝感乡。两县之人为何都不遗余力的为本乡争夺孝子呢？这是因为“忠臣孝子”的事迹有利于地方的教化，可以起到“里人为之变俗，乡人为之迁善，州人、邑人亦为之勤”的效果[45]。材料二的地方奏疏，将王小十取肝救母的原因归结为皇帝躬行孝德风化，这显然是地方官员的奉承之词，他们在吹捧皇帝德行的同时也是在暗示自己施政的成功，吹嘘自己的政绩。类似这种以宣扬教化为目的而改乡名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在雍州蓝田县有贺若妇冢，“妇，县人也。姑有疾，刲股肉奉姑，疾遂愈。府县以闻，敕旌表门闾，名其乡为‘节妇乡’”[46]。莱州掖县人徐承珪，“幼失父母，与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让，历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乡缉俗里，木连理，瓜瓠异蔓同实，州以闻。乾德元年，诏改乡名‘义感’，里名‘和顺’”[47]。又有金履祥者，“宋建炎、绍兴间，以孝行著称，其父母疾，斋祷于天，而灵应随至。事闻于朝，为改所居乡曰‘纯孝’”[48]。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曾说：“‘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49]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孝节义”思想其实就是统治阶层所确立的“文化霸权”，他们通过旌表乡名这种看似合法化的行为，将儒家思想地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有人会说，历朝历代都提倡“忠孝节义”，宋代的特点似乎并不十分鲜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宋承唐末、五代乱世之格局，社会急需安定，对于“忠孝节义”思想的需求更为迫切。北宋中期的田况就曾说过：“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太宗皇帝以亲邸勋亲望，绍有大统，深惩五代之乱，以刷涤污俗，劝人忠义为本。”[50]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柔性的引导和控制手段可能并不像行政、经济、军事改革那样立竿见影，但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容忽视。嘉靖《淳安县志》卷14《义役记》记载了该县淳熙六年（1179）改乡里名之事，时“诏州县举行义役。淳安县青溪乡千刃里项训等欣然割田为倡。令尹嘉叹，更其乡曰‘和义’，里曰‘归善’，所以旌之也，法非人不行，义役行于括苍而婺女（乡）继之”[51]。后来该县十四乡共计出田一千七百八十七亩一角四十二步以助役。令尹“改乡里名”，一方面是嘉奖青溪乡千刃里项训等人响应号召割田助役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期望这种嘉奖能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无独有偶，范成大在处州松阳县推行义役时也采用了更改乡里名称的方式。《文献通考》卷13《职役考二》载：“（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风义，为易乡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广。而当时浮议胥动，多有伺其隙而败其谋者。”当时推行助役法困难重重，但是范成大采取的策略是“嘉其风义，为易乡名”，其结果是推行“浸广”。又婺州金华县长仙乡有民户十一家，“自以甲乙第其产，相次执役，几二十年。（吴）芾舆致十一人者，与合宴，更其乡曰‘循理’，里曰‘信义’，以褒异之”[52]。割田助役、响应义役等行为均体现出对国家的“忠”。其实无论是淳安令尹，还是范成大、吴芾，都是想通过更改乡名这样一种方式来树立“榜样”，从而达到基层治理的目的。关于榜样的作用，据欧阳修在《举进士张立之状奏》中所述，“士人名节不立，民俗礼义不修”，是因为政府“设教不笃，而奖善无方”所致，而如果“旌一士之行”，则可以达到“劝一乡之人”的效果[53]。故通过更改基层区划名称以嘉奖“义行”的方式，不仅可以调动起基层民众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达到收买天下人心的作用，而且可以建构起与官方主流文化意识相一致的思想体系，起到“一道德，同风俗”的社会控制效果。

在改易乡名事件中，政府官员当然是重要的主导者，因为乡名的更改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并由官方批复下诏，如台州临海县繁昌乡，“旧名万岁，政和八年，以乡民陈丑儿妻一产四子，州以闻，诏改今名”[54]。但这并不说明地方民众对改易乡名没有发言权，如前述永新县宋代时两次改易乡名，前一次改名思贤乡是因为仁宗作思贤之碑，乡名是否是地方民众所改不得而知，但第二次改名大儒乡就明确提到是“元老因之改”，所谓“元老”是指地方士人或乡老，这说明地方民众对乡名的更改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又在陈州，“昔有兄弟，灌园以奉亲者，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乡”[55]。临安府新城县折桂乡原名龙翔乡，“嘉祐中，许广渊登第，邑人因以为名”[56]。这两次改名的具体情况今以无从得知，中间申报的及下诏的过程也被文献省略，但“邦人”“邑人”的作用显然不容忽视。元延祐四年（1317），饶州有乡改名“荣禄”，元明善作《荣禄乡具庆里门记》云：“德盖一里而荣一里，行孚一乡而荣一乡。”[57]对于地方民众来说，改名是官方给予的一种嘉奖，是同里、同乡之人共同的光荣，这种心态就像我们今天也会因为本乡出了什么大人物而感到骄傲一样。改易乡名还促使我们去反思“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陈说，此说认为代表皇权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是县级政府，不深入到县以下，县下社会秩序主要是由士绅和宗族来维持。此观点使我们产生这样的错觉，那就是县之下的社会空间存在“权力真空”，政府无力将权力延伸到基层，难以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但在改易乡名的活动中，政府官员无疑是主导者之一，他们的“有所作为”是皇权在县下运作的鲜明体现，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无处不在。

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理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以皇帝（君主）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体系，由官员与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皇权不下县）；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而宗族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58]。但是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皇权”与“绅权”在基层社会的某种平衡[59]。通过乡名改易的事例，可知“皇权”对于基层的管理也许并不是设置政区或者直接派遣官员，而可能是通过改易乡名而旌表忠孝这样一种柔性的管控手段。当这种官方的“奖励性”措施符合地方民众利益时，他们乐于接受而没有任何不满。反过来，地方民众的很多诉求也需要得到官方的认可才能变得更加正当，这就是为何政府的“诏”在改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总之，改易乡名并非是单纯以迎合统治阶层教化和基层治理为目的，而是掺杂了基层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是不同阶层共同合力的结果。

四、小结

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寓意，并展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或文化风尚的变化。宋代“重文抑武”的风气和理学的兴盛使乡的改名呈现出雅化和儒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并不唯宋代所特有，但宋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阶段。由于科举呈现出“贫民化”的趋势，统治者着力从寒俊子弟中拔擢人才，并努力将科举的影响力深入到乡村，这一政策与基层民众改换门庭的需求相符合，而改易乡名则是两类群体需求的文化表征。两宋时代，乡的性质和职能发生重大变化，由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演变为乡村田地登记及税率核算基本单位，这种性质变化呈现在乡名之上，表现为地理型乡名被愿景型乡名代替的趋势。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昭显新政权的合法性，将政权打上“新时代”烙印，多把带“唐”字者改为“宋”，同时还将“龙”“万岁”等带有特定阶层性的字眼改成更加中性或有顺从意味的名称，以显示赵宋王朝的权威性。

乡上联县级政权，下接乡村社会，因此其名称融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的诉求与思想。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为了有序的管理基层社会，除了运用军队、法律法规、行政制度、监狱等专政工具外，还非常重视礼俗纲常观念的道德教化功能，前者是刚性手段，后者则是柔性手段。道德教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册封地方神灵、推广乡饮酒礼、打击淫祀、旌表嘉奖等，而改易乡名则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嘉奖方式。改易乡名，其实只是一个旌表符号，不过这种符号的发放不需要投入任何成本，但却能换取稳定的基层社会秩序，可以说是“一本万利”。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柔性的基层治理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一道德，同风俗”的社会控制效果。对于基层民众来说，改易乡名亦是荣耀之事，可以增加对家乡的自豪感，故他们并不是消极接受，而是积极参与。总之，改易乡名虽然是国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在管控地方，是政府公权力在在基层运作的体现，但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而是呈现出国家和地方民众双向互动的特征。

作者简介：王旭（1987—），男，安徽安庆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第64批博士后科学基金“宋代江南地区基层区划的变动与调整研究”（2018M642331）

注 释

[1] 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邹逸麟：《中国地名学源流·序》，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宋代乡村组织的演变，学界尚存在争论，详见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辑。

[4] 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4下《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520页。

[6] 孙应时：《宝祐重修琴川志》，《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170—1171页。

[7] 关于乡名的专文，仅见王颋《孔陈作记——元平阳州<选真寺记>碑补释》（《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8—386页），该文对元代温州平阳县“金舟乡”改名“金洲乡”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认为乡的命名和改名与当地的政治环境、文化风尚等有很大的关系。

[8] 欧阳修：《文忠集》卷71《欧阳氏图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9页。

[9] 宋敏求：《长安志》卷15《县五》，《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页。

[10]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3《地理三·乡都》，《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2986—2987页。

[11] 参见湖州《（嘉泰）吴兴志》、秀州《（至元）嘉禾志》、苏州《（绍定）吴郡志》及《（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常州《（咸淳）毗陵志》、常熟县《（宝祐）重修琴川志》、昆山县《（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及《（至正）昆山郡志》、华亭县《（绍熙）云间志》、无锡县元代《无锡志》，版本均为《宋元方志丛刊》本。江阴县的乡名是据杨印民《宋江阴志辑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20页）所录。

[12]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2《玉牒初草》，《四部丛刊初编》，第130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14]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4下《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523页。

[15] 赵不悔修，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三《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33页。

[16] 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较为深入地探究了宋代历史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统领、影响下践行和发展的。见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第四卷，中信出版社，2016年。

[17] 脱脱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40页。

[18] 详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一章《时代背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20页。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条，中华书局，2008年，第394页；李攸：《宋朝事实》卷3《圣学》，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20] 详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关于北宋前期所确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对后世的影响，详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1] 李元弼等：《宋代官箴书五种》，中华书局，2019年，第37页。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咸平元年正月丙寅条，中华书局，2008年，第907页。

[23] 朱弁：《曲洧旧闻》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1页。

[24]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地理类二·叙县》，《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805、7803页。

[25] 本表主要对元丰年间太湖流域四州二十县的乡名进行了统计。

[26] 楼钥：《（嘉泰）吴兴志》卷三《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691—4694页。

[27] 楼钥：《（嘉泰）吴兴志》卷3《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692页。

[2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地理类二·叙县》，《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798页。

[2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春正月癸酉条，中华书局，2008年，第2379页。

[3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三月丁巳条，中华书局，2008年第262页。“司明州”当为“思明州”之误。详见何新新《<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点校疑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

[31]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第7420页。

[32] 《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二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4973页。

[33] 曹彦约：《昌谷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页。

[3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0《疆域五·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555页。

[35]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9页。

[36]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2《八县》，《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924页。

[37]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2《乡都》，《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2627页。

[38] 楼钥：《（嘉泰）吴兴志》卷3《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691—4692页。

[39] 赵不悔修，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3《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33页。

[40]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4下《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523、5520页。

[41] 佚名纂修：《无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2192页。

[42] 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2《建德县·山》，《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328页。

[4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1，《四部丛刊初编》，第13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4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三月癸巳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2384

页。

[45] 元明善：《荣禄乡具庆里门记》，《全元文》，第2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46] 宋敏求：《长安志》卷16《县六》，《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69页。

[47] 《宋史》卷456《孝义》，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87页。

[48]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4316页。

[4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22页。

[50]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7—278页。

[51] 景定《严州续志》亦记载了此事，文略简，其卷6《淳安县·乡里》载：“和义乡，旧名青溪。淳熙已亥，知县陈煜以乡民首应义役白郡，改今名。”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393页。

[52] 《宋史》卷387《吴芾传》，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88页。

[53] 欧阳修：《荐张立之状》，《全宋文》，第1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3—954页。

[54]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295页。

[55] 张耒：《柯山集》卷43《淮阳郡黄氏友于泉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1—372页。

[56]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0《疆域五·乡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555页。

[57] 元明善：《荣禄乡具庆里门记》，《全元文》，第2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58]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5—293页。

[59] 在中国传统社会，绅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民意。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公众号

审订：杨肖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