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过剩、商业和创新统治着巴黎。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中，法国在187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之前，一直在为政治稳定而斗争。那是一个激进的巴黎政治时代，19世纪好战的工人阶级的崛起，在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中，得到了证明。
19世纪70年代，巴黎充满了美丽、奢华和放荡，精英们在庆祝进步的同时，越来越远离了工人们的奋斗。法国分成了贵族、移民和新贵两派，巴黎成了这个国家富有贫穷分化最严重的城市。这些条件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制造了一个政治暴力的高压锅，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建立，并在1871年成立了革命政府。
公社持续了两个月，但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拉瓦绍尔，却在公社的灰烬中诞生了。当公社随着法国军队的推进而土崩瓦解时，那些有着强硬政治信仰的激进派就会幻灭，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充满怨恨和愤世嫉俗。在一个看似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暴力是唯一的追索权利手段，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树立榜样的启发下，年轻的激进分子成为了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爆炸的狂欢，而引爆爆炸的是一个心怀不满、后来成为激进左翼烈士的拉瓦绍尔（Ravachol）。
由于极端的阶级分化，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工人中生根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见证了国民议会下民主理想的崛起，而在恐怖统治下这些观念的扭曲，导致了一个叫拿破仑的皇帝出现。19世纪的特点是君主制的回归，共和国的第二次尝试，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另一个帝国，最后，在1871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随着法国经济分化加剧，最贫穷的公民为了生存，开始寻求任何形式的就业。从富人的角度来看，穷人懒惰，会回避真正的工作。而从下层阶级的角度来看，富人和国家压迫他们，剥夺他们的机会，强迫他们偷窃，撒谎，在社会的边缘战斗。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条抵制和逃离这种沉闷生活的道路，它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政府，以及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追求个人目标的社会。
由于找不到工作，拉瓦绍尔开始盗墓制假
弗朗索瓦-克劳迪亚斯·拉瓦绍尔亲身经历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强加给穷人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和压迫。1859年，他出生在法国中部的圣夏蒙。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被他的荷兰父亲抛弃了。拉瓦绍尔出身贫寒，对自己的衣衫褴褛感到羞愧。他从小是天主教徒，也打零工，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他转向无政府主义寻求慰藉。他演奏音乐，在黑市上卖酒，抢劫格雷夫斯，为了生存而做假币。
他在1891年，出于绝望而谋杀了一个隐士之后，鬼魂就一直纠缠着拉瓦绍尔
1891年，32岁的拉瓦绍尔因在离他家乡不远的蒙布里森镇，谋杀一位老隐士而被捕。据称，他犯罪的目的是偷了隐士囤积在自己住所的一小笔财富，这笔钱相当于1891年的600英镑，2016年为69,957.30英镑（约合90,636.68美元），而这些钱都是通过乞讨得来的。拉瓦绍尔在逃离警方拘留时，上了一辆货车，逃到了巴黎。在他的爆炸案之后，这起犯罪成了他追捕的重点。
很有可能他早期的指控，是法庭将犯罪文件强加给他的
拉瓦绍尔在1892年被审判了两次，法庭想杀一儆百。为此，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各样与他的政治活动无关的罪行。例如，他被指控盗挖了一位著名伯爵夫人的坟墓，还谋杀了一位富有的隐士。
维基百科称，拉瓦绍尔仅承认了隐士谋杀案，并在审判期间否认了所有其他指控。历史学家米奇·阿比多尔（Mitch Abidor）在马克思主义网站上撰写的传记证实了这一点，称拉瓦绍尔确实杀死了这位著名的隐士，并偷走了他的钱。
约翰·m·梅里曼（John M. Merriman）对法国无政府主义反国家暴力的描述《炸药俱乐部》（The Dynamite Club），详细描述了拉瓦绍尔的审判。根据梅里曼的说法，拉瓦绍尔承认谋杀了老隐士，并暗示他还谋杀了其他一些人。梅里曼引用了拉瓦绍尔的话：“看到这只手了吗？它杀了多少资产阶级，就杀了多少。”他的这句话究竟是字面意思，还是为了让反无政府主义者为自己现状感到恐惧，目前尚不清楚。
虽然有可能拉瓦绍尔确实盗挖坟墓和谋杀了一个富有的隐士，但也有可能拉瓦绍尔当代传记，至少是部分作品，故意进行诋毁叙述，而让国家看起来像一个仁慈的父亲，拉瓦绍尔则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欧洲的无政府状态，有着长期的暴力对抗压迫性政府、和阶级的历史
对于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之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来说，过多的政府和过多的大规模土地所有权，为军队和富人的利益服务，而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蒲鲁东的思想，并实施了“行动的宣传”，通过对政府实施恐怖行动，采取激进的行动来激励他人，充当革命的催化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如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俄罗斯王子谁创造了这个词），用行动来激发革命，并为1870年代的其他人树立榜样，就像拉瓦绍尔在20多年后在法国所做的那样。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的目标，是摧毁国家及资本主义。
拉瓦绍尔读了玛丽·约瑟夫·尤金·苏的《流浪的犹太人》，印象深刻。这本书讲述了贵族牺牲下层阶级的行为，进一步巩固了拉瓦绍尔的社会主义和无神论信仰。他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与日俱增，当他1892年抵达巴黎时，他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听说了他们如何受到对待的故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攻击，以回应无政府主义事业。
拉瓦绍尔作为无政府主义复仇者的第一个行动，是针对那些对他的同行严厉的法官
1891年5月1日，警察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克利希爆发了一场枪战，克利希位于巴黎西北部，毗邻第17区。开始的示威以暴力告终，原因大家都知道。而参与这起事件的两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法官判处了严厉的监禁。
1892年3月11日，拉瓦绍尔在一位法官的家中，放置了一枚炸弹。两个星期后，他又在另一位法官的家里做了同样的事情。两枚炸弹都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都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就在克里希枪击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法国福密斯的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支持8小时工作制。不过示威活动导致了与警方的冲突，导致警察向人群开枪，最终九名平民死亡。拉瓦绍尔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这次生命损失，以及司法系统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同伴的对待的启发。
人们一度认为，他炸毁了一个军营，但最终把这一罪行归咎于别人
在1892年3月11日拉瓦绍尔的第一枚炸弹爆炸，和两周后的第二枚炸弹爆炸之间，一枚炸弹在巴黎第四区圣热尔韦教堂附近的军营爆炸。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另一个巴黎》的作者卢克·桑特的说法，每个人都认为拉瓦绍尔是罪魁祸首。
正如约翰·梅里亚姆在他对19世纪法国政治爆炸事件（The Dynamite Club）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忒阿杜勒·莫尼耶安放了炸弹，一家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报纸《L'En-Dehors》称其为“极具象征意义”。
军营爆炸案加上拉瓦绍尔的两起法官爆炸案，造成了价值四万法郎的损失。不幸的是，如今如果我们要弄清楚换算到21世纪的美国货币是多少并不容易，因为在120多年的时间里，从法郎到欧元再到美元需要进行复杂的转换。
他被一个服务员出卖了，最终10个警察才逮捕了他
在军队军营爆炸的同一天，在3月11日爆炸之后和第二枚法官炸弹爆炸之前，拉瓦绍尔在外面请客吃饭。他和他的服务员闲聊，和他谈论无政府主义，并提到他涉及过的行为。至少，服务员卢克桑特后来是这么说的。
约翰·M.梅里曼给出了略微不同的解释。按照梅里曼的说法，拉瓦绍尔确实和他的服务员谈论过无政府主义，但没有提到他的炸弹。相反，是服务员看到了他手上的伤疤，怀疑了他。当把一切证据都整理好后，这位勇敢的服务员报了警。
当拉瓦绍尔几天后，也就是3月30日回到餐厅时，当局冲了进来。十名警察制服了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而他在拼命挣扎后才被成功抓捕。
他被捕的那家餐馆，在那之后不久就遭到了炸弹袭击
1892年4月25日，拉瓦绍尔三周前被捕的那家餐厅，也遭到了炸弹袭击。炸弹被放在一个专门为这个场合购买的手提箱里，然后被留在了咖啡馆。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包括那名服务员本人。而这次行动也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与警察国家勾结的罢工。
他曾两次受审，一次是政治犯罪，另一次是抢劫和谋杀
拉瓦绍尔的案子是巴黎的大新闻，也是政府对反国家煽动者杀一儆百的绝佳机会。他首先因爆炸而受审，因为没有人受伤，因此这是侵犯财产的政治犯罪。因此，他被判服苦役。
接下来，拉瓦绍尔在巴黎郊外的法国中部他的老地方受审，罪名是一连串他可能参与，也可能没有参与的事情，其中包括谋杀一个隐士和盗墓。一些报道表明，拉瓦绍尔被审判了两次，因为他吹嘘自己在州监狱期间，逃脱了谋杀。按照卢克桑特的说法，拉瓦绍尔被以任何可能被发现的罪名带进法庭，以确保那些肮脏的罪行被追究，最终他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庭上，拉瓦绍尔被指控犯有一长串未侦破的罪行……实际上，这些都不能与他联系在一起。”
他被判了死刑，还大喊着“无政府万岁！”被拖出法庭
在审判中，拉瓦绍尔试图就他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发表演讲，但只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断了。他对死刑的唯一回应是“无政府万岁”或“革命万岁”。他受到的惩罚，是上断头台。1892年7月11日，拉瓦绍尔被政府斩首。
根据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m·梅里曼的说法，在拉瓦绍尔被处死之前，曾有个拿着十字架的牧师走近他，不过他对牧师说，“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基督。别把他给我看，不然我要往你脸上吐口水。”当他走向断头台时，据说他还唱了下面这首歌：
“为了幸福，
你必须杀死那些拥有财产的人，
为了幸福，
你必须把祭司切成两半，
为了幸福，让上帝见鬼去吧……”
拉瓦绍尔成了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殉道者，甚至被比作基督
死后，拉瓦绍尔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英雄，是这个事业的烈士，而左派媒体大量报道赞扬他的英雄事迹。例如，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保罗·亚当（Paul Adam）将拉瓦绍尔称为“继阳光和宁静天空带来的欢乐之后的雷鸣”。亚当还把拉瓦绍尔比作基督，称他为“救世主”。
甚至在行刑前，拉瓦绍尔就发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在狱中，他收到了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签名要求、鲜花和一盒葡萄。有传言说，一个人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他告诉老板他没钱，但他的朋友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他们就会炸掉这个地方，这促使老板请这个人喝了一瓶香槟。
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奥古斯特·范朗（Auguste Vaillant），以拉瓦绍尔的名义炸毁了巴黎的众议院
1893年12月，奥古斯特·范朗（Auguste Vaillant）用一枚炸弹袭击了巴黎的众议院，目的是为拉瓦绍尔被处决复仇，同时也让人们关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是一名失业的工人，无法养家糊口，从12岁起就露宿街头，他并不擅长制造炸弹，因此使用的炸弹能量微弱，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是有20名工人受了轻伤。经过简短的审判，他立即并送上断头台。临死时，他高喊“无政府万岁”。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m·梅里曼所指出的那样，奥古斯特·范朗生来就不是一个暴力极端主义者，而是一个因绝望而被迫采取极端行动的人。在他犯罪的年代，许多同样贫穷的家庭死于饥饿和疾病。而他则受到拉瓦绍尔反对中层官僚主义的行动的鼓舞。
埃米尔·亨利企图用枪弹来报复资产阶级
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于1872年出生在西班牙，他的家人躲在那里，因为他的父亲活跃在巴黎公社，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了死刑。埃米尔在父亲去世后回到巴黎，在那里被工程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不去。相反，他做过中介、会计和服装工人。
亨利身边围绕着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他的兄弟福琛（Fortune）。他阅读和写作有关破坏私人财产和权威，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形式的文章。1894年，亨利向巴黎终点站咖啡馆，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是他当晚去的第三家咖啡馆，因为他之前去的那两家咖啡馆，没有足够的人来为自己爆炸案创造严重性。
官方对亨利的提问摘录如下：
问：你的炸弹在你的裤袋里吗？
没有，在我的大衣口袋里。
问：你为什么去终点站咖啡馆？
我先去了比尼翁，Café de la paaix和Americain，但那里没有足够的人。所以我去了终点站咖啡馆。
问：当时有个管弦乐队。你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问：为什么？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
问：然后呢？
你很清楚。
问：我在问你。
我用雪茄点燃导火索，然后拿着炸弹离开，当我离开咖啡馆后，我从门口扔进了炸弹。
问：你蔑视人的生命。
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
问：你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服务员。接着一个叫艾蒂安的人叫住你说：‘我抓住你了，你这个坏蛋！’你回答说：‘还没有呢。’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向他开了枪。不过他很幸运，我没有一把更好的左轮手枪。
这不是亨利的第一颗炸弹。两年前，当他20岁的时候，他向一家矿业公司的办公室，送了一枚邮件炸弹，不过当时被认为可疑，送到了警察局。在那里，它爆炸了，造成六人死亡。
无政府主义者、讽刺诗人洛朗·泰哈德（Laurent Tailhade）在评论终点爆炸案时写道：“如果姿态很美，那么几个模糊的人又有什么重要呢？”亨利在那次爆炸后被捕，承认了其他几起类似性质的袭击，并被发现在计划更多的袭击，这些袭击的原材料，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于1894年5月21日，被断头台处决。
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浪潮，以法国总统遇刺而达到高潮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无政府主义的爆炸事件，吓坏了许多巴黎市民。许多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人，不再在公共场合休闲，而宁愿呆在家里，也不愿冒险去餐馆或夜总会。无政府主义者被视为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一个不可预测的、邪恶地挥舞炸药的激进集团。
无政府主义者将轰炸，暴力和破坏，视为一种有效的抗议形式（对贵族，州或资产阶级财产的破坏是一种有效的抗议形式），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发现，自己被困在阶级战争极端派别之间的中间地带。
法国政府禁止无政府主义著作，驱逐有无政府主义嫌疑的外国人，并镇压无政府主义集会，试图减少暴力。在亨利的行动之后，炸弹在1894年持续爆炸。其中两起爆炸发生在终点咖啡馆爆炸后一周。4月4日，卢森堡宫附近的福约餐厅发生爆炸。6月24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Sante Geronimo Caserio，用一把刀刺杀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玛丽·François·萨迪·卡诺。
欧洲大陆的无政府主义暴力，导致了美国和英国移民法的改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入美国和英国的贫穷移民数量，以及在欧洲各地迁移的移民数量，导致了世界各地出台移民法的浪潮。在立法者的心目中，贫穷的移民与无政府状态、爆炸、犯罪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是恐惧和怀疑的对象。
政府没有解决造成暴力的社会原因，而是通过限制移民和审查政治宣传，使情况恶化。无政府主义的威胁，是1903年美国移民法的一个因素，“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被接受的四种类型之一。上面的照片显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埃利斯岛被围捕，等待驱逐出境。英国从1905年开始限制移民，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限制移民，部分原因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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