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2月，翁同龢在光绪帝面前举荐了康有为，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也上奏推荐康有为，称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西法，具有肝胆。在这种情况下，对康有为关注已久的光绪帝想召见他，但恭亲王奕以康有为级别不够为由反对，光绪帝无奈，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下午，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传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详细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包括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的变革措施，并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翁同龢将传见经过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十分振奋，传命让康有为书面奏陈他的变法建议，并进呈他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书，同时传谕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递上，要即日进呈，不许阻搁。

这次传见意义重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光绪帝也从此可以直接看到康有为的变法建议，为维新变法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同时，康有为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后他不再提开国会、设议院的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把光绪帝看作“旷世圣主”，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

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纲领性文件。他结合日本、俄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历史说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建议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他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为3条：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皇以时召见，若称旨则隶入制度局。他认为这3条是变法的必由之路，第一条是舆论准备，第二条是制度保证，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条则是新法顺利推行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他建议光绪帝选择吉日良辰，在太庙或乾清宫大誓群臣，明确宣布变法，然后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这些通才与王大臣体制平等，以便互相商権，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考核至当，然后颁布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