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以日军进攻安庆为起点，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帷幕。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第九战区规模庞大，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俨然“左膀右臂”，分别指挥若干集团军或军团，最多时候合计四五十个师，主要在江西、湖北境内与冈村宁次指挥的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展开殊死周旋。

1938年7月，陈诚在武汉

然而开局并不顺利，江防军先后失守马当、湖口沿江要塞，造成鄂、赣门户洞口。陈诚判断日军下一步强登姑塘、九江，夺取瑞昌可能性最大，命令第一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防敌攻取南昌，迂回长沙；第二兵团部署于星子以北鄱阳湖西岸、长江南岸之线，防敌登陆九江，夺取瑞昌。结果事与愿违，第九战区没能取得开门红。

7月22日午夜，日军波田支队、第一〇六师团登陆姑塘，守军预备第十一师两个营全部牺牲。张发奎急令该师预备队、第十五师派兵一团增援；陈诚再令第一二八师加派一旅。然而，反击行动难以奏效，一来遭到日军优势火力制压，二来后方交通线破坏过早，部队集结和粮弹运输跟不上。在第四军指挥部，张发奎进门就说：“丢那妈！好家伙！几十膄军舰大炮齐向我岸上阵地开火，头也抬不起，只好后撤。”

陈诚赶赴德安了解情况，断定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徒增损失，“现我军已达二十余师，但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25日，张发奎遵令调整部署，第四军附第一五五、第一八七师防御狮子山至塞湖之间的二线阵地；兵团主力占领牛头山至城门湖之线。

第二天早晨，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张发奎后来解释说：“我军在九江可能坚守多几日，但迟早还是要撤出的。如果敌人尾追，我的部队可能溃散，一旦如此，我就再也不能重新组织有效抵抗。从九江撤退显然与从上海撤退截然不同，撤出上海时的状况使敌军长驱直入进逼南京。”言下之意，我是吸取教训，以免撤退晚了，再像淞沪那样“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

苏联军事顾问卡利亚金对此评价不高：“敌登陆兵在烟幕和舰炮的掩护下在九江地区上陆。中国军队把烟幕当成毒气攻击，仓惶撤离城市，沿山脉西坡和铁路向南退却，25日傍晚勉强收集奔逃各部队，在第四军支援下阻住了日军向南和西南方向的进攻。”

第四军连续几天顶下来颇有伤亡，张发奎以“兵团主力获得该军之掩护，已确实占领新阵地”，28日晚上乃令该军转进马回岭以南休整。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发奎失守九江报告书》，此举经薛岳代为请示，获得批准。没想到的是，午夜时分，蒋介石又改变主意，转令第四军继续坚守原线。张发奎没有执行，理由是各部已经陆续移动，若再掉头重新进入二线阵地，恐怕引起混乱。

张发奎（右）与余汉谋(中）、薛岳（左）

蒋介石十分恼火，九江得失无关轻重，但二线阵地撤退过早，张发奎有保存第四军实力之嫌，责令所属部队即日移交薛岳指挥。陈诚得知此事，主动承担责任，“是我下的命令”。8月初，张发奎前往武汉述职，第二抵抗线“离九江过近，受敌海军炮之射击”，所以退到牛头山至城门湖之线，为了地形上更适合防守；“因电报局或被敌机炸毁、或正在移动中，无线电又未携带，故未能适时报告”。蒋介石最终收回成命，安抚张发奎重返前线，负责瑞昌以西阻敌任务。

“陈诚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有肩膀，敢负责。”张发奎晚年接受口述历史访问，觉得自己并无过错：“作为一名高级将领，我有权决定属下部队的战斗部署，我所做的是符合逻辑的。蒋先生直接命令我返回武汉，明显不尊重指挥系统，他本应通过陈诚下达命令。”见仁见智，不知道头条的网友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