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最另类的部队：到场最晚却撤退最快，而且损失人数竟然最少吗？
1937年11月27日，长江雾气未散，汉口江滩却已满是焦躁的军官。淞沪激战才落幕半月，各路主力残缺不全，南京危急之声日日催逼。
上海一线折损惨重，中央军最精锐的74军、教导总队不及半月便所剩无几。蒋委员长急需新兵，却发现桂系按兵不动、川军推三阻四，就连粤军也托辞装备不足。排来推去，能调动的部队竟寥若晨星。
这时，一个不起眼的番号出现在名单里——第二军团。建制不久，却属“第四预备军”中的杂牌。军团长徐源泉本是湖北黄冈人，早年入保定军校，辗转直鲁、东北，军阀混战中练出一身处世本领。1935年，他捧回上将肩章，却始终与中央嫡系隔着一层纱。
12月初，徐源泉接到电令，率第41师、第48师自鄂西启程，水陆并进奔赴南京。两万不到的官兵、北方口音夹杂湘鄂乡谈，凭借一条老式江轮和几十艘木船昼夜不停北上。途中，徐源泉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僻末之军，也有生路。”字迹急促，显出他对未来的盘算。
行至下关，城头已现硝烟。7日傍晚，先头的第48师靠岸，第二天，军团被指挥部派往城东栖霞—乌龙山一线。那是一段刀柄般的山岭，西面是南京城门，东面是长江曲折的浅滩。守得住，就为全城争来喘息；守不住，敌军长驱直入。
第48师两个营当天夜里就上了前沿。炮火倾泻如雨，“阵地不能丢，再难也得顶”，营长郑声远在电话里留下这句话，随后再无音讯。四日苦战，栖霞峰顶插着的青天白日旗被机枪打得破烂，却始终未落。日方战史记载，这条山梁让他们付出了“意外沉重”的代价。
城内局势却不容乐观。12日黄昏，唐生智的总指令传来：主力部队分批向下关集结，准备夜半渡江。“兄弟部队先走，我们留下掩护。”幕僚长叹气，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掩护部队往往回不来，南京城外已是火海。
徐源泉没有多言，他早在人到南京之初就命人把那条百吨江轮藏进乌龙山背后的浅水凹里，还悄悄调集乡勇渔船紧靠周家沙、黄天荡岸边。夜色降临，他令警卫营把埋伏的船员叫回，“快撤，别回头！”嘶哑的命令在寒风里传开。子夜过后，军团以营为单位下山，井然有序，六个时辰内一万两千人踏上北岸，只丢下十余门旧炮和几匹骡马。
同时段的下关码头却堵成一团。教导总队和74军挤在岸边，汽艇艇炮交织，落水的士兵呼号不绝。日军穿城而入的枪声远远近近传来，更添慌乱。与之对照，第二军团几乎完整地在仪征集结完毕，还带出了七成以上的轻重火器。第五战区副司令白崇禧接到报告时，摇头自语：“倒是这支杂牌，最齐。”
细看数字就更能体会差异：第41师还余6000余人，第48师5400多人，加上直属部与辎重兵，共近12000；而参与城防的其他数个中央军整编师合计幸存不足1.5万人。武器方面，第二军团步枪、轻重机枪、山炮残损率低于三成，远高于同场兄弟部队。能否继续作战，差别一望即知。
为什么会这样？一要地利。乌龙山挨着江面，既可守又可退；二是兵源。徐源泉手里的直鲁旧部屡经血战，却仍保持严苛的内务和射击训练；三在指挥官的心思。杂牌军向来知道自身处境微妙，若不自救，无人替其伸冤。这种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催生了超前的撤退计划。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第二军团被编入第五战区序列，转战皖北、鄂东。其后徐源泉因武汉会战减员再受议，终被调入参议机关。不过，这支部队在南京东郊四昼夜的抵抗、深夜迅疾而退的手腕，仍常被老兵们当作茶余谈资。有人感慨，战场上的生与死，往往取决于一条小小的船、一张事先写好的渡江表，更取决于一位指挥者对整盘棋的冷静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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