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今河北省晋州市人。唐朝宰相。他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不得重用。618年归降唐朝,劝降英国公李勣。授太子洗马,辅佐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和山东地区。627年后,他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李世民非但没弄死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16年,最后让他得以善终。玄武门之变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查抄家产。此言一出,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这些人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而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李世民以他老爹的名义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此举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他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就更不用说了,朝廷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上,魏征就是李世民树立的典型。贞观十一年(657年),“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l1年,人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可想而知。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李世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这时,魏征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时,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他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但魏征却劝他:“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因为听了魏征的话,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纷纷赶来朝拜。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颜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心平气和的。《贞观政要》中记载辩论场魏征犯颜敢谏的事十多起。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16年,平均一下,每年就一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在山东的影响力——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庶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还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勤,劝其降唐。李勃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李世民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土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大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敢言敢谏的魏徵,李世民为何没杀他,还留他在身边工作了16年?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今河北省晋州市人。唐朝宰相。他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不得重用。618年归降唐朝,劝降英国公李勣。授太子洗马,辅佐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和山东地区。627年后,他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李世民非但没弄死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16年,最后让他得以善终。

玄武门之变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查抄家产。此言一出,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这些人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而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李世民以他老爹的名义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此举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他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就更不用说了,朝廷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上,魏征就是李世民树立的典型。

贞观十一年(657年),“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l1年,人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可想而知。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李世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这时,魏征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时,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他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但魏征却劝他:“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因为听了魏征的话,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纷纷赶来朝拜。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

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颜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心平气和的。《贞观政要》中记载辩论场魏征犯颜敢谏的事十多起。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16年,平均一下,每年就一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在山东的影响力——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庶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还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勤,劝其降唐。李勃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

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李世民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土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大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