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的特殊民族风格并非在绘画时的开端即已形成的，它是画史的产物，并且在历史中不断演进着的，有学者依据历史的观点，对中国古典绘画进行了分期。

一、胚胎时期：仰韶文化-汉魏

这个时期的中国绘画尚未脱离世界各民族绘画的一般发展路线，因之如果把汉魏以前的绘画作品与早期作品欧洲、秘鲁、印度和近东、中东的绘画，就其形式表现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产生于不同地域的远古绘画，在画风上却具有一些非常基本的相似之点，甚至多于它们的相异之点。

宋代郭熙《幽谷图》局部

在内容上，早期中国绘画多以神话和典史为题材，因此描写神鬼和人的人物画，是这个时期绘画表现的中心内容。

在画法上，勾描填色是作画的主要方法。当时的画家基本不懂视觉透视的表现原理，绘画空间或是置于直线，或是置于二维平面上。

仰韶文化博物馆

从人类绘画的一般规律来看，远古仰韶文化的绘画，可以归类于“抽象象征表现型”，而商周、两汉绘画，则可以归类于“主观写实表现型”。这个时期绘画的主要作者群是世职的画工和画师。

二、育成期：魏晋南北朝

汉末魏晋以后，外国艺术逐渐传人中国，在绘画题材和技巧上，给中国画风带来了深刻变化。

在传统画风的变化中，毛笔勾线画始终是主流，但在大量吸收外来表现技巧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中国中国独立的绘画表现体系，并且同时出现了系统的绘画美学理论。

《魏晋南北朝》

在这一阶段里，南北朝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时代。异族文化通过传统儒教政治——文化体系的大破坏，通过民族的战争和交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汉民族的固有文化。

南朝时期的绘画，多以人物、山水为题材，风格表现为潇洒、俊逸和蕴藉，论画以山水为主，评画以神韵为纲，山水画以审美为目的，人物画以政教为目的，佛画以宗教为目的。

北朝时期的绘画，多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大量吸收西域技巧、形式，具有雄浑开阔的风格，并以阐扬佛教为目的。

三、汇流与分流的时期：隋、唐-元

隋代与唐初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把前代成果全面地吸收、综合、消化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绘画体系，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才完备地形成的。

隋唐绘画中产生了明显不同的两股潮流，一是以宗教和政教为目的的佛、道画和历史画，以人物为主题；二是以纯粹审美欣赏为目的的山水花鸟流派。

人物画到唐出现了大量仕女画，到宋又明显地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包括佛教圣地的开凿也趋向世俗化，比如大足石刻等。

唐朝仕女图

盛唐仕女画富丽堂皇，内容亦非政教之目的，而是审美为目的。这样，宋院体发展到以审美为目的的山水花鸟画，和人物画中的风俗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艺术潮流。

自唐代开始，在绘画的鉴赏原理、创作技巧、表现形式上，都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画风，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金碧山水画风。

王维《长江积雪图》局部

这种区别在人物画风上也有表现，如吴道子派的人物绘画，以线条勾描为主，而与阎立本、尉迟乙僧（以及敦煌）的人物绘画，即以彩绘渲染为特色的画风，有着明显的不同。

《八十七神仙图》（仿吴道子，局部）

中国画逮于北宋，终于形成浩浩洪流，在形式表现与艺术风格上，都出现了非常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表现。一方面山水花鸟题材的审美艺术画逐渐成为主流，而取代了前代居主流地位的政教和宗教画。

苏轼潇湘竹石图

另一方面，随着绘画理论和技巧的成熟，开始形成宋、元之间中国画内部的更多种流派。

绘画技巧的进步，反映在绘画透视的进步上，遂使中国绘画在隋唐时代越过了“主观写实表现型”而进入了“视觉写实表现型”。

例如以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进行比较，即可看出透视表现的明显进步。

东晋展子虔《游春图》

顾恺之画树形简拙，表现趋于主观，因而“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而展子虔画则“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远水无波”，已相当切合于视觉写实的原理。

丁观鹏摹隋代顾恺之《洛神赋》

但是，为什么中国绘画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写实的流派？原因在于中国书法美学的早成，以及中国绘画工具和书法工具的相同，这就从观念和实践上制约了中国画始终未脱离“写”，即用笔用墨作直抒感情表现的特征。

元代文人画

四、向抽象写意表现的变流：明-清

明清两代，中国绘画中“文人画”达到了高峰，盛行所谓“传神写意不重形貌”的写意画风，并且逐渐被看作中国绘画的典型表现。这种绘画潮流的出现，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特有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