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读《北鸢》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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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笔名智泉，河南汝州鳌头村人。自幼家贫，放羊出身。1980年参加工作后，主编《乡音》，1986年调入汝州市文联，任《风穴文艺》《沧桑》执行主编，2000年调入平顶山市文联，任创研室主任。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智泉流韵》原创文学公众平台总编辑、创建人，《文艺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五十六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1992年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2005年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宣传干部荣誉称号。

【郭进拴原创】读《北鸢》有感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戏年》，文化随笔《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

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入选2008、2009、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年度诚品中文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2019年8月，《北鸢》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书中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进退于沧桑。群落交织，浑然磅礴。文笙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辗转历练，且行且进，最终尘埃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故事的日常精微与家族兴颓里，藏着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朱雀》中，葛亮以对南京古老气韵的复现和20世纪宏阔历史中人的命运的讲述，开启了他的“中国三部曲”。今年出版的《北鸢》为三部曲之二，叙事格局与《朱雀》有所不同。作家将地域从“实存”转为“虚构”，设置了位于中国南北之间的襄城，将人物谱系集中于商贾世家卢家和没落士绅家族冯家，通过两个大家族在历史沧桑中的跌宕起伏，涵纳他对于民国人物和家族士子的遥想与追忆。

《北鸢》从1926年写至1947年，以卢氏昭如收养文笙始，以卢文笙和冯仁桢收养故人之子终，这开篇和收束，无论是在时间节点还是叙事逻辑上，都与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大相径庭。小说中关于蒋政权的历史书写付之阙如，关于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政治事件的书写也并不占绝对比例，且多采取侧写和暗示方式，种种设置中暗藏着葛亮对于历史逻辑的别样考量。陈思和称《北鸢》以“半部民国史”为背景，是颇有道理的。

葛亮志不在“政治”与“革命”，也无心探索国族话语与党派之争的来龙去脉。那些宏大伟丽的叙事话语，或是听起来颇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术语之类，完全不能对他构成胁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能写什么，也知道自己不写什么，因此笔触不会偏离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风华和文化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侠义、诚信、忠诚、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细作描摹，在时间的流淌里校阅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记忆。这听起来相当“过时”和“老土”，却恰恰是葛亮视若珍宝的东西。他坚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独地持有着属于他的确信：他相信就在并不遥远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马乱和暗无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过一个眉目清朗、朴素无华同时又气象万千的“中国”。生活于彼时彼地的人们，即使遭受着战乱、贫穷、戕害与外寇的侮辱，也自有一份高蹈、高贵的光华。

这种确信与追慕主要集中在卢家。卢氏昭如姓孟，为亚圣孟轲的后裔，却在民国时代走向没落，家族恪守的伦理规范也沦为笑谈甚至自嘲。大姐昭德嫁给军阀石玉璞，在丈夫于军阀混争中被害后而疯癫；哥哥盛浔在投靠之人失势后不得已做了寓公，颓唐度日；昭如嫁至社会地位不高的商贾之家，却因天性的宽厚、仁义、不计较而与丈夫卢家睦平和度日。在夫家生意受到时代政治波动和外来资本入侵而面临危机时，她的仁厚天真、无心机、不算计为一家人赢得了生存的空间。倘若将昭德、盛浔和昭如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葛亮对传统伦理的理解自有其心。他在命运的起落沉浮间赋予昭如以普通人、寻常人的安宁，便是最大的“信”。

这“信”是有难度的。信现世、信实利很容易，但是，信情义、忠贞、承诺，这是多么“虚无”，多么地无着无落，聪明的作家通常会避开这种“虚无”，以寻求“实有”的庇护。葛亮却像昭如一般地“颟顸”，他笃定了这份确信，知道它是恒常、有效的，知道它的延续与弥漫自有其去处，比如以商贾身份行名士气度的卢家睦。卢家睦出场不多，却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承载者与传递者。他与妻子昭如同持仁厚之心，视文笙如同己出。在生意场上，他秉持仁义诚信的信条，忠善行事，全力担当。对于弱者，他不仅在经济上匡扶相助，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自居其上，而是以充满人情味的“交换条件”平等相待，令其不失尊严和体面。做风筝的四声坊龙师傅初到襄城，举步维艰。卢家睦慷慨解囊，只有一个要求，每逢儿子文笙的本命年，龙师傅专为他扎一只虎头风筝。互换的条件从他们这一辈开始代代延续。在《北鸢》中，这种家族仁厚气息的互相濡染、平民百姓的彼此善待、大时代“变故”中“不变”的承诺与援助，是故事的支撑与主体，氤氲着朴正与善意。

和《红楼梦》《家》的家族史笔法一样，《北鸢》有“真实”，也有“虚构”。卢家与冯家生活在襄城，因政治、经济、生意、战争等原因，其轨迹不断辐射到天津、北京、杭州、四川等地。以他们为轴心，小说连结起了一幅危机四伏又光华暗涌的历史图景：在这里，有石玉璞、张宗昌、刘珍年（小说中的柳珍年）、张作良、陈独秀（小说中毛克俞的叔叔，葛亮的太舅公）等民国真实人物，他们或为叙事重心或惊鸿一瞥，令“民国”立现历史感与实存感。小说中也不乏虚构笔法：军阀、商贾、政客、名流、买办、英雄、草莽，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改朝换代；文人、名伶、乐师、画工、禅者、教士、匠人，上演着爱恨情仇的国族传奇，新旧更迭的世易时移。

这家族传奇与民国风物搅扰在一起，如此地交相错叠，光影斑驳。然而，我们却不难体悟到大历史之下的一份感喟与苍凉。在《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带着“美玉”来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开启了一部假语村言的“石头记”。在《北鸢》中，这份恍惚迷离尽现于“北鸢”。“北鸢”一语出自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世人相传佚失，却在小说中复现。“美玉”与“北鸢”，典故出于同一个作者，同样有着实存与虚有错杂的缥缈虚幻之感。“风筝”在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贯穿卢家精神血脉与气度的物象，多次在抗日战场上救危扶困、化险为夷。从纸面上的“北鸢”到现实中的“风筝”，一虚一实，一雅一俗，都暗合着风雨飘摇的家国图景。经历着血与火的洗劫的大时代，在大时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们，都像风筝一样飘浮于天空，命悬一线，但这“命悬一线”，又未尝不可解释为“一线生机”，毛克俞将卢文笙的画作题目如此改过。生与死，无非是一体两面；希望与绝望，也取决于同一来路。能作如是观者，必然是对一个时代的巨变与荒凉彻然了悟，在大寂灭中看到生机，在时间的深处眺望到光亮。这种徘徊于虚实之间、明暗之间、生死之间的辩证法，为《北鸢》带来了普遍性，也带来了复杂性。

往大了说，《北鸢》关乎民国人物的气度风华；往小了说，它是在家族史中寻觅精神的流脉。这家族史是卢家的，也是葛家的。葛亮对于宽厚温暖精神的笃信，对于民国风物有温度的体悟，对于旧时人物的钦慕，都离不开家族的影响。他在《北鸢》扉页题辞将书献给祖父葛康俞教授，可见他对祖父的尊崇与敬爱。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祖父辈不曾改变过安静淡定、谦恭自守的人生状态，这份结结实实的从容和高远也感染了葛亮，令他能够触摸到生命的元气和底气，以训练有素的文学笔法与想象力，在“时间煮海”的沸腾里，抵达那个时代的丰盛与辽阔。葛亮是备受关注的“70后”作家之一。他耗时七年写就的《北鸢》在2016年出版，这是继《朱雀》后通过家国兴衰书写近代历史的“南北书”之“北篇”。该书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历史为经，以襄城卢家、石家、冯家等几大家族的故事为纬，家族沉浮的明线与历史变迁的暗线相互交织，不仅鲜活地再现了民国历史，还藉此深入探讨了文化问题：即新旧文化更迭交替的时代，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活性的同时，辩证地对待和融通异质文化。

葛亮曾言：“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兴趣这种在结果基础上体会渐变的过程。”现实是历史的有机生长，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在民国找到历史文化渊源，《北鸢》的这种探讨意义非凡，也是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然而，《北鸢》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是葛亮创作至今的一部“集成之作”，不仅体现了葛亮对其以往书写手段的融会贯通，一些惯用的写作元素诸如历史、格物、宿命等，均在作品中有所延伸、回响，更重要的是，鲜明地展现了他独具“辩证”特色的创作理念。小说将南方/北方、民间/庙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日常/传奇、常情/大义、个体/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元素巧缝妙合，贯穿于作品的空间架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各方面，用过去联结当下，使小说在讲故事之余，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辩证之思，新意与深度并存。

在中国礼法社会中，“民间”与“庙堂”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存在，辩证统一在“家/国”的二元政治体制，清中后期这种格局开始瓦解，而民国的风云变幻又使得家国之间再不能决然两分。葛亮自言“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小说兼写儿女情长与社会变迁，二者齐头并进、互为肌理，形成了明、暗两条线索，以及微观、宏观的双重视域。

从小说最基本的三要素来看，《北鸢》环境、人物、情节的设置无不体现着家/国之间的内在勾连。首先，故事的中心地点“襄城”寓意独特，它位于中国南、北之间，是南北文化的共同载体，而且主要人物因政治、经济、战争、文化、情感等各种原因，与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四川、杭州、上海各地发生种种关联，由此连接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使“襄城”成为彼时中国之隐喻。其次，小说人物遍及社会各界，从军阀、政客、商人、乡绅、买办到文人、戏子、画家、禅者、匠人、佣人，以及西方传教士、日本侵略者等一应俱全，不少形象原型都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所牵涉的家族又涵盖了工商士农各阶层。此外，小说情节围绕着个人史和家族史展开，各色人物的身份转变、情感变迁，以及卢家、冯家、石家等重要家族的转折起伏，都与民国动荡的时局密切相关。石家的败落源于军阀混战，卢家因日军侵略饱尝流离之苦，冯家则背负了莫须有的亲日罪名……男主人公卢文笙奔赴抗日前线时道：“入寇未灭，何以为家，”国家的血泪史亦是个人或家族的血泪史，家/国之间的内在辩证已不言而喻。

此外，《北鸢》关于“独乐寺”的阐释，也颇能体现家国同构这一特点。孟氏姐弟三人去“独乐寺”进香礼佛，昭如看见寺庙匾额上“独乐寺”三字时，便脱口而出“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此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指君与民辅车相依，如果执政者能以民众之忧而忧、之乐而乐，那么民众也会为执政者之忧而忧、之乐而乐，反之亦然。这是中国家国同构文化的最好注脚，不仅精辟地阐释了家与国的辩证关系，还指出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小说还有一个细节极具深意，“耀先中学”讲授美术课的克俞老师，面对日本人的监视，在课堂上以画喻事、一画二意，他的一幅男女琴瑟之画倒转后竟成了反日侵略之画，暗喻个体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家国大事，因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这也正是作品想要表达的。联系《北鸢》的民国时代背景，当时中国发生了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性转变，如何重新厘定“国”与“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国家，是当时时代的关注所在。由此，“动”与“静”、“变”与“常”这些二元命题也有了更深的蕴意，彰显了民间与庙堂二者相辅相成、同生共灭的关系。

《北鸢》是一部用“日常”真实写出了“传奇”高度的作品。它不仅将时代变化蜕变为日常生活的微观折射，还让传奇人物与市井小民在人性的逻辑下交相辉映，通过他们命运的开合反转言说了日常与传奇的辩证。小说一方面从“奇”中看“常”，展现传奇人物庸常普通的一面，让一切落实到日常生活这一原点，并在其中得到认识；另一方面又从“常”中看“奇”，呈现普通百姓的非凡传奇，为传奇找到了现实依据，由此传递了布衣芒屩皆英雄的独特历史观。众多周知，陈独秀、石玉璞是葛亮家族中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却不是小说的主角，有限的描写也多从侧面进行。藉由克俞与思阅的对话，呈现文化、政治名人陈独秀的凄惶晚景，以及对亲情、温暖的渴望。通过做寿、娶戏子、责旧部、戴绿帽等日常琐事，展现孔武有力的军阀枭雄石玉璞也有无异于常人的一面，如面对旧部寻仇的惊惧、小妾出轨的冲动……

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个性反映，预示了其人生的败落——被旧部绑架走向英雄末路。旧部柳年珍来寻仇时，妻子曾劝解他：“你造出了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他这个英雄”。其实“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反映的就是日常/传奇、个人/时代的内在勾连与辩证统一。就像隐居天津租界五大道的“寓公”们，从前清贵胄到下野的军政要员，面对时代风云的冲击，却用“躲”的方式藏身，光环背后亦是惧怕生老病死的普通人。与此同时，小说中的普通人物却彰显了具有超越性的人性光辉，他们的命运发展同样有迹可循，像思阅、逸美、文笙、凌佐等人，正是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知性、正直、善良与信义，决定了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会放下一己之私挺身而出。这些危难中奋起的普通百姓与夹缝中求生存的达官显贵形成了鲜明对比。《北鸢》不仅抓住了民国历史多元变动的特质，并指出历史并非铁板一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时代的主流，正是他们的顽强生活、起起落落、互相连接，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脉络和命运。

《北鸢》中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砥砺随处可见，从具象的饮食、服饰、建筑、医学、艺术，到抽象的教育观、婚姻观、商业观、艺术观等，涵盖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各方面。面对中西新旧纵横交错的千古变局，中国文化如何才能守“常”应“变”，与时俱进地实现“旧邦新命”？对此，葛亮用一种辩证的文化观予以作答，既不“泥古”，也不“媚外”，而是以“吸食”与“并存”为原则，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文化自觉”，言说了其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思考。

阅读《北鸢》的过程是一次有趣的中西文化之旅，带我们步入这次文化之旅的则是“火车”。小说开篇就带出了“火车”这一象征西方现代文明的意象，它对卢家子嗣、财产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卢妻昭如收养孩子后，借火车辗转外地，避免日后生母相认，以确保卢家血脉的延续；二是卢家商号“德生长”的货物，由水运改为铁路运输，躲过了水难带来的财产损失，卢家也逢凶化吉。“火车”意象的第二次出现，则是仁珏拒绝做妾,坐火车离家出走，以此反抗传统婚姻。也就是说，“火车”具有救急救难的作用。小说的这种安排绝非偶然，辛亥革命后各种势力盘踞中国，民众期盼的清明政治并未到来，社会凋敝、思想混乱、文化衰败，有志之士无不奔走努力，而西方近代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小说借“火车”意象呈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特征，并指出西方先进文明之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作用，因为“交通器具凝聚着资本，驼载着象征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资本……没有交换和流通，思想长不出翅膀，历史成不了火车头”。

文笙以“外来者”的身份承继卢家血脉，亦隐喻着文化的介入与融合，对家族起到了“破旧立新”的作用。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家族文化。昭如领养文笙是建立在家睦拒绝纳妾承祀继世，由非血亲继承家业的基础上，这涉及了文化之根的问题，对“家”与“国”都具有撼动性。另一方面，象征着不同文化的融合。文笙融入卢家的过程没有任何断裂感，深得养父母喜爱，与家族其他人也相处甚好。尽管文笙身世不明，但他却是一个中西文化兼具的形象，他身上既体现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亦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元素……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使他成为了家族的支柱，并推动了家族发展。小说没有用“是”与“非”的二元价值观，将中西文化对立并择其一，因为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不同的文化各有优长，体现了中西融合、兼容并蓄的辩证文化观。

中西文化虽有融通之处，但若新文化的输入，超出旧文化规范的容纳限度，冲击了既有的价值观，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北鸢》中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追求恋爱自由且婚前同居，却因得不到妻子名分而自杀，新旧两套价值系统的并存和博弈，“刻意”的解放被“无意”的束缚所扼杀，这可作为我们洞察民国文化的窗口。李大钊曾这样精彩地评述民国：“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究其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如何处理好中国文化的继陈与开新，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避免邯郸学步、反失其故，是《北鸢》的写作立场和文化诉求。

《北鸢》甫一问世，因其独特的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情怀，被誉为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葛亮也被评论界称为新古典主义作家。葛亮如此阐释“新古典”，“它有古典的一面，也有新的一面。新的是题材在当下如何呈现，是一种观念、立场和技巧，而古典是情怀。”葛亮在继续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之余，更关注了人类普遍处境和文化总体变迁，他不断对当下的精神困境作出正面回应，最终走向古今、中西结合之路，开拓了兼具深广度的历史文化书写，并形成了风格鲜明、辨识度高的创作特点：即写作手法与思想内容互为一体、辩证统一。兼具创作者与研究者双重身份的他，将感性的情感与理性的思考相融合，使得其小说创作呈现出外在与内里的有机互动，形式/内容、史实/虚构、感性/理性、传统精神/现代意识等的辩证统一，藉由这种创作方式来阐释他对文化的思考。

不仅《北鸢》，葛亮的很多小说都在思考文化定位问题，这种思考兼具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形而下的现实意义。《北鸢》多次写到虎头风筝上的那只虎“猫虎难辨”，其实这就是辩证问题，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随时可能受外界影响发生改变，历史与文化亦是如此，唯有守住根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就像小说中“一线”牵引的风筝。也就是说，家国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中国文化在借鉴外来文化时，一定要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坐标和参照系，坚守住其核心和精华。《北鸢》以风筝始、以风筝终，其外在环形结构所包裹的是现代线性史观下的历史进程，新旧更替当中，葛亮始终是来自当下的文化重现者与反思者，他是一个既期盼着传统，又超越了传统的作家。

《北鸢》令我惊艳。许久没读到这么精彩的小说了。葛亮所写的那个时代，正是我生活过的。我幼年就生活在军阀、梨园之中。葛亮如此年轻，竟写出那个时代的小说，可想像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感谢这部作品将我带回我最怀念的岁月。

——知名作家聂华苓

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成就必可期盼。

——哈佛大学教授、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葛亮以家族记忆为理由，淡化了一部政治演化的民国史，有意凸显出民国的文化性格，成就了一部当下表现民国文化想象的代表作。这也是20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

作者的少年成熟令人惊叹。

——韩少功

葛亮是非常敏锐而细腻的作家，有宏大的叙事企图，文字干净冷隽，运用白描推动内在的叙事情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技术。

——张大春

葛亮一直都是在用善良的目光看世界，因此他笔下的角色，很容易牵动读者的心。那是一种隐没的深情。

——张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