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

一、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

为了在美国国内外制造苏联“扩张”和“威胁”的舆论,经过事前策划,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杜鲁门肄业过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说前,杜鲁门向在场的三千名听众介绍丘吉尔时,称他是“当代伟人之一”。丘吉尔对杜鲁门总统给他的“非凡的礼遇”表示感激,并声称他此行“并无官方任务”,演讲“只代表自己”。

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以“铁幕”一词而闻名,他蛊惑人心地描绘了一幅当时世界受共产主义“暴政”威胁的情景。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在铁幕前面,“还有其他令人焦虑的因素”;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苏联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苏联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他攻击苏联所追求的目标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

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现在需要的是做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他说:“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明确而实际的行动建议”,呼吁英美两国“建立特殊的关系”。他强调,这种“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还应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以共同对付苏联。

最后,丘吉尔以“预言家”的口吻说:“上一次,我曾目睹大战来临,对自己本国同胞和全世界大声疾呼,但是人们都听不进。”结果,所有我们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都被卷入可怕的漩涡中了。言外之意是,如果人们这次仍然听不进他的“忠告”,世界会面临同样的危险。

在丘吉尔演说的过程中,杜鲁门多次带头鼓掌喝彩。演说结束后,丘吉尔同在场的美国国家领导人一道高唱美国国歌,竭力烘托英美团结合作的氛围。

丘吉尔的演说遭到苏联的严厉抨击。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的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这次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在盟国中间散布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酷似希特勒及其同伴那样散布“种族优越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其他民族。

斯大林指出,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就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丘吉尔的演说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响。3月6日,即演说的第二天,美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丘吉尔的演说是“向市民居住的杂乱无章和破败不堪的街头掷去一束炸弹”。《芝加哥太阳报》认为丘吉尔是想让美国为英国火中取栗,并尖锐指出:“紧随着这位伟大而盲目的贵族所高举的大旗,就会使我们投入这个世界最恐怖的战争中去。”美国国会中有一部分人虽觉得丘吉尔对俄国的抨击颇近事实,但认为他的建议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提得太早了,有的建议太过火。由于舆论反应强烈,杜鲁门在3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虚伪地否认说,他事先不知道丘吉尔演说的内容。

丘吉尔的演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统治集团因大英帝国日趋没落,已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单独起决定性作用,企图借助美国,在欧洲抗衡苏联的心理,也说出了杜鲁门当时想说又不便公开说出的话,符合美国战后企图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美国统治集团利用丘吉尔演说,继续大放反苏烟幕,制造紧张气氛。实际上,丘吉尔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为杜鲁门主义的公开出笼作了舆论准备。

二、杜鲁门主义与美苏冷战的开始

二、杜鲁门主义与美苏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是美国战后对苏冷战的主要决策者。在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之后,杜鲁门认为,公开宣布对苏冷战政策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这时,希腊内战形势的发展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希腊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当希腊解放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几乎控制了全国。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民族解放阵线取得全国政权,公开支持流亡回国的右翼政府镇压人民革命力量,致使希腊人民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46年,希腊人民武装斗争再度兴起,并接连粉碎英国和希腊反动派大规模军事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英国虽然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希腊右翼反动政府的统治仍是岌岌可危。

1947年2月21日,英国向美国递交了两份照会,分别涉及希腊和土耳其,内容大致相同。照会宣称,英国在3月31日以后将无法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援助,为了不使这两个国家落入苏联控制之下,希望从4月1日开始由美国承担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义务。这两份照会表明,“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这一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美国”。

美国政府看到英国照会的内容后,兴高采烈。2月27日,杜鲁门同国会两党领袖会谈,商讨援助希、土问题。会上,副国务卿艾奇逊详细说明了援助希、土的必要性。他回顾了大战结束一年半以来的美苏对立,指出,美国不但试图“拯救”中欧某些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支持土耳其“顶住”苏联的压力,还在伊朗挫败了苏联的要求。艾奇逊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压力则集中在希腊,几个星期内希腊就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如果希腊和东地中海被苏联所控制,从那里向南亚和非洲渗透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假如苏联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世界2/3的土地和世界3/4的人口,那么,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鉴于此种情况,美国除了采取有力的行动之外,别无选择。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一篇咨文。咨文宣称,希腊国家本身的生存,今天受到了几千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希腊作为独立国家“陨落”,这对它的邻国土耳其的影响将是直接的、严重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很可能扩及整个中东地区。不仅如此,还将给欧洲一些国家带来深刻影响,甚至对全世界都具有“灾难性”。杜鲁门认为,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建立起来的“极权政体”,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所以,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两个国家,监督美援的使用。

杜鲁门在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捩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的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就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1947年4月22日和5月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5月22日,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土耳其法令”,杜鲁门主义正式付诸实施。

随后,美国便大规模插手希腊内战。1947年6月20日,美国同希腊签订了关于美国援助希腊的协定。美国立即派遣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希腊,帮助训练和重新武装希腊政府军,并成立了由美国人领导的美希联合总参谋部,策划镇压希腊人民武装力量。同时,大量“美援”不断流向希腊,而且拨款陆续增加,到1949年年中,希腊共得到6.4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内战中的军事需要。最后,在美国军事头目范佛里特的亲自指挥下,1949年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同时,根据援助希、土法案,美国的势力也渗透到土耳其。美国预计向希、土“援助”共4亿美元,其中给土耳其1亿美元。1947年7月12日,美、土签订关于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紧接着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1948年,美、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49年,双方又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这样,美国就实现了把希、土两国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的目标,在东地中海建立了“抵抗苏联侵略的屏障”和美国势力的前哨阵地。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谈到杜鲁门主义的真实目的时指出:“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可见,杜鲁门主义实质上是美国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它是美国公开推行对苏冷战政策的重要步骤,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

【本文节选自《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作者@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