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哪个女人没几套衣服，
哪个男人还没套西装啊？
虽穿时不多，
可总有被要求穿“正装”的时候。
凭什定西服为“正装”？
有穿衣自由吗？
这事对百年前沈阳人说，
真有些复杂。
沈阳人是怎么变得西装革履的？
西装除了是舶来服装外，
还是什么？
仅仅是包裹躯体的体面御寒之物？
细细品味，明显又不是。
1883年，司督阁在英国利斯航海学院
完成航海训练，来到奉天。
这一年，28岁的他身怀医学
与神学学位赴奉天传教。
当然，第一次来到遥远的东方国度，
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不幸的是，
年轻的司督阁遭受到孩子投掷来
泥巴、石块的热情欢迎。
这个“洋鬼子”在困惑后反思：
穿洋装“是对中国人普通行为准则的一种冒犯。”
其实，司督阁有些问题是没想明白。
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
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心灵蒙受耻辱。
高涨的民族情绪
让奉天人对外国人普遍心存恐惧和憎恨。
奉天人不欢迎他
真不是因那身怪怪的衣服。
此后司督阁在奉天尽量穿中式长袍，
以“减少与中国礼节的冲突。”
但在奉天人心中仍然存有敌意。
沈阳西装是外国人带来的，
但未必是最早那个外国人。
最早到沈阳的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他1682年就随康熙东巡盛京。
不过，作为大清命官（钦天监监副），
他穿的是朝服而非西装。
1838年罗马天主教
任命外方传教会方若望
为满蒙教区主教。
1841年，方若望赴辽东，
第二年，又派包若瑟来满襄助教务。
洋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进入了沈阳人视野。
奉天人对西装的陌生感，
与从这里起家的皇帝是很不同的。
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人，
偏偏可能是满清王朝的天子。
假发、领结，花衬衫及洋装的包臂裤造型，
是不是够Cosplay的？
也许，雍正帝闭门在家
乔妆打扮仅仅是为自嗨。
战争藏着民族和文化的冲突，
服饰碰撞只是表象。
在雍正心中，
西装就是新鲜外套，
哪有什么民族情绪？
他不可能知道，
从孙子嘉庆后历辈孙子尽受洋人欺负。
可喜欢玩猎奇的雍正穿了谁又能怎样？
按外国传教士的经验，
公开场合穿包臀裤冒犯奉天人。
司督阁说：“一个穿着相当得体西服的妇女
在中国人眼中仍然不怎么好。”
当然不雅，奉天女人成年裤外必套袍裙。
外国女人西装穿裤出门
那是今天的“穿睡衣上街”。
何况，清舆服三百年，
长袍马褂箭衣马蹄袖，
从颜色到纹章的等级，
他们早习惯了。
女装制度虽然相对自由，
但宽松且镶边从三镶多至十八镶，
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
缀满各色绣花繁琐细密重重叠叠。
如此精细的女装属于满族贵族，
本无缘普罗大众。
清代穿着官是官服，
学是学服，各有各的范儿。
普通人“短打”，
上为对襟下为大腰大裤。
穿长衫的和穿短打的不是一个阶级。
可这一切到1905年后，
在奉天却都松动了。
1894年，1905年
奉天的甲午、日俄战争
刺激了所有的精英。
1871年，
日本明治维新的剃发易服令后，
接连打败大清、沙俄。
要知道，
20年前日本同样受辱列强，
甚至不如大清。
上下学日本，
奉天不光是地利之便，
更有榻侧芒刺：
日本一直觊觎着东北。
光绪三十二年(1906)，
赵尔巽牧奉省，
当年公派留日学生70人。
该年，奉天自费留日
“学速成警监、法政者多至二百余人。”
留学日本也很便宜，
无需签证20两银子就搞定。
几乎一夜之间，
西装、日式学生装等出现在沈阳街头。
当然，这也是因为沈阳城市
日本商人、浪人、学生的不断增多。
1907年5月，
奉天女子师范学堂
派21名女子赴日读师范科。
1912年前十年间，
奉天留日生达400余人。
这是沈阳撒下的易服种子！
外来的一连串耻辱，
激发求变求强的心愿。
1905年后，
奉天改练新军、创设警察、
广办学堂⋯⋯
如此，西式制服先在军服、
警察及学生中被迫推开。
服装新时样一兴，
老裁缝可就不好混了。
而先行开放的日本，
踩上商机占居奉天市场。
日本已经接手沙俄奉天铁路附属地等权利，
且不停地放大。
日商老字号高岛屋
也在奉天、大连设立洋装店。
实际上，进入奉天的
日本洋服商店、零售商
远不止高岛屋一家，
七福屋、三越、丁字屋
也陆续进驻奉天，
大作呢料洋服生意。
这也拉开了日本纺织倾销奉天的序幕。
辛亥那场急风骤雨刷洗奉天人的观念，
西装正蜕掉洪水猛兽的外壳，
渐变新风尚让人趋之若鹜。
奉天商业中心四平街上的“鸿盛兴”，
商业转型为“大氅莊”。
大氅是清末流行的西式呢料大衣，
是上层人士眼中明星服。
商号特筹备巨资从大连聘请高级技师，
购买大宗呢料备制大氅。
1923年，随着急剧扩大的业务，
他们又在小西门里添设分号。
20世纪20年代，
传统服饰正为洋装熏染。
西服、中山装开始成为时尚的衣着，
西式衬衣、皮鞋等都特别畅销。
《奉天通志》载：
“民国初年都市少年，
则棉绒，呢鞋革履”。
而奉天普通县志记:
“近年上流社会，
多着西式洋服，概用呢制。”
而女士更多姿多彩，
“袖仅及肘，裙不过膝，
另加外套类男子洋服。”
这是一个新时代划过留下的服饰姿态。
市民青睐中山装、西装、洋伞、
洋布、皮鞋之类，
各式新式服装蓬勃正旺。
1929年，趋势汹汹奉天一地
成衣店、洋服店达100家。
曾经的文化痛苦碰撞，
正经历磨合驰入新程。
民智不开国必积弱，
可开智何其难！
剪辫易服，
是前朝衣冠之治解体的一个标志。
细检史料，
奉天除军、警、学制服更改，
却少有大规模“易服”。
剪辫容易，
易服涉及太多的资金投入。
民国奉天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
1928年，一般工人月薪约7元，
普通警察12元，
沈阳县县长210元。
由于西装面料多为进口呢绒，
奉天当时一套西装得20元。
民初时规定常礼服
是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均可的。
吊诡的是，
1929年民国颁布《服制条例》，
长袍马褂仍是礼服，
对西装却闭口不提。
决策者摇摆不定顾虑是多重的。
19世纪欧美西装的流行，
是工业革命与工商阶层诞生的结果。
1920年代后，
奉天与全国一样，
正篷勃着国货运动。
随着中山装的兴起，
上海三友实业社将分公司开到沈阳。
三友以做纺织品起家，
这次要在中山装市场打开缺口。
原价14元的中山装卖12元，
原24元的西式大衣只卖20元。
从1929年1月《盛京时报》
并无后续报道看，
这次行动或战绩平平。
可欧风美雨毕竟打来，
总会激起时尚的浪潮。
这一时期，
日本所制的胶皮鞋
开始在奉天各大商市流行起来。
西装大氅穿不起，
皮鞋还是能买的。
就是奉天的县城凤城，
“近日皮靴盛行⋯⋯
又开设德华皮靴厂一所”，
交易繁盛。
“鞍山铁道东三道街皮靴店
所售皮鞋物美价廉，
购买者络绎不绝”。
20世纪20年代的《盛京时报》
整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广告。
易服之难，
许多时候并不只在文化之差异。
多数民众能否消费得起，
成为制约改变的关键。
城市总需要风景，
服装永远是城市最炫彩外衣。
就像1930年7月8日《盛京时报》描述
奉天女士：“打阳伞，穿印度绸，
着高跟皮底鞋”。
民国的风情，
真是一道西洋调与民族腔融合的风景。
从沈阳诞生的旗袍，
历西化改良创制惊艳世界，
就是生动的例证。
百年前那场衣冠易制
不同以往千年任何易服，
它掀开了平等自由的穿衣吋代。
今天，女人衣橱里总少件衣服，
男人衣橱却真已不备西装。
没关系，中山装、人民服
也可以是国际化生活方式。
从服装意义讲，世界也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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