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8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2.82%，次日指数再次下跌11.73%，由此一场自二战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开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产价格暴跌，工农业产值大幅下降，失业高企，整个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以扩张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重整美国经济，避免美国走向极权政府模式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挽救了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自此，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又纷纷祭出一系列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零（负）利率政策，但凯恩斯主义真的无所不能吗？

挽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首先，凯恩斯主义有逐渐扩大政府权力的趋势。没人能够否认凯恩斯主义在应对剧烈的供需冲击时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同样也没人敢保证政府在这之后能恰当地退出市场和企业，这对执政党的市场经济思维和执政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而在连续的管理总需求的过程中，政府日渐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力的棘轮效应使政府“看得见的手”退出市场时变得困难和持久，这毫无疑问扩大了政府的寻租空间并使经济变得低效。在市场、政府、企业的连续博弈中，企业逐渐式微，其主动投资的热情和意愿下降，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停滞，这又迫使政府进行更多次和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使经济陷入负反馈的循环之中。

主要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规模均为史上最大

其次，凯恩斯主义加剧了社会分化。疫情之下，政府不得已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一方面使得各类金融资产价格飞速上涨，与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主境况每况愈下相对立的是，危机成了富人的财富发动机，凭借其持有的资产价格上涨，社会财富加速向顶层集中；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加税和通胀预期，使普通人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变得更加谨慎，经济增长变得缺乏足够动力，由此有可能带来通缩和失业，使普通人的境况变得更糟。而科技和金融行业正在越来越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凭借其平台和资本优势，攫取了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相当部分利润，政府的货币超发无疑促成和助长了这一趋势，加速了社会分化。

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速均为二战后最低，但股市却有很大增长

再次，凯恩斯主义严重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的最优配置。货币超发和财政补贴使大量早应被淘汰的低效和高污染企业存活在行业中，造成过剩产能和较高的产品价格，产品因而缺乏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各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则更是声势浩大，对各类高新技术企业给人、给地、给钱，处处绿灯，从之前的光伏、汽车到如今的芯片、火箭，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之后，剩下的大都只有产业园区里种植的蔬菜、企业创始人在国外的豪宅和不知所措的地方政府。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在政府协助下的漫长且艰苦的市场化过程，任何的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都无济于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只会将大量的资源浪费在政府官员自以为是的规划中。

最后，凯恩斯主义导致了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和国际关系紧张。凯恩斯主义扩张总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这意味着信奉该主义的各国政府都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显然破坏了产业链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和沙文主义不断抬头，中美贸易战持续加剧，地缘政治日趋紧张，在这样不利的大环境，中国连续同东盟、日韩澳新签订RCEP，同欧盟签订中欧投资协定，为捍卫全球化做出重要贡献，当然美国人民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将特朗普选下台）。

疫情使绝大部分国家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如何在救济贫困、恢复经济和避免国家走向极权政府模式，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取得平衡，这是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处理的问题。显然，当前各国政府的最优先事项都是恢复经济而不是应对社会分化，这导致了右翼和民粹势力的抬头，并使得国际局势将在动荡中进入二十年代。毫无疑问，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一面通向复苏，一面通向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