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致使蜀汉受到重创，这场仗到底该不该打？|关羽|刘备|曹仁|曹操|诸葛亮|黄忠

（注：本文是对小说《三国演义》情节的讨论，所引材料均源自小说原文，与史书记载无关。）

刘备自领汉中王后不久，关羽带队出征樊城，攻取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几乎迁都以避其锋芒，一时间似乎蜀汉大业即将成就。

但转瞬之间，“吴更违盟，关羽毁败”（《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荆州丢失、关羽阵亡，刘备集团元气大伤，从此由一度鼎盛转至衰落，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有气象。

每每读到这个桥段，我们总是泛起种种疑团：关羽这次“北伐”目的何在？真的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消灭曹操、恢复汉室吗？

看关羽的架势，像。否则不会中了毒箭还不退兵，而且不顾风险从荆州调拨人马开赴前线。但是从刘备的决策层面看，不是这样。

当时的情况，并不具备《隆中对》中提出的决战态势条件。

“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首先，“天下无变”。当时三足鼎立之势已经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曹操集团内部相对稳定，曹操可以说大权在握、掌控有力。虽然有耿纪、韦晃等人起事，但仅仅是“茶壶里的风暴”，无碍大局。这时想要解决曹操，无异于天方夜谭。

再者，内部态势也不是那么回事。其时刘备“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庭，又置馆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广积粮草。多造军器，以图进取中原”，显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徐图进取的节奏，根本没有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事情，关羽“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也就成了偏师冒进、孤军深入。

此外，关羽当时的兵力也不足以完成决战任务。在樊城，尽管“水淹七军”后态势似乎极其有利，但是关羽的兵力储备尽显捉襟见肘之相——前线需要兵马，又不敢从荆州抽调。直到中了陆逊的骄兵计才把荆州人马调出，接着就呵呵了。

更不消说外部环境的极端险恶。吕蒙接替鲁肃担任大都督以后，东吴对刘备的态度重心已经从结盟转向争夺荆州，而刘备集团的势力还根本达不到威压东吴绝对不敢袭击荆州的程度，这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能掉落，对其的唯一防范就是关羽驻守荆州。

无论是“平生多忌而好利”的潘濬，还是“为人忠诚廉直”的赵累，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统御这个复杂的局面。关羽一旦较长时间离开荆州，东吴的偷袭几乎就是必然。

因此，当时根本不具备作为战略行动从荆州进攻曹操的可能性。

实际上也不是战略行动。当时“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诸葛亮判断“吴中谋士极多，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于是建议让关羽“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

这就是刘备的决策基础，这次行动仅仅是为了阻止曹仁进攻荆州的一个防御性战术动作而已——欲达此目的，拔取襄阳也就够了，至于水淹七军已经是锦上添花了。如果就此收兵，这就非常圆满了。

问题在于，这个战术动作由关羽来执行，这就隐藏了把战术动作扩大为——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战略行动的危险。

首先，关羽对于“匡扶汉室”，有着一种很强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关羽身上表现得甚至比刘备还强烈。仅仅从关羽的旗帜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汉寿亭侯”四个字总是高高飘扬。

尽管这个爵位是曹操为了拉拢他而给予的，但是毕竟是以汉献帝的名义加封的，关羽非常看重这一点。相比之下，刘备自领益州牧后加封的“荡寇将军”却从未作为正式名号出现在关羽的镜头中——当然，刘备那次也加封了关羽“汉寿亭侯”，但关羽大旗上出现这四个字远在这次之前。

总之，关羽急于完成“匡扶汉室”的大业。

再有，关羽性格上的致命缺陷——说是“心骄气傲、目空四海”并不算过分。除了大哥刘备，关羽几乎不把当时英杰辈出的天下人物放在眼里——

对诸葛亮，“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对马超，几乎要擅离职守与其比武；对黄忠，“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对孙权，“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林林总总，不见于文字的应该还有很多，总之一句话“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如果不是这样认为，他也不会“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绿袍”（《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上阵，不至于中了毒箭。

总之，在关羽看来，凭他单刀匹马完全可以完成大业。

再者，在集团内部，关羽也有着争强好胜、抢尖要上的心态。刘备刚刚“驰书报云长，言翼德、子龙各得一郡”，关羽立马表示“闻长沙尚未取，如兄长不以弟为不才，教关某干这件功劳甚好”（《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这固然是“将士争先立战功”（《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的良好局面，但也折射出关羽内心的某种走向。

相比之下，赵云与黄忠合作时“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既将军先去，某当相助。可约定时刻。如将军依时而还，某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而不还，某即引军来接应”（《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的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总之，关羽认为，实现大业的头等大功只能出自他的手笔，黄忠定军山之类的，“小儿科”罢了。

还有一点，就是关羽与刘备极其特殊的个人关系，给予了他比一般武将更大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底气。在他明知此次行动是战术动作的情况下，他照样认为自己有“审时度势”、直接把战术动作改为战略行动的权力。加之刘备“拜云长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特别是“水淹七军”之后，这种改变几乎已经无法阻挡。

这就注定了关羽较长时间无法回到荆州，对东吴防范基本也就不存在。平妥节制的战术动作，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演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战略行动。

那么，蜀汉集团决策层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改变的危险性和其发生的可能性呢？又是否采取办法避免这种改变呢？或者退一步说，在这种改变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是否采取办法避免荆州丢失的后果呢？

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刘备、诸葛亮采取什么办法。虽然在关羽说什么“虎女安肯嫁犬子”的时候，诸葛亮表示“可使人替关公回”，但是随着“捷报使命，络绎而至”“水淹七军”“多设墩台，提防甚密”（《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等等消息传来，此事就没了下文。

看起来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意识到战术动作演变成战略行动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一切都朝着砸锅的方向疾驰而去。

看来只要关羽出兵，事情就确实无法挽回。

反过来说，如果不命令关羽出兵，一切事情很可能都不会发生。

只是这样一来，引发了我们另一个思考：难道面对曹仁可能的进攻，必须让关羽先出兵，才能“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吗？难道关羽不出兵，坐守荆州，就不能抵御曹仁吗？一定要这么“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吗？

我们思来想去，看不到这个“先起兵取樊城”的必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其中蕴藏的砸锅风险远远大于其防御效益。

那么，诸葛亮的这个建议，用来作为防御策略，究竟是否高明呢？

如果不是用于防御，在进攻的战略行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抑或是以防御的名义做一次试探性进攻，了解一下当时曹操的实力，为将来的进攻做准备？

最终，在这么一个让人站在当时的时空上忧心如焚的思忖的结尾，我们在惶惑不解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