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里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官迷？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一心求官，对官位的迷恋，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见到某个领导做了官，升了官，内心欢喜，奔走相告，发自己朋友圈还不过瘾，在各个微信群发个过瘾，觉得自己，也距离提拔不远了！

官媒中的官记者们追求进步，本无可厚非。为民服务中一马当先，干事创业中奋发有为，这样的自然更有机会获得提拔。然而，一些人却把心思用错了地方，有些人对仕途的追逐上有“非分之想”，不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把精力放在仕途升迁上，满脑子想的是怎样和领导联络感情，几年能上一个台阶。一些人甚至另辟蹊径，拉关系、投靠山，甚至暗中行贿，期盼借梯上天。

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为了早日当上市委书记，通过结交所谓的“红顶商人”接天线、找靠山；司法部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金钱开道、跑官买官，从一个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当上副部级干部。他感叹说：“我就是个官迷，想想自己走过的这20多年的路，就像一场噩梦，自己疯了。”

千里为官只为财，肆意捞钱搞女人，是某些人求官的愿景。官迷的背后，还是财迷所驱。“当官就是为了捞钱，有了钱才能运作当更大的官”，这是官迷们的“生意经”。一些官员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从吃喝玩乐、收受土特产开始，胆子越来越大。而官员们一旦被“非分之想”侵蚀，“病毒”很快就会在体内蔓延，久而久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到甘肃任职后，感到仕途不会再进步了，就把全部心思用在为退休后作打算上，近乎疯狂地敛财；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长期在企业任职，到党政机关后，将商品交易规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最终走向毁灭。他忏悔说：“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一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

媒体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迷？

为什么许多被收买的报纸只认金钱，不认真理；只认主子，不认是非。

或为官僚之私，或为会党之私，或为豪疆雄桀奸商著滑之私。

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

什么叫“媚官”？就是从内心深处认为做官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一般而言会认为，当官的级别越大，个人价值和荣耀也就越大，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扬眉吐气，这似乎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因为渴望权力，渴望升迁，想做官，不少急功近利的媒体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公权力、话语权、宣传权、以及老百姓媚官的心态，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

一方面呢，地方官员需要传媒大喇叭，提供接近公众和树立个人良好形象这一渠道，来展现个性魅力、政治理念和政绩，治理思想。

另一方面呢，新闻媒体也同时需要官方提供稳定、合法的政治环境和媒介生态环境，并保证他们通过宣传服务获取相关经济效益。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很多体制内媒体的主要衣食来源依靠官方全额或差额拨款，所以，新闻媒体经常情不自禁地，通过讴歌、赞美、夸奖来提高官员形象，博取欢心以获取更多资源倾斜。某些地方官员实际上也中了糖衣炮弹，认为美化，让自己身价变高，从而心生自恋，逐渐膨胀，超越常识，心安理得地让自己在谄媚的圈圈内打转。

在体制内官媒中，有的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想抓住最后机会“临门一脚”，为仕途“画个感叹号”。

有的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数十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想找“能人”开路。

还有的甚至把升官当成最大追求，认为“到点了就该提”，如果组织这条“大路”行不通，就找能接“天线”的“高人”开“后门”……

“人有所好，以好诱之无不取。”正是一些人升迁心切，才使得一些自诩“手握天线”的江湖骗子有机可乘，最可笑的是，那些上当受骗者往往只能吃哑巴亏。这些人“官迷心窍”，听说谁有“门道”，便像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试一把。那些一时侥幸得逞者，登上高位便迫不及待地大肆敛财，不仅要收回当初狠下的血本，更想大捞一笔……这样的案例还少吗？

花钱跑官买官、卖官受贿敛财、大肆权钱交易……领导干部花钱找“能人”疏通，实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了填补跑官买官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的人要么在现位上疯狂敛财，要么以未来职位作赌注，甚至将手中的权力当作“期货”做交易。

为了尽快升迁，用好权力，用尽权力，很多官员等不及苦熬岁月，干得好不如宣传的好，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尽快进入更高官员欣赏、选拔的视野。为此，经常出现在媒体聚光灯前，报纸上留名字，电视上亮相的官员，通常比默默无闻的官员更容易获得上级垂青。于是，媒体成为个人品牌塑造的良好渠道。其实，客观而言，工作需要宣传无可厚非，反对的是失去真实性的过度粉饰，甚至凭空塑造的典型。

为了刷存在感，很多地方官员不懂新闻，也不喜欢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崇尚以权压人的“强奸式”审美，夸大事实，夸大政绩，制造传奇效应。

这类媚官报道，常常喜欢夸张放大地方官员，将他们人为拔高。乐于将官员举、义举放大到无限大，而忽略了事件背后潜藏的新闻价值。

地方体制内的媒体人同时也带有行政级别，不少人追求仕途，对于过度美誉之词，不但不感到不好意思，反而感觉是拔高升华，来源生活高于生活，高！实在是高！

通常情况下，过度夸张的歌颂讴歌式赞美报道，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都是有利于地方官方的，而地方官员则给予他们应有的经济赞助“回馈”。于是，传媒和官员便越来越成为一体了。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种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以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关注民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彰显士人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有黎民百姓、大众社会之意，是一种普世情感，是针对天下苍生的。

千百年来，传统士人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以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气概，逐渐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北宋儒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斗转星移，世事轮转，士人已陨。

媒体里如果都是大官迷、小官迷，舆论从此澌灭，公理从此沦亡？何难以公明之心，发公平之论？

媒体者，公明之舆论先驱也！

媒体者，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如今，吠影吠声，满目犬儒，媒体还是媒体吗？

百姓还能指望这些 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见得光明吗？

趋于权势，趋于投机媚官之意识，何以张扬国民真正之精神？

媒体，是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做一名优秀的记者,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知。

光有知识没良心,就太可怕了。勇敢、坚定、正直、诚信，在这个时代像金子一般珍贵。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理当立足于为社会群众服务的精神，自觉捍卫真实历史，深入调查事实真相，以手中之笔墨为受众书写正义，真实报道新闻。

把新闻当作事业去追求，不为稻粱谋，不畏艰难，孜孜以求，勤于采访，用心写稿，精心打磨，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为各种诱惑所动，坚守公众利益，讲正气，鞭挞“假丑恶”。

为了追寻真相，我们才成为记者；因为说出真相，我们被称为记者。

目前社会不同的领域都被资本化，不仅是企业、媒体都被资本化所侵噬，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忧虑的。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无所不为，官员生活的腐败化，此导致社会风气奢靡化，拜金主义盛行，社会矛盾激化。

舆论监督要警惕公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围猎，记者与媒体，请别沦为权利和资本的复读机，记者的职业之所以受到公众景仰，媒体的存在之所以受到社会尊重，关键正在于它们是社会的守望者、看门人，为社会预警，给民众希望，并在芜杂繁复的乱象中抽丝剥茧，高扬理想主义旗帜。

把金钱和特权看成人生的理想，这种媒体人和或学者，根源在于信仰的缺失和文化的断根化，导致对金钱与权力的疯狂追逐。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有句名言：勿忘人民。国家的安危依靠人民，国家的荣辱依靠人民，官吏的贵贱依靠人民。人民是万世万代的根本，不可欺侮。

媒体记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体恤民生民情，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先锋，新闻记者是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职的一群人，必须秉持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思考，并不惮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就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就是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社会事务的批判介入。

在当今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发声、不愿发声，失去了中国传统文人报人灵魂和脊梁的支撑，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犬儒。

缺乏知识分子对现实慷慨指斥的斗争姿态，崇尚平和静穆，也缺乏新闻媒体记者批判、质疑的职业气质。不温不火，歌功颂德，很难见到建设性监督报道。

缺乏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对中国文人思维形成了束缚。在传统的士人人格中，真性情的压抑主要表现为怯懦自欺，闷不敢言，自我纠结。逃避问题、回避真相，根源于人格中，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担当。

一个职业记者，必须要有自己特殊的职业气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然而，报人这个曾经被人们尊重和景仰的群体，今天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质疑。依附权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者有之，为自身利益无视真理与真相，指鹿为马者有之。蛰居一隅、一言不发者有之……

中国古代士人的主流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他们一旦仕途失意，便拂袖而去，高蹈林泉，放浪形骸，宁可世外穷处，也不委屈自己身心，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

与古人相较，当代知识分子令人唏嘘。在强权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脊梁。

士人精神，高尚的形象被污损，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社会关怀，缺少责任意识，缺少道德自律，是不少所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但目前的现状是，不少媒体记者热衷政治，热衷做官迷，早已蜕变成“藤本植物”，目的在于攀上“官员”高枝，以谋取自己的“贵族化”。某些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担当情怀，严重缺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格都被踩在脚下。

除了少数专注于三农问题、基层民主、乡村自治、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者，尚能一定程度上，接近和了解社会基层民众，余者绝大多数则受到体制的束缚，专注于沽名钓誉，歌功颂德，报喜藏忧。

这些当代文人，失去了对社会实际问题和民生疾苦的关注。更有甚者，文人中一心一意追名逐利，趋向上层、投靠财富、热衷名流的不在少数，与社会基层民生脱节，与公众利益背离，自身德行、内在精神与实际行为、言论剥离，面目虚伪，令人厌恶。

官场中从来不缺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两面人”，他们深谙“厚黑”之术，称其为“官场生存法则”。

官场，可硬可软、可白可黑的复杂内涵场域，不想“被潜”，不仅要有一腔正气，更要身体力行。多少淳朴厚道人，最后躺在明枪暗箭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逆淘汰成为常态。

有人说如今的媒体中，充斥着一群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味地追逐权力。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屈膝卑躬钻营打洞，把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

做官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性中的原始贪婪本性。升官是为了发财，一朝做官，便大肆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

为了做官就要示好，投机，媚态百出地迎合能够提拔他们的命里“贵人”。各业概莫能外，媒体人当中也不在少数。

不少人追求仕途，过度夸张的歌颂讴歌式赞美报道，地方官员则给予他们应有的经济赞助“回馈”。于是，传媒和官员便越来越成为一体了。尽管他们只是既得利益盘子里的边缘，但是官腔打多了，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官员了。不少没有骨气的媚官文人谎话说多了，自己也认为是真理了。

权力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一旦把权力激活，它便如魔法盒一般，自动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有些人当官做老爷背后的私心是搞钱搞女人，满足自己私利。中国还有个比较吸引人的词——“当官发财”，多少人为此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当官发财”在好多人眼中是个有着因果关系的词语，做官就能发财。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明确说过自己当官的目的就是要发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他们在意的是更多的隐性收入，这便是“招权纳贿”。坐上官位之后，便开始“颐指气使”，相当膨胀。不说话而用下巴指使人、用面部表情指挥人，有权势的人指挥别人的傲慢跋扈，可见一斑。

这种态度似乎是许多官员共有的特征，官架十足，官威十足，河南济源书记的一个巴掌就是明证。“十官九贪”，也就是说古代贪官与清官的比例是九比一，贪官占九成，清官占一成。在“明镜高悬”的牌匾背后，隐藏着诸位道貌岸然的“官大人”的种种贪赃枉法之举。

古人的“官瘾”影响着多少今天的“官迷”。

在权力还牢牢掌握，并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的态势下，权力就自然会把发出逆耳之声的言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知识分子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顺着权力说话。古往今来，高洁的品质和权力的温床滋生的腐朽、扭曲人性、颠倒是非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说一遍，重要的事情多说一遍，很多媒体人因为媚官，所以特想做官。因为想做官，所以也特别媚官。都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少人的官瘾大概和性瘾是一样强烈的。见到领导手舞足蹈，做欢欣雀跃状，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欣然间似乎自己脸上也与有荣焉，攀官、崇官、媚官，表现出阿Q式的强大精神胜利法。因为渴望权力，渴望升迁，想做官，不少急功近利的媒体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公权力、话语权、宣传权、以及老百姓媚官的心态，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

理解，理解，官场中的派系政治，“赢者通吃”，形成一种“霸权”，官场靠个人单枪匹马很难成势，很多人缺少安全感，需要透过个人关系寻，求支持与保护，身为官媒中人，自然也是要做站队的，但是公理和社会正义就不重要了吗，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需要顾惜了吗？

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

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在人人想升官发财的仕途幻像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奢谈什么“人格独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官场惟上是从、唯唯诺诺，总是想方设法揣摩上级的意图、挖空心思迎合上级的喜好，搞无原则、无纪律甚至无底线的服从。仰人鼻息，当稳了，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帮忙”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真正的报人只有锱铢必较、视新闻职业羽毛如生命，为民生社稷奔走呼号，不趋炎附势、不媚态有风骨才能称之为真记者！

林白水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不报，国将非国。”

每一个媒体人，不妨扪心自问，你具备家国情怀的新闻理想吗？你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著文是否辣手？一句话，你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长官意志和权力，无论是非对错……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敢质疑、阻碍思考，只有唤回中国媒体人，中国知识分子士人精神，才能重振民族精神!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说出事实的真相，总是很难。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他们的风骨气节，也以此他们才赢得世人的敬重。

历史上与官本位并行不悖的是民本思想，而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剧政治腐败、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干群关系。实行“官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开竞选，使民可以考官、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众，就必然会从民畏官变为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官本份。

人生有进退，职位有高低。金字塔形的官员科层结构，决定了大部分人要甘当“塔基”。与其走旁门左道，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可悲境地，倒不如以平常心看待升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干事，在岗位上发光发热、造福于民，这就是个人价值的最好实现。

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有为才有位，德也要配位，官才做得稳健，问问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报人和媒体人吧！有没有为人民群众做几件实事吧！别一天到晚恨不得跪在组织部门口磕长头，夜夜做梦想做官了！

凡事，都有“度”，欲望也是如此，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积聚、膨胀、释放，变得过多、过盛、过滥，欲望就会变成炙热烈焰，把人烧得五迷三道，丧失理智、模糊道德。有人深夜赶考，有人清晨辞官，做官终是欲望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