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品“出圈”——宁波舞剧《花木兰》的启示|剧院|国家大剧院|宁波|花木兰|荷花奖

从3月4日到4月2日，从南宁、长沙、重庆、成都到西安，宁波舞剧《花木兰》风靡五座演出重镇。只有从业者才知道，在疫情阴霾没有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取得如此佳绩，有多不容易。

长沙，拥有1800个座位的梅溪湖国际文化中心大剧院全场售罄，两场演出座无虚席；重庆、成都站，《花木兰》都创下疫情以来的票房纪录，经营者认为“花木兰”的到来提振了当地演艺市场的信心；与西安观众的见面，虽迟但到，有观众拿着去年9月的票根走进剧场，而后泪流满面，“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演出前，宁波的名字隐在幕后，有人为女主角郝若琦而来，有人为编导“双子星”韩真、周莉亚而来；演出后，宁波的名字走到台前，“原来宁波有这样好的舞台精品！”

开演前的前厅。记者顾嘉懿/摄

为什么是宁波？

为什么是宁波？为什么要排《花木兰》？在剧目推出五年之后，宁波市歌舞剧院院长严肖平重温了这个问题。这部戏由中央歌剧院、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与宁波市演艺集团联合打造。武汉黄陂代表花木兰家乡，中央歌剧院是牵线方，宁波市演艺集团被看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能出精品。

2016年，宁波出品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已盛演多年，舞剧《霸王别姬》开始瞄准海外市场，《花木兰》是第三部大型舞剧。业内相信，宁波能做好。那一年，导演韩真、周莉亚已有了她们的代表作：拿文华奖的《沙湾往事》，拿荷花奖的《杜甫》。“两位导演与宁波的关系一直很好，《十里红妆·女儿梦》时期就有联系，我们曾经想排一个红帮裁缝的戏，她们也有来采风。”严肖平说，《花木兰》是一次机缘，两位导演在宁波待了四五个月，一段军中的“小夜曲”，六七分钟的表演，就排了十多天。“宁波非常庆幸能碰到这两位导演。”严肖平说，“她们让我们看到艺术创作的精神，一丝不苟，敬业奉献。”

严肖平接受专访。记者顾嘉懿/摄

2017年5月，《花木兰》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一部戏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非常少见，一般只有国家级制作或特别成功的演出，才有此荣誉。

次年，《花木兰》斩获荷花奖。颁奖舞台上，韩真握着严肖平的手：“你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好《花木兰》啊！”这声托付，严肖平牢记在心。

舞台演出、出门巡演时，为了减少成本，方便转场，“轻装上阵”是不成文的惯例。但《花木兰》没有，每一场演出，都保持与荷花奖相同的配置，没有减少一盏灯，没有减掉一套服装。

巡演一个月，5辆13米长的道具车跟着大部队开了一个月。舞台上惊艳观众的旋转台，实际由上百块木板拼成，每到一站，一块块装、一块块卸；舞台两侧悬挂的10片侧沿幕，专为巡演定制，比较平整，容易吸光；剧中无数次出现的“圆”，大大小小、虚虚实实有十来个，装灯的道具箱将近200个……每一站，比演员更辛苦的是舞美组，卸车、装台、对光、拆台，周而复始，无悔无怨。

演员在成都场走台。记者杨辉/摄

IP的力量

花木兰，不是某一地的IP，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IP，家喻户晓，老少咸宜。华中、华北、华南，进剧场看戏的多有家庭组合，老人、父母带着孩子，队形完整，如赶赴一场家庭聚会。

陕西大剧院舞蹈项目经理赵昕玥说，《花木兰》这样的戏，有利于培养年轻人市场，也有利于吸引中老年人，包括外国友人。在西安，记者看到好几对外籍人士走进剧场，克罗地亚教授薇塔用不甚流利的中文说：“木兰，我知道。”

西安场出现好几位“国际友人”。记者顾嘉懿/摄

花木兰是女性的偶像，不分国籍和年龄。她是勇敢无畏、英姿飒爽、巾帼不让须眉的代名词，彰显着中华民族古老的自信。那份自信里有超越性别的平等意识，有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有消弥烽烟、珍爱和平的祈愿。

她的经历，广为人知。像宁波资深文旅人陈民宪所说，观众进场前，不用做功课，就知道这个戏讲的是什么，降低“门槛”，有利于引发“共情”。

好些人觉得，舞剧《花木兰》大热的另一个原因，与疫情下女性视角被放大有关。白衣执甲真正有生命力的IP，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诠释，其精神内核所蕴含的力量，永不消褪。

《花木兰》舞台照。记者蔡珂/摄

用精品说话

《花木兰》的成功，为地方剧团做出了示范。

长期以来，好像有种约定俗成的想法，地方剧团就该排当地题材的戏，挖掘地方名人也好，讲述民间故事也罢，首选必从当地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