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张国焘为何另立中央，党中央如何化解危机，毛泽东埋下什么伏笔”第四篇

如何才能让张国焘改变立场，带领四方面军回归中央呢？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苦苦思索时，1935年11月，一位神秘的共产国际代表突然来到了瓦窑堡。这位代表叫林育英，化名张浩。

林育英是黄石地区党组织主要创始人，早期与恽代英一起在黄冈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在武汉、安源、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被派往东北重建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在抚顺不幸被日本人逮捕，经历了十三个月的残酷折磨，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1933年他被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的代表。

林育英为什么会在这时悄悄出现？难道是共产国际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处境，派人来前来相助？不是，情况恰恰相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已经断了一年多，实在不知道中共现在的状况，急于恢复联系。

1934年10月上旬，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两部电台和电信机要人员全部损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全部中断。这样，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革命来讲，反而是件幸事。党内教条主义者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庇护，再也无法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指示，作为“护身符”与“圣旨”，压制民主，强制推行错误路线了。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与解决自身问题创造了条件。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与控制，排除外来压力，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

后续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中国革命开始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设定的路线大踏步前进了……

不过，凡事都一分为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中断又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中央红军流连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因此，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联系。

上海的组织已经没有了，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后才知道，原来共产国际也一直在积极地设法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中国代表回国。

在当时，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三条路线，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新疆路途过于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路途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所以文件不能带，必须记在脑子里。

因此，要派回国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机智灵活，三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相信。

这样，共产国际选中了林育英，化名张浩，扮成一个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他克服种种困难，穿越大沙漠，并沿途打听消息。

1935年11月他到了陕北定边，得知中央到了陕北的消息，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与张闻天接上了头。在上海中央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喜出望外。

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听取了林育英的传达汇报后，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可以理解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表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巩固现有苏区，打通国际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进行抗日，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新中国的一大法宝。

《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堪称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范作。

比如谈及对共产党人成为“群众领袖”的要求：

“只有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的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比如对共产党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民族先锋队”作用的诠释：

“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比如谈及“关门主义”的原因：

“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是我党在长期斗争中对有关问题和认识的总结，是在多年积淀基础上的清理和升华。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是将“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转换成为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行动。

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瓦窑堡会议是红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红军从一路被各路军阀追击打压，转为一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从思想高度到行动实践，真正具备全面压倒国民党的能力了。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生前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还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窘迫于一隅的他们读到了党中央的这个“军事战略决议”时，“大家对一方面军那种准备要直接对日作战的凛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十分钦佩和向往。”

理想和信念是激动人心的，但实际上，巨大的压力重重压在党的领导人身上。毛泽东是一个冷静务实的军事家，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一个冷峻的现实：

刚刚在陕北立住脚的党中央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苦苦相逼的国民党军队，一个瘸腿的红一方面军与之相较，就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如果还要承载起“直接与日本军队作战”这个目标，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究竟能不能被统战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不知道！

中国大地各路诸侯究竟有多少能被统战到“抗日联军”中？没数！

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究竟能不能“北出陕甘”前来会合？也不知道！

红二、六军团当前状况究竟如何？因通讯密码掌控在张国焘主持红军总部手上，党中央已经与之失去了联系！

南方各游击区的当前状况究竟如何？更无从所知！

红一方面军加上十五军团一起也才一万多人，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总方针就要以不到两万人的武装力量，去直接跟日本军队作战！

这可不是光凭一腔血气冲顶的爱国热情就能应对危局!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超出常人之卓识恰恰就在于此：

危机之中有时机，只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冲上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才能为民族也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任何远离民族革命斗争大潮中心去寻求偏安之隅的念头，都在理当受到批判与唾弃的“逃跑主义”之列！

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后，到了陕北的林育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交流，了解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的情况。

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林育英深为关切，发了一封电报向朱德、张国焘通报他到达的消息。

张国焘接到电报非常高兴，他与林育英早在青年时代就相识，还曾共同在上海组织工运，他对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甚为期待。

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张国焘以为找到一个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机会，他要与毛泽东、张闻天算账，并寻求林育英的支持。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复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历数中央在五次反围剿、突围过程中、遵义会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等各阶段中，他所定义的中央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逃跑主义错误，并表达对共产国际派人来四方面军的期盼。

收到张国焘口气傲慢的电报，林育英感到党内的分歧比原来想象要严重得多。

张国焘自立“中央”不合法，也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但是张国焘目前掌握着大多数红军力量，没有他的合作，革命力量就太弱了。

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还在张国焘那里，他是一个意志坚定、行动坚决的共产党人。想起他，中央领导们心里有了些底气。

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他们相信朱德和党中央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朱德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不过，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已不能约束张国焘，还需要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希望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调解矛盾。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与林育英就长征中张国焘的问题作了一次长谈。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张国焘率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要听。”

林育英回答：“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

其实，林育英离开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该问题的任务。

但是，当时的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电台，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而党的矛盾问题又迫在眉睫。林育英只能临机行事。事后，共产国际对林育英的做法和事件的结果都表示了相当的肯定。

这样，林育英开始了一项共产国际没有授权的新使命。

几天后，林育英给张国焘回电，主旨是求同存异，抓团结。电报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笔法：称呼张国焘时一律为“兄”，在感情上拉近；但立场鲜明，不承认张国焘所谓“党中央”；同时提出折衷方案，语气相当委婉。

国焘同志：
1.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
2.兄等提议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为必要，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只要环境许可时便可举行。
3.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
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
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

在我党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

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

当年李德仅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人员，后来到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

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就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

毛泽东曾痛心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李德用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中央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共产国际的责任，倒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的恶果。

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而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

如今情况不一样了，中央需要借助共产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再合适不过。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还不敢得罪共产国际。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12月30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

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是不满。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

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不过话锋一转，他又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收到电报，张国焘顿感失落和不甘，又给林育英去电：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

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他直接拒绝了林育英的规劝和中央对他释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了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但要求取消的是陕北的这个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这个“伪中央”！还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产国际决议”。

中央忍无可忍，不再留情面了。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

“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否则，各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对外不一致对敌，会使革命有损失。”

这是一个表达转寰和缓冲之意的电报，署名朱德，但有点像是张国焘的意见。

1月24日，张闻天回复朱德：

朱德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名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一月二十四日

意思很明确，同意党中央与张国焘暂取平行关系——“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但不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这样的处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满洲省委当时就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

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立场。

国焘、朱德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林育英的回电内容含有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真实信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了除了苏联之外有着自己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和很高地位。

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报告中，都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重量级成员隆重推出：“记住中国的红军”，“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

在为大会提交《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威廉·皮克还辟有“中国苏维埃在前进”之专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的会师：

“……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

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张国焘明白，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

1月27日，几天前还色厉内荏的张国焘连续两电林育英、张闻天，同意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反过来向林育英等抱怨“为何早不告诉我们？”

这已经是要台阶下的意思，并且开始寻找“急谋统一”的共识了：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这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此间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是……，这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外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处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张、项名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亦可兄处和此间乘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三思。
国焘

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选择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方案。

同日的另一电内容对《决议》进行了肯定，并提出了补充和修改建议。明显是以进为退，找台阶下了。

张国焘立场已有所转变，红四方面下一步去向何处？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这一方针自是上策……”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

“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

林育英的出现，为维护红军队伍的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答应北上，从而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林育英是林家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因为身体曾遭受严重伤害，加上积劳成疾，不幸于1942年3月6日英年早逝。

毛泽东亲为林育英题写的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42年3月9日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

出殡的那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

知道林育英的人可能不太多了。他还有一位有名的堂弟，林育蓉，就是林彪。

根据林育英的意见建议，四方面军制订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待机北上会合中央。

按照《康道炉战役计划》，从1936年2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

这是一次空前艰苦的行军，一路上红军要翻越两座雪山---夹金山和折多山。算起来朱德、刘伯承等原一方面军的同志已经是第三次经过夹金山，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也是第二次了。

冬季的行军，天寒地冻，比前两次困难得多。红军指战员显示了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经验，一天就翻过去了。下山时连人带马，一齐往下滑，滚得如同雪球一般。

折多山位于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30军在前边开路，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

红军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夜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第二天天一亮，红军就向山顶进发，终于在中午前翻过山顶。折多山又被红军征服了。

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重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在哪里呢？他们在听哪个“中央”的指挥？

（十分抱歉，拖了这么长，终篇写到西安事变，初稿刚写完，整理整理明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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