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妆宋辽契丹女子的面饰：黄面黑吻试佛妆，南人见疑北人夸|佛妆|契丹|宋辽|辽代|面饰

引言：

宋辽时期具有独特的社会环境，酿造出了极具时代特色的艺术与文化，其中，

宋辽时期的服饰文化凭借其独特的面貌和重要性展现出这一时代显著的艺术风格。

这一时期，南北方政权更迭交错，北方的辽、金政权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

民族交融频繁

、杂居而处，

汉族、契丹、女真各族

之间的文化不断碰撞交流，

胡汉之间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艺术也从壁垒隔阂到各汲所长。

胡汉文化

交相辉映，其中辽政权所在地区契丹女子盛行的"佛妆"正是当时文化交融的特色在女子面部妆饰艺术上的生动体现。

辽地女子的"佛妆"与中原女子的妆容"额黄""花钿"有异曲同工之妙，亦蕴含北方女子独特的护肤理念其，

其面饰效果明显区别于中原女子的妆容风格，彰显北方女子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趣。辽地契丹女子中十分流行的"佛妆"象征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亦是辽宋时期胡汉服饰文化又交流互动形成的具有包容性和丰富性的社会生活形态。

何谓"佛妆"？

古代女子的妆容丰富多样，

"梅花妆"、"额黄"

等皆为人们所熟知，

那宋辽时期北方地区契丹女子的"佛妆"究竟为何？它与中原宋朝女子的妆容又有何不同？

简单说来，

"佛妆"是宋辽时期契丹女子的一种风格奇特面部妆饰，

初见于宋代历史文献中。

北宋学者朱彧

专于地理学，并在其所著的《萍洲可谈》中记描述宋辽时期

"佛妆"

的具体式样，北宋使臣彭汝砺出使辽地：

"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

宋代学者亦在《契丹国志》对"佛妆"有记载，即

"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

从宋代的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知道

契丹女子的"佛妆"是将整个面部涂成黄色,眉妆偏向红色，唇妆之色较深，浓烈的颜色相互搭配，形成较为夸张的面部妆容。

北方辽女子的这种别样风格的妆饰,与同时期的宋朝中原女子的"低眉顺眼和粉面红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契丹女子的佛妆在整个冬季"日日加敷"，至春日时才洗去，也就是说整个冬天,契丹妇女子上佛妆，满脸涂黄，宛如戴着一个厚厚的黄色面具。

宋朝中原地区的女子的妆容几乎很少会将面部涂黄,对当时南方人而言，北方辽地女子满面涂黄的"佛妆"有十分强烈的视觉审美冲击。北宋使臣彭汝砺初见契丹女子的"佛妆"，为表达对辽国女性面黄黑吻的"佛妆"的讶异，作诗以纪此事：

"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

辽国女子盛行的奇特

"佛妆"

，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文化有重要关系。

宋辽"佛妆"之起源

"佛妆"与中原女子"额黄"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却非相同的妆饰手法，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其彼此根本的区别在于主要功能效用明显不同。

"额黄"的选材用料是为了装点艳丽容貌一种化妆品，而契丹女子的"佛妆"还具有明显的护肤护肤意图，

也可以说是，基于美容养颜的实用目的而采取的一种面饰方法。描绘"额黄之法是先在脸上敷铅粉以作底，再于额部涂抹黄色染料，"佛妆"出于护肤的目的，不用铅粉打底，要清洁面部后直接素面涂黄。

"额黄"仅将黄色颜料染于额际，而"佛妆"则是涂满整个面部。

南宋文人韩元曾诗云：

"应怜雪里昭君怨，洗尽铅华试佛妆。"

明确表示上"佛妆"时要洗去铅华，这是对北方妇女面饰习俗的真实反映。

"佛妆"并非是"额黄"之风的延续，其名称虽出现较晚，但溯其源头乃是北方民族风俗中涂面护肤习惯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为适应较为恶劣的气候环境，多有保护身体而以颜料绘身涂面习俗，诸如吐蕃人、北燕各族常有

"以涂面为好"

的习俗。辽代"佛妆"的产生与契丹人出于保养皮肤的需要而形成的面部涂黄的习惯有沿承发展的关系。

最初，契丹女子所涂黄色物质的材料来源可能是狼粪一类较为粗糙的原料。其后随着中原女子面饰风俗传至北方地区，为契丹女子所效仿，并且逐渐

将涂面之俗与汉族传统的面饰之法相结合

，发展出

以色黄且具"悦泽人面"之效的栝楼

作为涂面的原材料，而形成宋辽时期契丹女子间盛行的"佛妆"。

可以说"佛妆"的产生与辽国佛教的盛行有重要关系。在盛行佛教的辽国中后期,佛教造像之风极度兴盛,并逐渐流行佛面贴金之法,许多辽代佛教寺院殿内的佛像,均于面部及头冠贴金。

辽国契丹女子早前的面部涂色之俗受佛教思想以及佛像贴近之法的影响，而以如金色一般的黄色颜料作为"佛妆"的满面涂色。

宋人将辽国契丹女性的此种妆容称为"佛妆"以及"佛妆"的产生，皆与辽代中后期社会普遍尊崇佛教有所关联。辽国契丹女子的佛妆之奇特，不仅在于其与众不同的色彩搭配与涂面方法，还体现在"佛妆"独有的护肤功效上。

宋辽"佛妆"之护肤效用

与"额黄"相比较，"佛妆"更像是用括楼调制而成的一种"面脂"，护肤功效更加显著。

宋代史料《鸡肋编》曾具体说明这种被南方人视为

"异物"

的女子面部妆饰之法：

"(燕地)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

其中提到的括蒌也就是藤生植物"栝楼"。

涂"佛妆"的"黄物",即是栝楼。

栝楼别名地楼、瓜蒌、吊瓜,属葫芦科，主要生长于北方地区，其根、果、种子皆可入药。

"栝楼"有"悦泽人面"

的护肤功效。唐医学著作《日华子诸家本草》中有说到：

"栝蒌之子"可润心肺,，疗手面皲,，栝蒌之根也可治疗疮疖，有生肌长肉的作用。

宋辽及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

栝楼有治疗皮肤皴裂、冻疮的医疗护肤功效

。契丹女子用栝蒌作为"佛妆"的主要材料，亦是注重它的护肤功效。

"佛妆"是宋辽时期契丹贵族以及世家女子常常使用的一种兼有保养护肤和美容装饰作用的面部妆容，主要原料就是"栝楼"，可用于冬季与初春时节,将其一层层涂抹在脸上,可以形成一种黄色的保护膜,直到春暖时再洗去。它

类似于现今的免洗面膜，为保护皮肤不受深冬初春沙尘风雪对皮肤的破坏，一直到暮春时节才洗掉"佛妆"时,使得皮肤"洁白如玉"。

契丹

虽是少数民族,而在建立辽国政权之后，知识队伍的建设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使得医学得以发展和研究,尤其是契丹地处严寒地区，十分重视疾病预防,在建国之初辽太祖就诏令引进中原医学,并在各部族中广泛推广。辽太宗灭后晋，直接将医学文化引入统治地区。辽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具有医疗护肤功效的"佛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契丹女子的"佛妆"出于保护皮肤的初衷,在严酷的初春深冬时节面涂含有丰富栝楼提取物黄色的敷面颜料,很好的地保护皮肤免受皲裂之苦,亦有美白滋润的护肤效果,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妆容。

契丹女子的"佛妆"之美,并非局限于其独特的妆容效果,亦是辽代独特社会背景中具有的文化蕴意的体现。

宋辽"佛妆"之文化蕴意

宋辽时期契丹女子中盛行

"佛妆"

折射出当时社会环境中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思想文化，包括

崇佛之风影响下的对佛的的模仿与寻求吉利福运的愿望

。辽代社会中佛教信仰十分兴盛，这亦是宋人对辽国契丹女子"黄面面"妆容以"佛妆"命名的原因。

宋人张舜民在《使北记》中曾记载："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

契丹女子的"佛妆"之方法具有"涂面如金"的特点，这与佛教造像中佛三十二相中的"金色相"相一致。

金色相或身金色相为其中之第十四相,

"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

亦是指佛像的身体及手足皆为真金色,如同众宝庄严之妙金台。辽代的佛像遵循此原则，多为全身涂金，面黄如金"的"佛妆"妆容正好与佛教妙相中的真妙金色相类似,显得慈悲庄严。

宋辽时期契丹女子的"佛妆"以栝楼汁儿涂满面部,其初衷是适应严寒冷酷与风雪沙尘对的恶劣自然环境，以保护皮肤免受侵袭，实现护肤美容的目的。

与此同时，女子面部皮肤经过漫长冬天"涂面如金"的保护修养,

待春暖之际方才洗去,彼时皮肤光滑细腻,白皙如玉,这种美容的效果又佛教相好中的第十六相"皮肤细滑相"相一致。

可以说，

辽代女子的"佛妆"蕴含着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

,因此，宋人才将契丹女子"面涂深黄"、"涂面如金",使皮肤洁白细腻的妆容称为"佛妆"。

"佛妆"的背后是辽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佛教的崇尚，

辽代统治者对佛教更是大力推崇,凡有举国大事,必饭僧、建佛事、亲临佛教寺庙，使得辽国内寺庙林立,塔院相望,梵呗相闻。契丹女子的"佛妆"亦是对佛像面涂金的佛造像的效仿。在崇佛日盛的社会环境中,"善男信女们信仰供奉佛陀之时,将对佛的崇拜转化成对自我修行与解脱的模糊认识,

试图通过模仿佛的举止行为、姿容外貌来实现使自己早日修成正果，得以脱俗的心理愿望，并以此寻求吉利与福运，以满足自身精神上的需求。

从辽代契丹女子的世俗观点看,"佛妆"象征着着漂亮、美丽,亦有着神圣、高洁的宗教意味，可以说是迷信宗教的体现,亦是爱美心理的表现。

宋人描述契丹女子的"佛妆"为南方人对其感到怪异，北方人却是"墨吏矜夸是佛妆",其中"矜夸"二字,表现出辽人对"佛妆"的追崇与喜爱。

风格奇特的"佛妆"可以说是"众必骇见",这打破了古代传统社会思想中"女为悦己者容"的封建思想,契丹女子的"佛妆"近似"毁饰"，更关注的是女性护肤与妆饰的需要,这是她们敢于表达自己的内心、审美和愿望的直接体现。

如此率真而奇异的"佛妆"从侧面反映出辽代北方女子不同于宋朝女子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思想与行动更为自由的体现。

辽代女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能内能持家，外能征战，其中辽代后妃骁勇善战、积极参政议政者不在少数。

《辽史》也记载:"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古所未有，亦其俗也。"辽代公主、女官、贵戚妇女皆热衷于政治,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佛妆"并非简单的女子妆容点缀，其背后是宋时辽国地区佛教兴盛的折射，亦蕴含辽代契丹女子社会地位高,相对中原女子而言较少受礼法约束,敢于追求具有个性表达的行为举止与审美的社会文化观念。宋时北方契丹女子的"佛妆"盛极一时，却終随时代的更替走向消逝。

宋辽"佛妆"之消逝

辽代以后，北方地区女子间的"佛妆"盛行之风渐衰，

"佛妆"之名不再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存在，成为辽代以后文献中的一个历史典故，只见于后代文人怀古诗追叙辽朝时的诗作之中，诸如

"额痕犹带昔时黄，学得辽西拜佛妆。""南鼎烧香逐队过，佛妆依约细娘多。"

后代诗歌中提到的"佛妆"皆是指古代女子的妆扮，而不是真正意义上辽代契丹女子用以护肤养颜的"佛妆"，其所谓的"佛妆"其实是古代女子涂脂抹粉后的化妆效果。

"佛妆"

本是辽代契丹女子特有的护肤妆容，随着辽代后政权的更替，古代南北民族文化的有一次大规模交融，许多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习俗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新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新妆容与护肤方法逐渐普及开来，"佛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仅如此，色彩强烈、风格奇异的"佛妆"得以在辽代盛行，这与当时契丹女子社会地位较高且敢于追求自我的社会环境相关，而辽以后，中国

明清两朝的封建礼教愈加森严，对女子的束缚越来越多，辽代女性的肆意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男性审美的"佛妆"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成为历史。

清代时，具有"佛妆"遗风的以括楼涂面的护肤方法在北京地区仍有少量遗存，但最终仍旧是被其他护肤药粉所取代。

结语

宋辽时期胡汉服饰文化的交融频繁，形成了"有容乃大"的风范，这在当时女子妆容方面亦有明显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