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民党最大的特务头子，很多读者在第一时间恐怕脑海里就会闪现出“戴笠”这个名字，没错，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头目，戴笠手下一度拥有数万特务，还有一支实力很强的武装力量，论实力甚至比起割据一方的军阀也不遑多让，他不是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还有谁？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戴笠的军统以及陈立夫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之上，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机构。戴笠在这个机构面前，充其量只是个在明面上负责打杂和干“湿活”的（特务）总调度员。这个躲在暗处的机构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侍从室”的第二处就是专门管“军统”、“中统”这些特务组织的，二处的主任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的“文胆”陈布雷。这位文人在国民政府内部可不仅仅如同外人想象的那样只会耍笔杆子，他才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最大的头子，而且伪装地很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陈布雷的真实面目吧！

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最大的头子

流水的侍从室，铁打的二处处长

陈布雷是浙江慈溪人，本名陈训恩，笔名布雷，后来因为他写的文章名气太大，以至于他的真名反而不太为人所知了。1911年，20出头的陈布雷进入上海报界，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为人勤奋，很有才华，而且笔锋犀利，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了上海滩的著名记者。在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陈布雷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帝制、军阀黑暗统治，揭露社会不公的文章，同时宣扬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和实行民主选举，影响力日渐扩大，甚至连孙中山先生代表用英文起草的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也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并首先发表在报纸上的。

1927年初，羽翼逐渐丰满的蒋介石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以篡夺国民政府的大权。他开始物色自己未来的班底，此时恰好陈布雷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办事，在那里他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副求贤若渴的姿态打动了陈布雷，于是陈布雷决定跟随他成就一番事业，陈布雷随后加入国民党，并在当年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在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从此走上了仕途。

蒋介石在发表所谓“清共”的演讲

作为一个军头出身爬到最高层的领导人，蒋介石不怎么相信国民党的党务机构，特别是在“宁汉合流”后，掌握中央党务机构的汪精卫等人先后2次逼他下野，使蒋介石痛感自己缺少一个只对他个人效忠，可以为自己处理日常事务，并且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机构。在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复出后，他就开始先设立了随从副官和侍卫长，后来又把机要秘书改成侍从秘书，这算是侍从室的开始，那时候叫官邸成员。

1933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后，痛定思痛的他立即就在杨永泰的建议下着手建立了“侍从室”。“侍从室”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其编制也设专门为对付中央苏区而设立的南昌行辕之内。一开始这个打着“警卫”招牌，不显山不露水的机构只有一个室，下设四个组，一组管警卫，二组管文秘，三组管调查，四组管总务。一批受到蒋介石信任且随他奔走的参谋、秘书与机要人员在其中，以处理各类公文为主。

蒋介石为了进攻中央苏区，特地在南昌设立行营

随着蒋介石的权势越来越大，“侍从室”需要处理的公务也越来越多，因此这个机构到1936年，在钱大钧和陈布雷的主持下，侍从室逐步扩大到2个处六个组，两个处的主任互相保持独立性，不干涉对方工作，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这套架构保证了蒋介石可以统揽大权。“侍从室”一处负责军事和情报工作，二处负责党务和政治业务。一处的主任先后有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等人担任；而二处则自始至终只有陈布雷一个主任，时间前后长达10年之久，虽然副主任也经常换，如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也做过二处的副主任，但陈布雷的一把手地位却始终不可动摇。

蒋介石的最大耳目，戴笠也得对他低头

陈布雷的二处下面还设有3个组，其中第4组具体分管政治，党务和经济；第5组组长分管外交；第6组长分管情报系统。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国民政府所有需要呈报给蒋介石的文件(军事除外﹞都由陈布雷统一处理，他决定文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哪些文件必须马上让蒋介石看到，哪些可以先推迟一下，甚至哪些文件根本不重要，可以长期积压也不要紧。陈布雷不但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同样也监管下达，蒋介石的对外重要文电、讲话等的起草和代拟，都是由陈布雷一手把持，可以说蒋介石正是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才得以独揽党政大权。

蒋介石的亲信钱大均，也是“侍从室”一处的第一任主任

特务机构一向是蒋介石巩固其独裁统治的不二法门，蒋介石曾经赤裸裸地说过：“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之处，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对特务工作的重视和依赖可见一斑。“侍从室”作为蒋介石的御用机构，自然是要牢牢控制特务机构。虽然戴笠本人可以亲自向蒋介石本人提交的重大机密情报，其他任何人不得过问。但戴笠想要见蒋介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必须要先给“侍从室”打报告申请面见，然后再由“侍从室”安排，另外会见的时间也是由“侍从室”来定，如果陈布雷想卡戴笠，只要限制他面见蒋介石的次数和会见的时间，那戴笠光是报告公事时间都可能不够，怎么能够和“领袖”联络感情呢，以更进一步呢？

所以，由于“侍从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陈布雷二处的第6组（情报）一建立，戴笠削尖了脑袋想钻进二处由自己来当这个组长，虽然当上6组的组长要付出离开“军统”这个巨大的代价。但戴笠还是不遗余力地争取了很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戴笠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内的地位是远不如陈布雷的。但最终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选择了唐纵。从此唐纵就成了戴笠一辈子的死敌，虽然为了掩人耳目，唐纵也在“军统”里挂了个帮办的头衔，也就是名义上戴笠的副手。但他的实际职责主要还是对“军统”进行监视，但戴笠毕竟深受蒋介石的宠信，唐纵拿他没办法，但戴笠也没法把唐纵踢出“军统”，两个人就这么两看相厌，但又相互无可奈何。

所以军统头子戴笠在外面或许威风八面，但是到了“侍从室”这里，也只能乖乖地把文件先提交给陈布雷，然后老老实实地等着陈布雷按照文件的级别慢慢排队。当然，中统和其他特务机构也是一样。所以从这个层面说，陈布雷控制着国民党所有的特务机构，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在自己的部门内私下设立连老蒋都不知道的秘密特务机构。

连好友都不放过，失去蒋介石信任

在1940年，陈布雷在4组内又秘密组建了一个“经济情报组”，这个组表面上好像是收集所谓“经济情报”的，实则是专门对国民党内部的高官进行监视，因为该组是在4组内部，所以还是由组长陈方负责，收集来的重要情报由陈方和其他几个人共同进行分析、研判，最后再提交陈布雷审阅。这个所谓的“经济情报组”连“侍从室”的内部高级官员也不放过。

当时张治中是“侍从室”一处的主任，他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所谓的“八大金刚”之一，但他政治态度进步，与共产党和其他民主人士关系较为密切，因此也受到了特务机构的严密监视。但不为人知的是，对张治中的监视是由陈布雷亲自负责的。

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的好友和“侍从室”一处主任，也被严密监视

由于张治中和陈布雷私交不错，张治中见陈布雷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又不善于自我调节，长期为失眠所困扰，所以张治中有时会邀请他出去逛公园，吃小吃，看电影，让陈布雷放松一下。但陈布雷却利用和张治中的这种特殊关系，暗中指使听命于自己的军需署署长陈良将一个叫魏锡熙的人推荐给张治中，张治中不疑有他，让魏在自己身边负责财务工作，此后魏即受陈布雷的指示，从经济上监视张治中。他不断地秘密将张治中的财务状况和有关张与其他人经济往来的情报提交给“经济情报组”，从而实现了在经济方面对张治中的监视。

陈布雷对内部的监控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参加过反蒋，并且仍然在国民党内部拥有一定影响力和实力的政府大员。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头目，蒋介石就一直对他们很不放心、怕他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甚至对于那些已经失势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监视，在1943 年，蒋介石就曾经直接授意陈布雷手下的第6组，要他们特别注意加强对唐生智和何键在湖南的活动的监视，但绝不能使他们有所察觉。

CC派的头子陈果夫

陈布雷虽然忠心耿耿，但多疑的蒋介石并没有完全信任他。虽然负责情报的6组在建制上和主要业务方面属于陈布雷领导的2处，但同时也受到一处主任的节制，严格来说是“双重领导”。在1940年“侍从室”的三处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又和三处的主任陈果夫扯上了关系。变成了“三重领导”。因为蒋介石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最终都还是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来完成，所以必须要控制人事大权。按照蒋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地方各高官的任免，都必须经过他亲自核定。这项具体工作本来由陈布雷第二处第5组负责，但一方面因为工作量太大，涉及面太广，陈颇有力不从心，另外一方面蒋介石也开始有意识地分陈布雷的权，所以专门成立了三处，将第5组的业务分走了。

陈果夫迅速靠着自己和弟弟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CC派和“中统”特务机关的各种关系，把一批亲信塞进了三处，并且通过收集国民党内的各种人事资料，然后再进行调查、登记、考核、遴选等手续，通过这个流程，陈果夫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虽然其挑选的人员首先要绝对忠于蒋介石本人，但陈果夫也很注意提拔那些与自己立场和派系相同的人，将这些人以各种方式塞进国民党各级机构，以对其进行拉拢和控制，壮大自己的势力。故此后来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戴笠和军统控制的武装合影，到抗战后期，军统势力坐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事实上，国民党特务机构这种内部的“暗斗”一直层出不穷，这既有各派系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也有蒋介石为了平衡各派系而有意挑拨所致。事实上即使是陈布雷也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多疑的性格也是无可奈何，虽然他对蒋介石赤胆忠心，但蒋介石却是一直将他当作一个工具人来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度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在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特务头子10年之后，陈布雷终于被蒋介石踢出了其核心的圈子，虽然此后他在1946年出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代理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但陈布雷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李宗仁和于右任等参加陈布雷的葬礼

进言遭拒自杀身亡，一半子女投共

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到来，蒋家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不甘心坐冷板凳的陈布雷屡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能挽回败局，同时重新赢得蒋介石的信任。但令他绝望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建议不但不予采纳，反而以尖酸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他。11月13日，绝望的陈布雷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58岁。在陈布雷自杀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先是称陈布雷是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在谎言被戳穿后，才又不得不承认陈布雷是自杀的，并称其为 “当代完人”。陈布雷这个中国传统文人，在阴错阳差地成为特务头子之后，终于落得了这个可悲的下场！而其八个儿女，也没有任何一个再加入国民党，相反竟有四个儿女成为了共产党。

陈布雷一共娶过两任妻子，共有七子二女，其中五子陈进早夭。长大成人的长子陈迟、次子陈过、三子陈适、长女陈琇、次女陈琏，为发妻杨宏农所生；四子陈迈、六子陈遂，幼子陈远，为续弦王允默所生。

相传，其长子陈迟在1932年中学毕业时，曾询问陈布雷，到底是学农还是从政？结果陈布雷断然表示：“不要和我走一样的道路，太肮脏了！”于是陈迟选择了学农。

而让陈布雷没想到的是，其次子、长女、次女、幼子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次子陈过，本选择赴美国学医，但回国后就参加了我党地下组织，为革命工作。解放后，曾担任浙江卫生厅厅长。长女陈琇也成为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而其次女陈琏，幼子陈远最具传奇色彩。

陈琏与袁永熙的结婚照

陈琏，早在1939年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已是中共北平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其丈夫袁永熙，是北平秘密党组织的学委书记。

陈远后改名陈砾，在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就积极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抗议国民政府为美军开脱的大游行，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1948年陈布雷自杀后，年仅19岁的陈砾就毅然决然地投奔解放区。之后他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改革开发后，他曾担任中国唯一向国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总编辑，并被推选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砾在2001年曾对人说过：“我父亲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的8个子女，有4个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的，我对当年的抉择，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自己的子女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可能是那位曾经的国民党最大特务头子陈布雷，最无法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