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兄弟都是洛阳伊川人，他们的故居在今天洛阳嵩县田湖镇的程村，他们的墓园在伊川县城南边的程园。大程指的是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之为明道先生。嘉祐年间进士及第后，先后在鄠县、上元县、晋城等地任职，政绩卓著。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不过后来又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到任即病逝。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

他早年曾经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后来又出入于佛道，最后回归到了儒学当中。最诸家之学都有所汲取。此后，他以接续儒家道统的使命感而充实学术创建活动，为理学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并没有留下一部专门的著作，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讲学语录之中。

程颢对理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题。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氤氲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程颢对人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将人抬高到与天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所以，朱熹用“超迈”来形容程颢的境界。

程颢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达到“物我合一”。程颢的“识仁”、“定性”等主张，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之为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长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后来程颐在开封太学里学习时，就作过《颜子所好何学论》，深受当时主管太学的著名学者胡瑗赏识。后来在27岁时参加科举失意，于是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在王安石当政时，程颐未被起用，与兄长程颢在洛阳讲学，到50多岁的时候还是布衣。司马光执政期间，被荐为崇政殿说书，参与编修国子监条规，成了宋哲宗皇帝的老师。在为宋哲宗上课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程颐不仅要求争坐讲，而且也注重以师道自处。“程颐正叔为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每侍上（哲宗）讲，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甚至皇帝折断一个树枝都要受到他的批评：“哲宗御讲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颐为讲官，奏曰：‘方春万物发生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亟掷于地，终讲有不乐之色。”

七年后，新党得势，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程颐因为被认为是元佑党人，而不断受到贬窜，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程氏易传》，标志着理学的建立。徽宗即位后，得以赦免放归，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最终病死于家中。到南宋，追谥正公。程颐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理学的理论体系发展得比较完备，为日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在北宋五子中，他的地位最突出，是理学的正宗与代表。他们兄弟的思想比较接近，所以后人多以二程相称。他们兄弟长期在洛阳讲学，弟子众多，形成了以二程为核心的洛学学派。

二程墓园中慈禧太后所题伊洛渊源

在学术上，程颐与程颢一样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

程颐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天地万物之用的依据是天地万物之理，而天地万物之理也都在天地万物之用中得以显现。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万事万物的理是相通的，每个事物的理加在一起构成了天地之间的理。而每个事物的理，与天地万物之理，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每一个事物之中都蕴含着整体的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

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

伊川二程塑像

关于人性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争论不休，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就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从天理的角度上来看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也就是说，从道理上讲，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构成材料不同，因而具体的人是有差异的，就表现为善恶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因而，人们的修养，也就是逐渐克服气禀之性中的恶，恢复到天理之性的至善。

程颐讨论为学的方法时提出“格物致知说”。他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说：“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这就将知识论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致知主要成为掌握天下之理，以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对于格物穷理的对象、范围、方法、过程，二程的认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也为历代宋明理学家所反复讨论、辩诘。此后理学认识论就主要是通过对“格物致知”这一命题的发挥、阐释而提出的。程颐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他们兄弟还是有所区别，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

二程墓园

我们经常将二程并称，这是因为二程兄弟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的确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同时又将天理与人间的伦理道德原则直接联系起来，“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在二程看来，人伦道德、纲常秩序之礼就是天理。实际上是把人类特有的道德原则上升到世界的本体。这样，儒家的伦常原则与天道本体就通过天理范畴得到了统一，儒家伦常原则的合理性与神圣性也因此得到论证。这种天理本论，成功地完成了为儒家伦常道德原则提供本体论依据的时代课题，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成为北宋理学本体论的比较精致、成熟且有代表性的形态。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提出了许多伦理道德。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伦理道德来进行论证。比如说要做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孟子只是简单粗暴地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无恻隐之心”就非人也了呢？孟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它。先秦儒家对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并不感兴趣。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不管你是否喜欢佛教，但是都不能不承认佛教的哲学思辨水平是很高的。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尤其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实现了双向的互动，一方面佛教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本土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吸取了佛教哲学思辨的精髓。到了宋代以后，宋儒已经不是简单地去如韩愈一样去排佛老，而是吸取了佛教的文化成果，为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进行形而上的论证。

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为《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程氏易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徐必达将二程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二程兄弟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弟子，“程门立雪”说的就是程颐和他的两个学生游酢和杨时的故事。

世人对程门立雪多有误解，误以为程颐先生在屋内睡觉而两个学生站在门外的雪地里。事实上，伊川先生从来没有把学生赶到门外的雪地里！程门立雪的故事，首先见于《程氏外书》第十二卷《传闻杂记》。其中引用了程颐内弟侯仲良所编《侯子雅言》的一段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这是说，游酢和杨时两个人，最初拜见程颐的时候，程颐闭目静坐（有人说是程颐偶尔打盹儿，有人说程颐在打坐）。游酢和杨时不忍打搅程颐，恭敬地侍立在程颐身边。过了一会儿，程颐先生醒来，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还在这儿呢？这么晚了，就在我这里休息吧。”他们一起出门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一尺深了。这里根本没说游酢和杨时两个人站在门外面，假如他们站在门外，程颐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不会用“顾”这个动作，“顾”就是回头看的意思，证明他们两个是站在程颐身后或者身边的。而且，后面接着说到他们出门的时候，门外雪已盈尺。侯仲良作为程颐的内弟，他的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关于程门立雪，比较早的记载，还见于《宋史》的《杨时传》：“（杨时）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段话说杨时到洛阳见程颐，当时杨时已经四十岁了。一天见到程颐，程颐偶尔闭目静坐，杨时与游酢两个人侍立左右。过了一会儿，程颐醒来，门外雪已深达一尺。这段话也没说杨时和游酢站在门外边！

这些文献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目的都在于要表达杨时、游酢二人尊师重道之情，并没有夸张到老师在屋子里，他们哥俩站在门外的程度。你或许会说，“程门立雪”这个故事明明是说有“门”的，你怎么非要说是与门无关呢？这里我就要说了，你根本没明白“程门立雪”所指的“门”是什么！“程门立雪”所说的“门”并不是指的“door”，而是指的“师门”。程门，指的是程颐先生门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早在周代的时候，学校最初是办在“塾”里的。“塾”，用东汉著名学者郑玄的解释：“门侧之堂，谓之塾。”也就是大门口旁边的房子。所以，拜师就被称为“列入门墙”，而学生对于老师也可以称为“门人”、“门生”、“及门弟子”。所以，不可机械地把“程门”理解为程颐他们家屋子的门。要是这么理解的话，那“关门弟子”岂不成了“the student who close the door”？

少林寺中的立雪亭

那么有没有人在门外的雪地里站过呢？还真有。不过，不是程颐之门，而是达摩之门。南北朝的时候菩提达摩来到中土传播禅法，居住在少室山的一个洞里。慧可前去拜师，达摩根本不搭理他。慧可整日恭敬地站在门外，丝毫不敢懈怠。有一年腊月初九的晚上，天气陡然变冷，寒风刺骨，并下起了鹅毛大雪。慧可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天快亮的时候，积雪居然没膝。这时，达摩被慧可的虔诚所打动，问道：“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慧可答道：“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为了表示求法的决心，慧可不惜断臂明志。最终，达摩接纳慧可为弟子，并传授衣钵与他，慧可就成了继初祖达摩之后的禅宗二祖。时至今日，少林寺中还建有“立雪亭”以纪念这段往事。

后人既误解了“程门立雪”的“门”，又把“程门立雪”和“慧可立雪”混为一谈。就这样，把杨时和游酢从屋子里面给赶到了门外。

最后再来谈谈二程兄弟的历史地位吧。后世二程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在当时，二程兄弟尤其是程颐却是非常寂寞的。崇宁元年，朝廷下令要销毁程颐的全部著作。程颐去世后，他的学生和亲朋们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不仅是程颐，后来朱熹去世的时候也很凄凉。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思想家的思想都是要超越了他的时代的，这就是意味着他们必然要不为时代所容。颜渊曾经对孔子说：“不容而后见君子。”确实如此。

河南嵩县二程故里

说到这儿，还想说说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记载：“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需要指出的是，程颐这段话所针对的是男、女两者，并非仅指妇女。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是男子娶寡妇或者寡妇再嫁，都是失节的行为。一个人即使贫困致死，也不能失去品节。如果细加推究，作者在此对改嫁女子的批评，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她们一旦寡居，经济上往往会失去保障，如不改嫁就难以生存。而男子明知对方孀居却去迎娶，则是大大的失节。应当说，对上述对话做出这样的理解，符合程颐的原意。

晚唐五代以来，由于皇权的极大削弱、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纲常的作用降低。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追求物欲、悲观绝望的思想盛行，贪图男欢女爱成为时尚。宋代承袭晚唐五代遗风，加之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整个社会对物欲的追求犹过于前朝。文人狎妓、纳妾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苏轼在《与朝云》诗的序里说到：“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男人们如此放纵，必然影响到女性的生活、思想，她们也变得非常“开放”。当时许多人家不以自己的女儿作养娘、侍妾、歌女为耻。程颐肯定是看不惯的。从道学家的角度而言，这显然属于无行、失节的行为，应当予以抑制。

不过，事实上，在宋代，尤其是北宋，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宋代女性再嫁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人会阻拦。政府只是规定，寡妇再嫁必须丈夫死了一个月之后。即使程颐自己，也并未尽遵所言：他的外甥女丧夫之后，他怕姐姐过度悲伤，就把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只是到了元明时期，理学日趋兴盛，理学的代表即是程、朱。程、朱所言，皆为金科玉律。就成了对人性的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