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扩大消费，已成为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要实现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该如何做？针对这一话题，《中国经济周刊》与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展开对话。
《中国经济周刊》：
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您认为，要实现扩大消费的目标，发力点在哪里？似乎对各国来说，要扩大消费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曹远征：
不难。关键就是，人家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别限制。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哪里排队，哪里就需要改革。现在消费市场哪里在排队？房子、教育、医院、车。
比如说“车”。现在城市确实有堵塞，有城市病，有需要限车等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做个结构性的改变，比如鼓励新能源车，这属于结构性的改变。
比如住房问题，现在是想通过限购来限房价，要坚持房住不炒。这个目的是对的，但限制房价可以有别的办法，比如增加供给。在增加供给的方式上，可以做修改。比如，当前在研究的长租房，既能满足农民工或者是大学生进城，技术人群的住房需要，同时又改变了住房结构，间接地达到了实现房住不炒的目的。这些也都叫机制体制的改善。
再比如说上托儿所，上小学问题，要增加小学校、托儿所的供应。
尽管动作可能发生在供给侧，比如增加幼儿园、增加小学，但这是在需求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求得到释放和满足，就打通了需求侧。
《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包括通过后续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来促进大家减少储蓄、鼓励消费，您认为这是一个解题思路吗？
曹远征：
这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首先，必须得提高居民收入，尤其对中低收入居民，通过城市化、工业化，通过让更多人参加就业，实现家庭收入增长。
第二，储蓄是个人行为，可以通过社保或其他制度保障来影响储蓄行为，但这些不是决定因素。你会看到在亚洲社会，储蓄系统性偏高，提供再好的保障，还是想存钱，这是文化行为。
第三，储蓄和消费习惯可能在代际中会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基本不储蓄，甚至负债率非常高，这会带来另外一种问题。
储蓄应该是中性的。提供社会保障，这是人的尊严问题，是民生问题。提供保障，背后的逻辑不是指向扩大消费，消费可能是个附带效果，但那并不是政策设计的目标。
通过降低储蓄，甚至鼓励负债，短暂扩大消费，这不可持久。
鼓励消费最好的办法还是增加收入，同时改善供给。
为什么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非常之高，收入增加很快就能在消费上反映出来。
但是到了中产以上，要增加消费，就必须增加供给产品。比如现在中产要更好的小学，更好的幼儿园，如果提供不了，他们一定选择储蓄。恩格尔系数在下降时，服务性产品的消费是在提高的。
《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将收入划分为不同类型，有工资性收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四五”期间，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等措施，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您认为空间有多大？
曹远征：
肯定是有帮助的，但那是附带的，别指望这个。如果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是房产。因为在中国居民最重视房子这种资产，股票那些东西配置比例太少了。
这里也有改革机会，中低收入阶层最重要的财产是宅基地，但现在宅基地是“死”的，能不能让宅基地流转起来，能不能变现，那么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就有可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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