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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彤娟：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以制度和规则守底线】
“放得活”与“管得好”，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要求，也是一种治理智慧。2025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蔡彤娟。其中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引发广泛关注，这一提法并非抽象的政策表述，而是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与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的精准回应。在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的背景下，把握好激发活力与规范秩序之间的平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01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内在统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放得活”是指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激励与竞争活力，使价格机制、供求关系和竞争机制更加顺畅运行。“管得好”则是指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依法履职，通过制度供给、规则制定和有效监管，纠正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和宏观经济稳定。一方面，只有持续“放得活”，才能释放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只有做到“管得好”，才能为市场运行提供法治化、规范化、可预期的环境，防止无序竞争和风险积累。在二者的协同作用下，市场效率与经济稳定性才能实现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在“放”与“管”之间不断校准方向。从早期的放权让利，到近年来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其核心逻辑始终在于该放的坚决放到位，该管的依法管起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在复杂形势下，既不能因强调监管而束缚活力，也不能因片面“放松”而忽视风险。 02 放得活：关键在于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经营主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其活跃程度直接影响就业稳定和经济运行质量。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327.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462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862.9万户，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2.9万户，多种经营主体均呈现稳定增长势头。经营主体能不能“活得起来”、发展环境是否稳定可预期，直接关系到稳就业、稳预期和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是否稳固。从实践看，“放得活”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减少管理，而在于持续增强经营主体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既体现在制度成本是否持续降低，也体现在规则是否公平透明、政策是否稳定连续。要真正实现“放得活”，首先要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持续简化，一些地区已实现“当天办结”，有效降低了行政审批的时间成本，提升了市场主体对改革成效的直观感受。与此同时，增强获得感还体现在公平竞争环境的持续改善上。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清单之外一律平等准入，这对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尤为重要。通过破除隐性壁垒、规范涉企收费、整治不合理执法行为，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的隐性成本，稳定其发展预期，让各类所有制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持续推进“放得活”，并非“放手不管”，而是通过制度完善和环境优化，让市场机制更加顺畅地发挥作用，使企业真正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从而转化为扩大投资、吸纳就业和推动创新的内生动力。 03 管得好：以制度和规则守住底线市场越活跃、主体越多元，对治理能力和制度供给的要求就越高。没有规则约束的市场运行，往往会导致无序竞争、风险积累，甚至侵蚀长期发展基础。因此，“管得好”不是对市场活力的压制，而是通过制度和规则为市场运行划定清晰边界，确保其在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部分领域暴露出的无序竞争、数据安全隐患、金融风险等问题，恰恰说明监管缺位或规则不清，这样也会抬高全社会运行成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管得好”，本质上是要求政府加快转变治理方式，以行政审批为主的事前管理，转向以规则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法治保障，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这一转变，既有助于减少对微观经营活动的不当干预，也有利于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平台经济为例，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问题，经过规范整顿后，反而促进了其发展。明确的规则边界、稳定的政策要求，有助于平台企业形成长期发展预期。数据显示，近年来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持续增强，相关领域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这表明，“管得好”并不是限制新业态成长，而是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管得好”更体现为底线思维。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调整，还是金融市场稳定，都需要通过制度化、透明化、可预期的政策安排加以引导。通过健全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明确责任边界和政策规则，可以有效防止风险积累和外溢，避免对经济运行造成冲击。总体来看，“管得好”的关键在于用规则而不是随意干预来治理市场，用制度而不是运动式管理来防范风险。只有守住底线、筑牢制度基础，市场活力才能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04 在协同中提升治理能力和发展质量 “放得活”与“管得好”，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要求，也是一种治理智慧。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把握好“放”与“管”的关系，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防范潜在风险、增强发展韧性。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安排，这为实现“放”与“管”的动态平衡提供了重要条件。对年轻群体而言，这一理念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放得活”，意味着更低的创业门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管得好”，则意味着规则明确、预期稳定、机会不被无序竞争侵蚀。只有在规范与活力的良性互动中，年轻人愿意长期规划，创新活力才能持续涌现。沿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的方向，不断在实践中优化“放”与“管”的边界和方式，中国经济有望在稳中求进中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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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斌： “名片”的含金量何在？】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常务副书记、全球领导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王晋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从三个维度：工具与目标维度、汇率工具功能维度和汇率工具属性定位维度，就可以深度理解这张名片背后的含金量：经济稳中求进的自信和对国际形势的精准把握。最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国家声誉名片。这一名片来源于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自信，也来源于对世界经济形势演变的精准把握，体现了人民币汇率是内外多种因素通过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近期，国际上关于明年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多了起来，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金融公司给出了明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营造出人民币对美元会出现趋势性升值的氛围。从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来说，预测某经济体货币未来汇率的变化是常态，也是充分挖掘影响汇率变化信息的基本工作。众所周知，汇率是最难预测的金融货币变量，涉及国内国际众多影响因素。汇率是带有跨境市场风向标性质的金融货币变量，对经济体的经济金融方面都会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一国的物价与就业（增长）。因此，对于大型开放经济体来说，汇率是极为重要的关键性货币金融变量，对经济金融有广泛的深度影响。因此，任何基于实现单一目标的汇率工具政策都要慎之又慎，甚至是不可取的。换言之，任何基于单一目标反推汇率变化应该如何取向的建议也要慎听（比如，为了降低贸易顺差人民币需要升值这类的建议）。如何理解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我们需要有三个维度的理解。 01 汇率的工具和目标维度人民币汇率兼具工具和目标的双重功能。汇率常被视为调节外部平衡的工具。贸易顺差过大就应该升值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或者有过大贸易逆差就应该贬值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在这种狭窄的运用场景下，汇率是促进外部平衡的工具。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说，我国从未主动贬值刺激出口，即使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依然稳健。最近几年由于国内物价偏低运行，而国外物价走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口。依据BIS数据，以2020=100为基数，截至2025年11月底，人民币广义实际汇率指数为88.6%，近5年时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11.4%，幅度完全可控。人民币广义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中美元占比18.5%，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10%，只能带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升值1.85%。因此，单纯依靠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来调节外部不平衡是不现实的。更合理的是，我国正在综合施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随着物价逐步回暖，而主要发达经济体随着控通胀物价下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会逐步升值。从货币政策来看，汇率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央行多次强调，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汇率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汇率弹性可以适度加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宏观政策的目标之一，而不单纯是工具。汇率基本稳定可以促进经济金融预期的稳定，有利于市场主体稳定经营跨境业务的预期，降低市场主体的汇率暴露风险和经营风险，有利于形成预期稳定的跨境营商环境。 02汇率工具的功能维度激烈博弈的场景中汇率的工具功能可能会失调。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已经严重侵害了经济全球化。经济体之间的激烈博弈，地缘政治成本已经内嵌于全球经济运营过程。对经济全球化来说，目前主要包括两种主要形态的地缘政治成本：一种是关税等摩擦成本；一种是技术禁售或者产业链脱钩成本。对于第一种关税摩擦等成本，汇率贬值本可作为对冲关税上升的工具。除非是全球大面积普遍的“对等关税”，汇率变化才可能在同等关税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本质上是“不对等关税”，只要看一下全球目前的双边关税，肯定是不对等的。即使是今年4月份美国单方面实施“对等关税”以来，全球相关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关税加征幅度大多是不对等的，其他经济体难以通过汇率贬值来对冲过大的关税不对等所致的冲击。在货币贬值都难以对冲关税成本的背景下，再加上关税本身会导致全球贸易总量萎缩，汇率不合意的较大幅度升值可能成为压垮外贸企业的重要边际变量，这种风险是需要充分考虑的。尤其在大多数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不足5%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对于这些制造业出口企业利润的汇率估值损失是不容忽视的。对于第二种技术禁售或者产业链脱钩的成本，汇率工具的功能丧失。技术禁售或者产业链脱钩本质上是全球市场分割，地缘政治博弈催生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害怕失去技术优势和关键资源，从而泛化国家安全，是导致市场分割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分割的市场上，不存在套利机制，汇率调节价格的功能也因此而丧失。因此，在这种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即使有汇率升值预期，外资也无法流入被禁止或者要求脱钩的行业。不论上述哪一种成本下的场景，汇率已经失去了依靠市场相对价格变化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调节外部平衡的部分功能。或者说，汇率与调节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联。 03汇率工具的属性定位维度人民币汇率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属性定位。如果偏执于汇率工具的单一目标，比如汇率升值降低贸易顺差，或者汇率贬值促进出口，汇率就主导了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战略的关键实现工具，工具需求就具有刚性。对汇率工具的刚性需求存在极大的风险，因为汇率对经济金融有广泛的深度影响，单一目标所致的汇率工具的刚性需求，会导致其他宏观目标的实现出现重大潜在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比如，长期升值会带来出口萎缩，同时导致套利性“热钱”流入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套利动机结束最终资本流动出现反转，汇率会出现一次性剧烈调整的重大风险。国家战略主导下的汇率变化路径将稳健很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旨在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同时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促进国内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2026年扩内需是首要任务，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货币政策都是促进实际汇率升值的，从而依靠稳健向好的经济基本面调节汇率的变化，并改善外部平衡，而不是依赖汇率工具本身来调节外部平衡。这样的汇率变化就能较好地体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体现出国家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理解上述三个维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度理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什么是人民币汇率的国家声誉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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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韩国总统访华，一个务实的信号正在释放…】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4日访华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中既有对中韩关系"全面恢复"的乐观期待，也有对各种现实障碍的担忧。这种混杂的反应本身就反映了目前中韩关系的复杂性。要做出理性的判断，首先需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已走出低谷，开始重回正轨，稳步呈现向好发展势头。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中韩关系处于互信积累和关系修复的关键阶段。这种状态决定了双方能做什么、如何分阶段推进，并且需要更多时间来巩固和扩大成果。从时间坐标看，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韩是中韩关系的高点。之后，2016年萨德问题导致双边关系落入低点，直到李在明2025年6月初就任后关系才出现比较明显转机。 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韩。在外交层面表明了双方对修复关系的强烈政治意愿。新一年开始，李在明将成为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随同访问的是以经贸界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包括韩国“四大财团”的顶级领导人，这表明经贸关系将会成为此行的重要议题。中方对此访表示"重视并欢迎"，期待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两国关系已从"冷淡对峙"进入"积极对话"的阶段，但距离"全面正常化"和"制度化深度合作"仍有距离。一个有利的事实是，尽管地区经贸合作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持续冲击，但中韩经贸合作仍保持稳定。 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3280.8亿美元，增长5.6%，中国连续21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重回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这种深度的经贸联系关系到韩国汽车、电子、石化、新能源等战略产业的竞争力，也为两国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重启高层经贸对话机制、建立供应链沟通协调机制、推进关键原材料（特别是稀土）供应的稳定性协议，将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现有合作。外界关注的是，李在明此次访华能否重启"中韩经贸联委"或升级"贸易救济合作机制"，而这类制度化安排并不涉及原则性政治分歧，双方易于达成共识。文化交流领域也有一定的推进空间。 K-pop演出限制、韩剧播出管制等问题已成为中韩民间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据韩国媒体报道，K-POP演出“韩国梦想演唱会2026(Dream Concert 2026)”将通过湖南卫视实况转播，透露出可能在这一领域可能出现的“解冻”信号。不过，外界应期待的是"试点性放宽"而非"全面解禁"。这种"有步骤的松动"，需要以务实态度看待。再次是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的便利化。团体旅游的恢复、签证审批的加速、学术交流渠道的疏通，这些都是关系修复初期就可以推进的低成本合作。现实中，这类对话目前已经处于推进之中。朝鲜半岛问题是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李在明希望通过中国推动与朝鲜的对话，这个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现实是朝鲜已经明确拒绝了与首尔对话的呼吁。朝鲜副外相朴明浩不久前宣称"非核化是白日梦、永远无法实现"。这恐怕不仅是外交姿态，而是对朝鲜战略评估的真实表述。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给了平壤"替代选项"。在这种背景下，期待朝核问题短期内"突破"是不现实的，中国能做的是如何与韩国共同"管理风险"，确保半岛局势的基本稳定。在台湾问题上，韩方已明确表态"韩方尊重一个中国立场不会改变"。这是中韩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双方能够推进务实合作的前提。中韩之间一些还存在一些与领海相关的具体问题，比如前不久发生的渔船问题。李在明12月下旬下令强硬处置中国渔船，虽然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但同时也在向中方表明：韩国在安全与领土问题上会保持坚定立场。这类问题虽然不大，但因涉及民族主义情绪与主权，往往很难通过外交渠道快速化解。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战略博弈。韩国对华贸易依赖很高，但军事与安全依赖仍然完全依赖美国。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部署在韩国的美军司令部控制着半岛防务。韩国在美日韩三角同盟、半导体与芯片供应链管制等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回旋空间有限。路透等国际媒体敏锐指出，李在明"正在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个表述既准确又暴露了韩国的两难处境：要发展经济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要维持安全必须依赖美国。在这个三角形中，韩国难以给任何一方绝对的优先级。从大局与战略前景看，最终决定中韩关系走向的因素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整体格局。矛盾点在于，美国对华战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已造成了一种“既定事实”：如果中国与韩国关系改善，就等于是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的削弱。所以，华盛顿对首尔的拉拢与敲打，也是想防止韩国向中国过度倾斜。美国对盟国的要求会持续明确与具体；韩国未来会面对更严重的"划线站队"的压力。中韩关系的修复，其实是美中战略竞争框架下的一个微观体现，也是美中战略竞争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个变量要产生更重要的影响，仍需要积累与周边、国际关系结构更深层的演变。中国能做的，是怎样在这个约束条件下，通过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软性"渠道，逐步加强供应链、经贸、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未来很重要的变化将是双方如何从"促成突破"转向"管理风险"、积累互信。这需要长期的耐力。关键是要避免过度期待而导致的失望，也要避免因为短期挫折而放弃长期投入。因此此访的成果可能不够宏大，但恰恰是为稳定与可持续迈出的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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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十 | 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王文评论与副研究员鲁东红等撰写的《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发表于《理论建设》2025年第1期，文章通过梳理大量历史资料与学术著作，分析这四大错误史观的形成根源、表现形式、危害及背后的政治动机，揭示错误二战史观本质，并为维护历史真实性、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二战认知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其形成受冷战思维、国际政治格局、文化偏见等因素影响，导致中国、苏联等国二战贡献被忽视或抹黑，干扰国际社会对二战的正确认知。针对美西方部分势力持续推动错误二战史观，文章提出应对策略，以维护历史真相与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该文章在中国知网已被下载1407次，也反映出该议题在当前的现实热度与学术价值，进一步推动了对二战历史叙事的反思与重构。点击查看文章全文：万字长文厘清，四种错误“二战史观”危害中国80年万字长文厘清，四种错误“二战史观”危害中国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