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曹远征：日本股指创33年新高，“失去的三十年”对中国有何启示？受访者曹远征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1月28日和讯网。股市上涨并不是因为日本经济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日元大幅度贬值被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结果。11月20日周一，日经225指数盘中突破今年6月股市高点，创下33年（1990年3月至今）以来最高水平。日本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长期的通货紧缩和低生育率导致经济低迷，同时也造就了“低欲望社会”，人们称之为“失去的三十年”。2023年，日经225指数已经上涨超30%。随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发行日元债，巴菲特在今年4月访问日本，进而增持日本股票，投资者对日本兴趣高涨。日本是否已经走出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泥潭？日本经济的经验教训对当下的中国有怎样的启示？记者：日经225指数创33年以来新高，今年以来该指数已经上涨了30%。日本股市上涨的驱动力来自哪里？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曹远征：日本股市上涨是由多个原因导致的。首先是日元持续贬值，从2022年初算起至今，日元兑美元已经贬值30%。日本是全球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以日元计价，日本已经连续32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日元大幅度贬值，让日本的企业、居民手中的海外资产大幅升值，改善了资产负债表。第二，疫情结束再加上日元贬值，让日本旅游业快速复苏，虽然还没有达到2019年的历史高点，但持续火爆的旅游业增加了日本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可以看到2023年日本平均加薪率为3.89%，创31年来最高水平。第三，受资产负债表修复及消费增长的拉动，日本工业增速开始超过服务业。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但日本股市上涨和经济的恢复，本质是源于资产负债表修复。日本在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和居民有钱先还债，不消费。现在由于多重因素作用，尤其是日元贬值大幅度改善了资产负债表。这不是经济基本面的根本性变化，因为不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记者：日本从2016年开始推出银行负利率政策。负利率对日本经济复苏起到了什么作用？曹远征：“量化宽松”其实是日本先提出来的，并不是美国。2001年，日本央行首次提出量化宽松，它是用来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工具。日本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之后，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很高，在过去的30年里，企业和家庭追求的是“负债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有钱先还债。日本采取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就是为了推高通货膨胀，从而改变大众预期，刺激消费。在2016年以前，日本国内还担心负利率是否会造成过高的通货膨胀，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虽然央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只有2%，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实现目标。原因依然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居民有钱先还钱，不消费。如今，日本的通货膨胀已经上升至3%（9月数据），这主要还是由于资产负债表修复了，债务清理差不多了，自然就开始消费了。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会以就业率为目标，而不会把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日本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记者：现在市场有一些声音会把中国目前房地产的状况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相对比，并且担忧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曹远征：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退潮，居民在还贷，而不是增加贷款。企业也在减少投资，降低负债率。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地方债问题不容乐观。这都是一些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信号。但是中国的情况和日本相比，又有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率77%。目前中国只有65%，还有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我们在未来对房地产行业是有持续需求的。第二，中国是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腾挪余地比较大，不同地区的状况不一样，比如一些小城市房市低迷，大城市核心区域还比较好。第三，日本国土面积小，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人口体量，内需增长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由于人口开始负增长，房地产行业的逻辑已经从增量增长阶段到存量调整阶段。记者：10月份中国CPI同比-0.2%，PPI同比-2.6%。如何解读该数据？这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曹远征：通货紧缩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企业和居民有了钱先还债而不消费，导致需求不足，从而物价下跌。中国曾经有过3次物价下跌，这是第4次。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我们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目前CPI和PPI的数据，更多是经济下行的一种表现，并没有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期。10月CPI数据主要受猪肉价格周期的影响，PPI数据和出口高度相关，出口数据好，PPI就高，反之则低。这与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是不一样的。记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房地产退潮，目前中国经济急需处理好哪些问题？曹远征：第一，不要让房地产的问题拖累经济，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要稳住房价，只要房价稳定，在银行抵押的资产就有价值，风险就不会传导至金融体系。第二，要调整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换发动机”。经济要从房地产推动的增长模式切换到新模式，比如新能源。但依然要强调，在更换“新发动机”时，要保证“老发动机”还要运转。如何保障？依靠保障房、城中村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争取时间调整经济结构。经济下行和金融危机不能同时出现。这一点我们是有经验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面清理了国企亏损、坏账问题后才开始金融改革，消化这些坏账用了15年时间。所以，经济下行和资产负债表衰退（金融风险）要分离，当年日本就是没做到这一点，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将美国视为鞭策中国前进的新动能11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应邀出席“中美元首会晤与全球性挑战——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下的国际形势及前瞻”中宏论坛并作主题发言，相关内容刊发于11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中宏网。现将其发布如下：要高度重视中国部分经济指标被美国拉开的严峻事实带来双方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规划，但“14亿人只要正常发展、经济总量理所当然会赶超美国”的重大意义，正在被低估。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被世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对中国来讲，是近年来对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换来的重要成果，但近期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稳住了，是中国“被稳住了”，是美国不想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之后再刺激中国“武统”引发台海危机的结果。这种说法折射了一些美国人的狂妄，却也反映了近年来一些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对中国国力优越感回升的基本事实。这种“回升”主要源于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国对华部分经济指标被拉开。美国智库界越来越多人认为，拜登对华遏制政策是有效的，中国4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被遏制住了。对这种“自信”以及中美竞争的现状，中国社会应当高度重视。我个人认为，要高度重视中国部分经济指标被美国拉开的严峻事实带来双方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规划，但“14亿人只要正常发展、经济总量理所当然会赶超美国”的重大意义，正在被低估。当下，中国应把美国视为鞭策自我发展的外部动力。当下复苏政策应更加积极，以更大力度出台刺激政策，以更切实的方式深化改革，以更大胆的举措扩大开放，在未来10年左右经济总量赶超美国，那时，中国国内外环境将会大不一样。严肃看待当前一些中国经济指标正在被美国拉开的事实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都已超过美国，如工业生产总值、货物贸易总量等，但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仍未完全恢复，这一方面源于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本身，还来自一些经济指标被美国拉开差距引发的综合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严肃看待GDP全球占比、独角兽数量、资本市场、智能科技等四方面中美差距拉大的事实，并想尽办法重新拉近。一是在GDP总量比较上，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拉大。2022年美国GDP达到25.46万亿美元，相比2021年的23.32万亿美元，增加超2万亿美元；2022年中国GDP折合美元约18万亿，2021年为17.73万亿美元。由此可见，2021年，中美GDP差距已缩小至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而2022年，中美GDP差距却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相较美国数据占比降至约70%。2023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中美差距将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的约65%，占比将进一步下降。不少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也因此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总量超越美国的预期。例如，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曾认为中美GDP将在2033年逆转，但当下则认为中国GDP几十年内都难以超越美国。2023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西方主流媒体在讲“中国经济发展已顶峰了”。尽管GDP被拉开有多种因素，如人民币贬值、美国通胀等，中国发展不必片面追求GDP总量增长，但在国际场合，GDP迄今为止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量最通用的指标，其折射出的社会、政治意义不容小觑，容易被西方媒体用于打击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依据。二是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上，美国反超中国、增速极快。调查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达494家，中国排名第一占206家，领先美国的203家。可疫情暴发三年后，中美独角兽数量快速发生反转。2023年，全球独角兽数量达1361家，其中美国以666家独角兽企业遥遥领先，比一年前增加179家，占全球独角兽总数的49%，是疫情前203家的三倍。中国现在以316家位居第二，占全球总数的23%，不及美国的一半，相比一年前只增加了15家。美国独角兽数量从疫情前的远不及中国，到超越中国并且多出中国一倍，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美国公司OpenAI的ChatGPT是过去一年内全球表现最好、影响力最大的独角兽，其价值增长了7倍，飙升至1，380亿美元，在两个多月内吸引了1亿用户，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应用。相比之下，中国的字节跳动虽然依旧是全球最具价值的独角兽，价值1.38万亿元人民币，但其也是全球价值下降最多的独角兽，比一年前下降了1万多亿。中美两国依旧占据全球独角兽数量榜首，但是美国在疫情期间弯道超车，其独角兽过去一年增加的数量就是中国的近12倍。三是资本市场中，中美股票市场市值增速相较，美国继续领先，且当下美股强势反弹。疫情前，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增长较为平稳，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中翻了近两番，从2012年的3.7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2.21万亿美元。从2019年到2023年五年间，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市值都有所波动。美国股票市场市值如下（单位：万亿美元）：33.9、40.7、52.3、40.5、46.2（2023年6月）；同期，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分别为：8.5、12.2、14.1、11.4、11.5（2023年6月）。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较美国的占比从2019年的约25.2%回落到24.9%，当下，美国的股市也没有继续2022年的熊市，年初至今，标普500指数强势反弹，上涨近16.94%；相比之下，中国股市表现平平，沪深300指数今年持续波动，上涨动力不足。四是在智能科技领域，美国企业在创新、影响力与投资等方面超越中国，引领全球。2022年，中国针对智能科技的投资为134亿美元，而美国的投资达到474亿美元，是中国的3.5倍；2023年年初至6月，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了266亿美元，而中国只投资了40亿美元，美国投资为我国的近7倍。中美智能科技领域投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虽然我国在智能科技领域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超过美国，但是成果转化远不及美国。2013年至2022年间，在美国创立的智能科技公司超过4600家，是中国的3.5倍。过去一年中，美国企业OpenAI旗下ChatGPT横空出世，改变了全球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发展前景，迫使全球其他高科技企业加快投入智能科技研发。美国政府也在持续加大有关人工智能的国家级投资和联邦与地方法律体系建设，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存在继续拉大和中国差距的可能性。充分认识到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至关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发展最大的外部干扰变量，并在社会预期、意识形态、国家道路等多个方面影响着中国人内心的考量。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但很多国人偏好经济总量对照美国，尤其是经济总量赶超美国对我国社会预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一，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是提振信心、恢复预期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成本提升、竞争激烈等因素导致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内外投资者和普通民众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预期不正，且呈现出长期低迷的态势。中美经济总量对比的数据，是广大民众心中的重要函数。在重要经济运行指标与总量上对美国追赶，直至超越美国，将极有助于提振、改善企业与民众对于中国经济韧性和前景的信心和预期。其二，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能否持续成功的重要指标。经济总量虽不能完全对等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但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也是中、美两种模式与道路对比最直观的指标，直接与投资者、民众对中国经济与国际形象的认知挂钩。经济总量增长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指标，而超越美国就是这个指标最重要、直观的里程碑之一。当下，中国重要经济数据增速放缓、萎缩，不及预期；相比之下，美国经济今年并没有明显衰退迹象，反而推翻了许多经济学家2022年负面的预测。失业率创造了五十余年新低，通胀压力不再，股市强势反弹。一些西方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模式与道路的潜在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顶峰论”的重要依据。对此，中国经济总量追赶美国，将有效回击这种叙事。其三，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关乎民族与国家自信，是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直观的成果之一。这将展现中华民族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挑战时的从容与自信，必定是民族胜利与复兴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出实招，真正实现经济赶超美国不可否认，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长期过程。2023年第三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也在呈现转好的趋势。但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稳中求进，推动经济复苏，尤其是从赶超美国的角度去推动经济复苏，变得很有必要。对此，笔者有几点观念层面的建议：一是要认识到美国的真实实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近年来，美国霸权的确在衰弱，但美国经济未必在衰弱。美国国内政治分化严重、国际形象不再光鲜，全球舆论常常批判美国政治、军事、话语霸权，但美国在经济、国际政治、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的实力底子与影响力不可被低估，美国综合国力领衔世界的格局未发生本质变化。美国并不能被认为是“病入膏肓”，且对中国经济施加的诸多科技封锁、制裁等外部影响不容忽视。社会舆论的对美轻敌，唱衰美国，可能导致战略误判，并不一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有利。二是要全力落实真改革，借鉴美国的真优势。认清美国还存在的优势，强化对美国企业、社会、党派的国际统一战线，通过全方位开放的方式，进一步引进美国的一些真正优势产业、技术和人才，不要“逢美必反”，正确理解国家安全内涵，警惕泛安全化，要使安全与开放、改革、发展并进，引导经济向好发展。各级政府应当全力落实中央推进全方位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真实意图，不可做表面文章，应全力防止“改革空转”“政策打滑”等陷阱。真正在实际政策上解决改革开放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100米”的问题，也能让广大社会预期真正相信改革开放在继续。此时，各级政府与部门的”真改革“就变得异常重要。三是要深度接触与交往美国，深刻理解合作也是斗争、也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种方式。在当前极其残酷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须有更深的现代智慧与博弈城府，采取既要与美国进行有效竞争，也要与美国强化合作，站在真正维护人类与全球利益的高度，创造新的国际标准与...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美国学者：必须停止这种制造战争和无情的欺骗作者杰弗里·萨克斯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转自11月18日“海洋与湿地”微信公众号。强国的政客，尤其是美国的政客，把我们拖入了人民不希望的战争，并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迟到了气候变化危及我们生存的地步。我们正面临着人类最大的考验：在一个拥挤和相互联系的地球上和平、可持续地生活。我们目前没有通过这次审判。世界在战争中燃烧。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加速。现在的地球比125,000年前更温暖。就在这些日子里，正当我们需要世界领导人在COP28之前关注气候危机时，我们却陷入了中东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以色列政府已经在加沙杀害了1万名无辜平民，但它拒绝了全球停火的呼吁。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围困加沙，轰炸医院、救护车、学校和社区，并制造大屠杀。美国政府则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在加沙停火的呼吁，从而延长了以色列的暴行。强国的政客，尤其是美国的政客，把我们拖入了人民不希望的战争，并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迟到了气候变化危及我们生存的地步。通过无情的腐败浪费了数十亿人的辛勤劳动。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些答案既古老又与今天有关。第一个罪过是傲慢。内塔尼亚胡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决定加沙的生死存亡。他认为，他不需要与任何人谈判，尤其是与所有巴勒斯坦人谈判。他完全误解了以色列走向真正安全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通过正义而不是战争来实现的。第二个罪过是贪婪。我们的许多战争都是为了追求财富，但战争摧毁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征服所能获得的财富。第三个罪过是腐败。美国国会议员的竞选活动由美国战争机器资助，也就是说，由拥有数千亿美元武器合同的大公司资助，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商业，对他们而言，竞选捐款是鼓励更多战争的方式。第四个罪过是异端邪说。政客们听信那些宣称自己的国家是其他国家的自然统治者的虚假先知。谁告诉拜登总统，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事实并非如此。它是193个国家中的一个。它只占世界人口的4.1%。世界不需要美国来领导。世界需要美国和平合作。我从事政策咨询工作已有40多年。我可以告诉你残酷的事实。富国和强国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欺骗统治世界。美国参与了数十次推翻其他国家政府的秘密行动，其中仅在1947年至1989年期间就有64起秘密政权更迭行动。仅举几个例子，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推翻了阿富汗、海地、伊拉克、利比亚和乌克兰政府。早在2011年，贝拉克·奥巴马就下令中央情报局推翻巴沙尔·阿萨德，导致叙利亚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50万人死亡。必须停止这种制造战争和无情的欺骗。我们必须把剑打成犁头。有了今天的技术，我们的现代犁头和修枝钩足够强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养活全人类，并保护环境。加沙战争必须立即停止，以免以色列继续进行更多屠杀，以免我们陷入地区战争。以色列只有通过与巴勒斯坦的和平，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全。当巴勒斯坦在自己的国家安全，首都位于东耶路撒冷，并控制着穆斯林圣地时，以色列也将找到安全与和平。当美国最终停止试图将北约扩大到乌克兰，转而在相互安全的紧迫问题上与俄罗斯直接接触，包括重新开展核裁军外交时，乌克兰战争也将可以停止。世界舆论压倒性地要求和平。世界宗教领袖，要求和平，为和平祈祷。尽管以色列和美国迄今为止无视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关于停火和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的呼吁，但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都要求和平。当世界其他地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时，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倾听和听从人类的呼吁。教皇方济各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发表的最新讲话《赞美德乌姆》中呼吁建立新的多边主义，让全世界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权贵的欺骗行为受到约束。正如圣父所写：“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多极，同时又如此复杂，需要一个不同的有效合作框架…...所有这一切都以制定一个新的决策程序和使这些决定合法化为前提，因为几十年前制定的程序是不够的，看起来也不有效。在这个框架下，必然需要对话、协商、仲裁、冲突解决和监督的空间，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化”，以便表达和包容各种情况。”因此，让我们在阿布扎比呼吁富国与穷国、强国与弱权国、大国与小国进行新的坦诚对话。让我们拒绝战争说不，拥抱和平，拥抱地球生存。就在今天这一天，让新的对话在宗教领袖大会和联合国大厅开始吧。联合国是我们各国人民和人类对多边世界和可持续地球最大希望的家园。让我们明确无误地告诉世界领导人，“你们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促进共同利益。你们必须放下傲慢、贪婪、腐败和异端邪说。你们目前的做法不起作用，所以你们要改变很多。”让我们也明确一点：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不可或缺的正义。有了正义，所有国家都才是不可或缺的。愿我们在全世界找到我们迫切需要的对人类同胞的爱和尊重。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马丁·雅克：西方可以从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学到什么作者马丁·雅克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刊发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3年第3期。国家治理质量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成败——如果一个国家运转得好，那么它的治理体系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断衰退，那么它的治理体系肯定有明显不足。西方可以从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学习到很多，但是他们却不太可能这么做，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相反，西方认为他们的治理体系是全世界最好的，是中国的体系无法比拟的。那么，为什么西方现在会极速走向衰落呢？而中国又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难道和他们各自的治理体系没有任何关系？难道国家的成功与治理体系丝毫没有联系？难道治理体系仅仅是个装饰品，对国家政绩没有半点影响？很显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国家治理质量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成败——如果一个国家运转得好，那么它的治理体系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断衰退，那么它的治理体系肯定有明显不足。尽管许多西方人会对此感到震惊，但西方确实可以从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学到很多，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西方政府能够或应当采取同中国政府相同的组织形式，恰恰相反，治理体系必须且必然要和各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但国家间也应该相互借鉴，所以，西方能从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体系中学到什么呢？我认为有五个关键点：第一是共识性如果没有基本和首要的共识，社会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和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各个阶层、行业、地区，所有民族和各种党派认可拥护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它的任务就是让人民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达成共识，这一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方国家也能够达成共识，只要各个主要政党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这却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政治极化正在加剧，它们正在衰退，离心力越来越强，不断撕扯着社会；反观中国，却有着显著的共识，其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充满剧变的时代，一党领导已经被证明，比西方多党制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图片杭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　鲍梦妮摄第二是参与性倾听民意、赋权于人民是民主的题中之义，这意味着要让人民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破旧不堪，已然不能让公民有效参与治理。西方民主制的关键就是选举，但选举只是周期性的，在两次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人民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国家治理，在大部分情况下，政治专属于职业政治家。民主应当是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4年或5年才发生一次。然而，在中国，民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选举、持续协商、自治、人民参与立法以及参与起草五年规划。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让人民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民主的全部意义在于人民，而不在政治家，人民如果不能持续参与政治，就与政治没有实际的关系。归根到底，民主的活力和力量都取决于公民的参与程度。中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激发人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动员他们参与其中，共建美好未来。第三是长远性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几乎没有展现出任何具备做长远打算的能力，他们的目光几乎一贯只能看到下一次选举。政府的更迭不利于政策延续，自然也不利于追求长远目标。政党制度强调对党忠诚，看重赢得下次选举，却很少关注未来十年的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政界大体缺乏长远考量，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如此之差——基建是长期的工程，所需时间长于任何一届政府的任期。再来看中国，其考量始终是长远的，短期计划也总是着眼于长期来制定和描述的，无论是“五年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还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皆是如此。这让不同时间跨度的计划之间产生了活力和创造力，包括短期、中期、长期或超长期，这是现代社会实现深刻变革的唯一途径。中国对长远目标的追求，深深刻在这个国家的骨子里，长城和大运河就是很好的例子。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守承诺，为国家开创一个全新未来，中国对未来的积极规划，与西方政治话语中“未来”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现在和未来是连在一起的。而在西方，它们则是完全分开的。第四是专业性西方政界几乎不重视专业知识，大部分职业政治家几乎没有什么专业资质或技能，他们只会做政治家，只有少数令人尊敬的例外，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管理过重大事务。因此，他们对大型机构的运作知之甚少，这大大降低了他们本可以做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在人民眼中的权威，这与中国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晋升的唯一途径，是在管理党政机关方面表现优秀，或者至少有过基层企业的经营经验，他们晋升至高层时，已经积累大量知识，懂得如何管理国家。“中国模式”意味着极致的专业性，而西方的模式，用一句英国老话来说，就是绅士的爱好。西方政治家的主要本领就是高谈阔论，而中国政治家则是实干。第五是实干性太多的西方政治家似乎认为，民主的重点就是民主，其实不然，民主的意义在于“为人民服务”，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改善经济和社会。以这个标准评判，西方民主可谓惨败。西方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日益分裂，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下降，对未来没有长远规划，西方政治制度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相比之下，中国已经实现了非凡的转变，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飞速增长，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8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现比西方好得多，它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式民主在行使其职能方面表现优异！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马丁·雅克-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带去无限希望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王义桅-欧盟冀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选边站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马丁·雅克：“一带一路”如同一部史诗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俄罗斯依附中国”？甭理！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赵晋平：携手共创中阿经贸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新未来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刘元春、陆挺共话中国经济：理性科学看待，不必特别担心第六届进博会期间，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在临港展区内主办“向新而行，链接未来”主题圆桌对话。本场对话由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陈选娟主持，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刘元春，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陆挺共同探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等热点话题。中国经济是否还有吸引力？就FDI在中国出现下降的态势，刘元春认为应当理性、科学地看待。他表示，当一个国家全面强调国内大循环、由经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时候，对外部资本的依存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刘元春认为，当下资金掣肘的核心原因，并非因为中国经济失去了竞争力，无论从目前全球的贸易份额、资本的盈利性来看，都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逆全球化，全球的一些战略性的调整所导致的非传统风险成为了资本转移的核心。针对当下中国经济复苏困境，陆挺指出中美利差加大这一原因，比如10年期美元国债上涨导致了资金外流。他认为，美国的再工业政策和美国“小院高墙”的政策使得制造业的回流有限。因为中国本身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供应链能力是非常完整、非常强，中国的基础设施是第一流的，中国的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工人，以及科研人员的数量是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前不久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释放了一系列重要信号，刘元春认为，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最为重要的是将金融战略上升到强国战略的序列之中。“过去，特别是金融整顿期间，很多人认为国家已经不重视金融，只重视实体经济，这场会议对于我们很多人的错误观念的纠正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这次会议对于当下和未来整个金融工作、金融战略的核心进行了布置。其中很重要的落脚点是当前我们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于我们一些风险问题进行一揽子的解决等，一方面对重要风险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对相应基本方案、方法提出了系统性的谋划，为当下进行金融风险的治理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路和蓝图，能够起到稳定市场的效果。陆挺认为，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之下风险的防范化解和发展并重的，这是建设金融强国极为关键的必要的前提之一。此外，陆挺认为提出建立建设金融强国的很重要的环节是中国的金融企业走出去，同时引进更多国际金融企业，使金融更好地配合贸易、对外投资等。如何做好“五篇大文章”？同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刘元春认为，这五个方面的金融实际上是聚焦五大战略。刘元春表示，目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基点是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花力气建立科技体系，同时也要以科创金融助力基础研发以及各类基础研发的市场化、产业化等；当前数字化、绿色化是我们必须要走出的两大主题，金融领域要围绕碳金融助力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时关注金融数字化，利用新手段不断丰富金融形态；养老金融、普惠金融则围绕共同富裕、围绕数字化时代整个金融的可获得性向各个层级渗透展开。刘元春表示，这几个方面是金融强国应有的板块，是金融强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做的几个领域。会出台哪些政策工具？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投资者同样关注政策和市场的走向。对此，陆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陆挺认为随着接下来国债发行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化解的推进的力度加大，尤其在降准方面增加货币供应措施等是值得期待的。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陆挺预计明年赤字的幅度应该不会明显小于今年，明年的财政政策总的基调还会是相对比较积极的。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心的角度来讲，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和目标，陆挺认为在未来的1-2年会从央行、财政部甚至其他部委的角度，推出一揽子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方案，对明年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有力的政策同样值得期待。从房地产政策角度来看，陆挺认为在包括房地产企业融资、房企保交楼等针对房地产业发展方面，也会有更积极的政策出台。此外，陆挺还提到提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非常重要，明年在扩大和提升中国改革开放水平方面应该会有更大的动作。而就地方债务化解的问题，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最近很多政策没有完全落地的重要原因与地方政府流动性出现问题有关，一揽子发展方案很重要的作用是要通过资金的注入、资产的转化和债务的重构使得地方政府流动性相对顺畅。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的发动机，目前很多地方面临的债务约束、支出乏力等问题必须要解决，在新一轮的发展方案等方面也要有一些新的思路。

人大重阳

《人大重阳》官方网易号

高校应培养怎样的ESG人才？这场论坛上，专家学者这样说"目前ESG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ESG标准尚未形成统一，ESG指标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不足。当前社会对ESG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与ESG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产生矛盾，因此ESG的人才培养必须在大学规范性教育的引导下稳步开展。"昨天（11日），在"2023上海财经大学校庆论坛暨首届ESG创新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的一席话，引发与会者的共鸣。当日，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ESG"。校内外学者、业界嘉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ESG问题展开深入讨论。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英文缩写。近年来，践行ESG理念、实现ESG转型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践行绿色低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许涛表示，本次论坛特别以ESG为主题，旨在激发创新思想，凝聚共识，为推进ESG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升ESG领域的研究水平，推动ESG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发展贡献学界力量。现场，上海财经大学富国ESG研究院院长范子英代表ESG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研究院年度报告——《中国ESG发展报告•2023》。为进一步推动中国ESG发展，范子英建议，要深刻认识ESG既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门票"，也是实现共同价值嵌套的关键机会。在他看来，ESG是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的关键机遇，因此要重点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重新认识和估值中国企业。ESG是中国特色估值体现的重要载体，应努力实现非标准化影响力的标准化估值。新时代财经大学应当培养怎样的ESG人才？刘元春认为，ESG人才培养不应停留在对现状的简单描述上，而应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致力于为中国ESG标准制定奠定基础，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性的突破。他提出，将ESG融入大学人才培养有三大层次：在思政教育中全面凸显ESG；开设ESG系列课程；开辟ESG新专业以培养ESG建设、评级、投资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据悉，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上海财大已通过建立ESG研究院、设立ESG专硕学位等诸多方式，积极推进ESG人才培养工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在主旨演讲中谈到，企业践行ESG需要健全完善ESG生态体系，如规范ESG的指标、披露和评价体系；重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企业主体与中介服务活力；整合国际趋势与中国特色等。他将中国式ESG未来发展方向总结为"四化"：即ESG经营活动内部化、ESG信息披露标准化、ESG评价体系系统化、ESG绩效估值货币化。本次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富国ESG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承办，校董企业、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协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