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选官制度的革新是一个重要内容。从最初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到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再到绵延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每一个制度都独具特色，既是那个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也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在流行着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情况，门阀制度也由此产生，而除了选官制度对的门阀制度的诞生造成了巨大影响外，门阀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基础同样不可忽视。

一、以血脉姻亲为关系纽带作为瓜分国家政治权力的依据

1、东汉后期的社会环境为世家大族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东汉中后期，原本由汉武帝确立以作为官僚选拔手段的察举制彻底暴露出来它的缺陷——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或者地方豪族牢牢把持。

也就是说，不但没有真正的人才的被推举进入朝廷，反倒是一大批毫无能力的关系户或者富家子弟进入官场，严重污染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与此同时，东汉中后期还经历了数次政治动乱，宦官、外戚与士大夫这几方势力之间不断来回倾轧，都试图将对方彻底击垮，再度加重了当时政治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好官很难有生存空间。

再加上此时的汉朝皇帝又是诸如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胡作非为的统治者，自然使整体政治环境更加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地方上的家族要么借助他们在朝廷上的势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要么积极扎根当地以强大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个又一个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如号称四世三公且雄霸冀州的袁绍，占据荆州的刘表等等。

而为了应对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又不得不废刺史置州牧，从名义和实际上都给予地方豪强们扩张自己实力的机会，整个中国也因此陷入了支离破碎、群雄割据的政治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汉后期的割据战争，谁能取得更多的地方士族的支持，谁就能有更大的几率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曹魏的崛起便有很大因素在这上面。

2、晋朝的建立反而加剧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

然而，曹魏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点——皇帝的命着实太短，被司马懿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活活熬死了三代。

如此之快速和突然的政权交接使司马懿看见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并最终凭借着高平陵之变正式将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氏手中，十几年后司马炎正式篡魏国建晋。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曹操身份卑微且挟持汉室，导致司马懿起初其实并不想效命于他，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强迫着当官。

曹魏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各个士族势力聚集在一起的大熔炉，为了最大限度地稳固自己的统治，得国不正的司马氏只能对士族采取拉拢讨好的态度，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

为了防止出现如曹魏那般宗室势力单薄的情况，司马炎又开历史的倒车、册封诸王，想将他们作为司马政权的保障。然而，这一算盘可谓是打得大错特错。

八王之乱的爆发将司马氏的力量消耗得一干二净不说，就连西晋都随后在少数民族的进攻下灭亡，中原地区的汉人被迫大量南迁，衣冠南渡的典故便是出自这里。虽然司马氏仍然是东晋的统治者，但此时的统治相比之前来说却要显得无力得多。

这种无力不仅体现他们只能偏安于江南一隅，更体现在于司马氏的实权没了，皇帝成了傀儡般的存在，士族才是关键。另外，南北士族之间互相还各自瞧不起，呈现出彼此怨恨的局面。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抬升自己的地位，世家大族们在选拔官吏时基本只会将机会对内开放，广大寒门子弟空有一身抱负却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只要投胎投得好，不说一辈子荣华富贵，但衣食无忧是必然的。如在整个东晋的建立过程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琅琊王氏，其家族人员王导任宰辅，王澄任荆州刺史，王导任扬州刺史的同时还都督军事，又如陈郡谢氏的谢尚担任豫州刺史，谢安担任宰辅等等。

六洲

这种风气波及之甚、蔓延之广、影响之深，甚至直到几百年后的唐朝初期仍然在社会当中有所体现。而为了保证这种特权的稳固，这些世家大族之间还极度流行相互通婚联姻，并且对寒门子弟的进入持非常严重的限制。

二、以地主庄园作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1、混乱的社会极大推动了庄园经济的发展

庄园经济虽然在汉末及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但事实上，庄园经济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土地私有制后便也跟着出现的。

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古代小农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极其低下，一旦出现哪怕在现在看来相当微小的变故，他们便不得不贱卖土地。

富人则在此时将他们的土地兼并到自己手中，并且把他们吸收为佃农来专门为自己劳作。日复一日，富人越发强大，累死的佃农也越来越多，但佃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若是政治清明时期倒也还好，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尚且还能管控一二，可若是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那么庄园经济就会越来越强大。

前文已经说到，东汉政府到末年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情况。不说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不说战争的直接破坏，不说强盗山贼的武力劫掠，不说时不时便爆发的瘟疫，仅仅是一点点的自然灾害便已经足以使大批大批的农民丧失生计、流离失所。

这样的社会环境，简直就是在为富人们发展庄园经济量身定做而成。也因此，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庄园经济最为鼎盛的时期。

2、庄园经济的鼎盛为富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早在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垄断土地的情况便已经相当普遍，如以斗富事迹最为著名的石崇便“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莫不必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

西晋灭亡后，由于晋朝所统治的土地面积大大减少，再加上大多数平民都是背井离乡来到南方，导致这种土地兼并的现象只加重不减缓。富人所占有的土地数不胜数，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自然也越来越多。

这些财富除了用来供给他们奢侈无度的享乐生活外，还为他们培养自己的势力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何况，东晋皇帝本身就需要靠他们的扶持，就更不可能发动政策来削弱他们了。

三、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世家大族们的精神世界

自司马氏篡魏建晋以来，便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名人雅士因为厌恶政治斗争和想要逃避黑暗社会而开始隐居的情况。他们虽然富有才华，但却并不愿意入朝为官、加入乱世当中，山水才是他们心中的归宿，道家玄学思想也正是自此兴起。

而在东晋时期，虽然世家大族们在日常物质生活上荒淫无度、奢侈纵欲，但在精神世界上，他们却普遍以道家玄学思想来表达清心寡欲、人生放荡的想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讨论玄学的世家大族才能真正算得上人上人，成了世家大族们区别人身份高低的重要工具。当然，北部的战乱也是促成他们逃避现实的重要原因，毕竟对外屡战屡败、看不到收复失地的希望。

虽然儒家自汉末以后便一直处于一种衰弱状态，但这并不代表儒家就没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相反，东晋及之后宋齐梁陈四政权在官方上都对儒家持一种扶持态度，也都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推动儒学的复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对家族礼仪和家风的研究兴趣特别浓烈，但其实质依然是为了区分出门阀和普通寒门的地位。

除此之外，佛教也在这时得到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在南梁期间，就连梁武帝萧衍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如此。这些不同学派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世家大族们的精神世界，并且成为他们区分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标志。

四、总结

总的来说，东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之强盛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这其中固然有东汉末年以来就已经开始发酵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应当怪罪于晋朝统治者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西晋仅存在五十年后就走向灭亡，便已经足以反映出司马家族在国家统治上的巨大问题。但无论如何，随着隋唐的建立，门阀制度最终还是消失于中国历史之中，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