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作为三宝之首的人参是一味神奇的植物,不仅仅在于它的药效和药性。更在于它区别于其他植物而产生的独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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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文化是长白山文化的一种,长白山文化,虽属地域性文化,却也包罗万象。从历史看,先秦时期的肃慎、金代的女真、大清的满族以及汉族移民等构成了历代长白山文化的主体。在博大精深的长白山文化中,人参文化最具典型意义。

一、历史文化

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就认识和应用了人参。

历史上若干书籍资料对人参的神奇和药用价值有过许许多多的记载,这并非古人对人参的盲目迷信,而是亲身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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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作为一味药品,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时曰“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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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期,医圣张仲景著作《伤寒论》,全书113方,以人参为配伍者21方之多,可见人参在汉代药材界的地位,汉代也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人参生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此,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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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至清代,由于人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二、传奇文化

目前为止,在长白山区流传的人参传说故事有上百个之多,出版的书、画册、连环画、年画、国画、剪纸数量已无法准确统计。人参的传奇文化是神化了的文化,可见人参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人参的传说,最早见于《春秋运斗枢》的记载。南北朝时,已把人参和治病联系起来,形成传说的简单情节。《梁书》(卷五十一)记载,陈留孝子阮孝绪,因母病到钟山采参,鹿引获此草,服之遂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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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传说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故事往往充满着神奇的幻想。如善良的老把头神会帮助挖参人挖到宝参;美丽的参姑娘会和年轻的挖参人结成伴侣;他们以优美的形象,善良的品质,神奇的魔力,出没于深山密林,帮助辛苦的参农战胜敌人,发财致富,或获得爱情、健康和幸福。在艺术上,人参传说一般构思奇特,情节比较曲折,形象生动感人,富有民族风格和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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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人参之乡的参农们,在每年的金秋9月收参吉日,杀猪蒸馍,载歌载舞,庆丰收,迎客商。这个时期的“人参节”,以商品交换的简单活动方式广泛地存在于民间。说人参文化是长白山文化中的典型一支,大概也不为过。我们从人参故事、人参歌谣和人参诗词中可窥一斑,完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

长白山文化内涵不胜枚举,但在人们群众中口耳相传最多的、印象最深的,当属人参文化。

来源:长白山人参文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