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胡适 摄于1921年

从此，远在美国的胡适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与陈独秀两人遥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紧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1917年7月，胡适回国，即应陈独秀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无论是在北大的教育改革，还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诸方面，二人密切合作，引领着国内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外尖锐的政治问题摆在了陈独秀、胡适等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面前，《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逐渐暴露出思想上的分歧。（耿云志：《胡适与陈独秀》，《安徽史学》1985年第2期）在上文所述编辑同人关于《新青年》未来命运的争议中，陈独秀接二连三地给胡适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复争取胡适等曾经的战友。事实上，在陈独秀的眼中，胡适既是北京同人的代表，又是可以商量事情的密友。

9月5日，他再次给胡适写信，劝胡适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这场关于《新青年》编辑事务的争论最终以胡适等北京同人退出，陈独秀在上海另起炉灶而告终。此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周旋于共产国际和国内各派势力之间，忙于建党和党内事务，胡适则继续信奉他的实用主义，两人已经不在一条船上，思想上难免不发生冲突。比如关于联省自治的争论，胡适主张联省自治，陈独秀则坚决反对；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陈独秀主张唯物史观，胡适主张唯心史观。即便如此，他们两人并没有断绝交往，或写信，或见面，在牵挂与争论中延续着友情。

1924年11月，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拟发起组织召开善后会议，商议解决国家和平发展大计。胡适作为著名学者受邀参加，受到很多人的非议。次年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2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对他出席善后会议表示了理解与支持：“适之兄：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分才好。”

在胡适备受舆论非难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却明确支持老朋友，并提醒老友不要为当权者所利用，一定要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说话。

2月10日，胡适给陈独秀回信，请汪孟邹转交。15日，汪孟邹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甚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5页）

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再次致函胡适：

适之兄：

顷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林、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那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是孟邹兄看了《申报》通信告诉我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又《申报》、《新闻报》北京通信都说你和汤、林为段做留声机器，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匆匆不尽所欲言。

1925年12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视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356页）他们这种难舍难分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