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学者葛兆光原刊2011年《读书》杂志上一篇谈陈寅恪的旧文，让好事者给翻了出来，其中几句“酷评”，提到老陈有“公子哥作派”，且“相当注意对待遇的讨价还价”，让网上好些“承学之士”很愤怒，不惜大张挞伐。对此反应，我是觉得很奇怪的，又觉得很好笑。他们眼中的“学术大师”,似乎得圣洁到完全不食烟火才行，要是他们晓得同时另一“民国大师”顾颉刚，还要写日记每天观察大便，有时出外还要拉在裤兜上（1955.9.24.启功就说自己某回讲座当场拉了)，不知又该作何感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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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当我广东老乡陆键东偶然一铲子下去 ，陈寅恪得以从孤坟荒冢中猛然“重新出土”那会，他就已经有了“贵族史学家”的诨号。此处“贵族”既指他“是簪缨世胄，况又是黉宫名士”的尊贵出身，自然也在说他的生活状况并非普通人，要求很高。想1948年底，龙榆生长子龙厦材考取清华，奉命去看望“父执”陈寅恪，茶话间谈及去留之事，陈最担心的可不是什么“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而是一旦“留兮中州”，“在生活上则怕吃不到大米”（《龙榆生先生年谱》增订本，页156），让访客大吃一惊，直到50年后还“印象最深”。揣其意，似乎同样略有微词，以为一代大儒怎么会如此俗气呢，都天翻地覆了还一心想着大米啊？我想，这里的龙厦材，大概也与那些批葛“陈粉”一样，其实是既不了解陈寅恪，也没明白所谓“士志于道”与“耻恶衣恶食”从来都不矛盾的，所以会一惊一乍。要知道，在当时，即便是“老实到像火腿一般”的王国维，我看他与罗振玉的往来书信，照样反反复复讨论出去上班时的待遇问题，甚至不乏各种人事上的算计，尤其是在与缪荃孙的交往上（见张仲民《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上海人民26年版）。说白了，大师也是人，也要生活，“特级教授”也得上班领工资，到超市买菜也要乖乖排队付钱。插句有意思的闲话，同时还有个冼星海，也是南方人，也洋学生出身，到了陕北后就是受不了吃小米，以为“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吃一碗就吃不了”，导致长期营养不良。可见当天地玄黄正际鼎革之日，尽管陈寅恪最忧心的居然是“吃米”问题，显得很奇怪，其实也是“吾道不孤”的。
说起来，陈寅恪是有“公子哥”的底气的。论出身，一众民国大师里，他应该是门第最显赫的了，祖父是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老爹是“吏部诗名满海内”的文坛巨擘，兄弟一群又都很能耐，并非只会负手轩眉哦大句，可说自家就是晚近中国“政学系”梦幻组合，本就不可等闲视之。陈寅恪留下的第一张照片在6岁时，那是1896年，拍摄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那时的胡适都还只能在安徽乡下玩泥巴。晚清时分，陈家就已经订阅昂贵的英文报纸。陈兄弟五人，除了四弟陈方恪需要留下来侍奉双亲，此外全部出国留学，还多是自费，也可见家底。生在如此贵富之家，讲究吃穿用度，在意薪水多寡，要求生活起居优渥，甚或带有“公子哥”作派或“大少爷”脾气，本就是很正常的，不宜以我辈“小镇做题家”的思维去理解。据其女儿们回忆，陈寅恪自小爱吃西餐，差不多只吃牛油、牛奶、面包，也很好吃懂吃，甚至曾经典当掉怀表，只为与侄儿在西餐厅大快朵颐一顿，晚年正当风声鹤唳之际，也喜好到广州沙面吃“正宗西餐”，兴致不减当年云云（《也同欢乐也同愁》，页30），都能看出点端倪。陆键东总结陈寅恪性格，是“孤清”与“倔傲”四字，且认为与其生平经历密切相关，这是很对的观察。葛兆光翻看《陈寅恪书信集》，觉得他不够宽容，言行比较峻急，并“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学者那样高姿态、不屑于斤斤计较”，对门卫都要“严厉追究、不依不饶”，既大显“公子哥”派头，又颇高高在上似对平民没什么同情心，也是客观评述。陈寅恪这样的显宦名门子弟，是很难要求他有什么“草根精神”的，要让他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蹲在街头吃4块钱一碗的热干面，那不现实。
只能说，正是这样的出身，是“生长王谢，颇事繁华”过的，搞学术的目的反倒不会奔钱去的，否则以他的家世、人脉与资历，直接到仕途上大展宏图好了，没必要坐冷板凳苦哈哈。他生平的第一份工作，就是25岁那年北上“经界局”，给局长蔡锷当秘书，随后又转入其父密友、时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的谭延闿幕中，直接出任“公署交涉科科长”，起步就高的吓人，要混官场大有可为。要晓得，前此三年，鲁迅费力托关系找工作，终于到了教育部，只当了一个普通科员，就心满意足不敢他求了，陈就完全看不上此类职务，只当兼职偶一为之，其实也能看出他的“公子哥作派”与性格上的任性。只是这样的人，颇似张岱曹雪芹，往往也能屈能伸，生活要求上能上能下。陈寅恪对生活待遇颇有要求，但早年实在穷得没法时，也能咬牙忍过来，褐衣缊绪粝藿之食不以为意。周一良回忆，陈寅恪在哈佛时，穿衣打扮都非常可笑，因此在校内很有名（《 <柳如是别传> 与国学研究》，页12）；随后在德留学那会，江西官费曾因故停寄，那段时间陈就每天窝在图书馆，“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周围留子都努力挣奖学金，他也夷然不屑，宁肯挨饿。但与此同时期，他显然又大手大脚，花钱可称挥霍，所以吴宓当初看后很震惊，羡慕他的“豪华”，比如那么多昂贵的书他说买就买，缺钱了就又贱价卖掉；他可以在“东方楼”大设宴会，席上名贵菜肴尽有尽有，“豪放与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页35），杨步伟也说他回国后最念念不忘的是哈佛“醉香楼的大龙虾”。而且，到了参加工作，奉献社会，自以为本应该得到最好的时候，他就会毫不客气地额外苛索，让人大摇其头。比如同样是“吃面包”，1940年代流离西南联大时分，他写给妻子的家信，屡屡都是都在抱怨吃喝，说“此间最难在饮食”，“根本不喜吃”中国菜，尤其是面包难吃，所以每月要花高价请“法国人做”，可味道也不过“略可”而已。要知道，那是个饿殍载道的时代，绝大多数有的吃就不错了，后方人员还要吃好喝好，道义上都说不过去的。当此艰难国穷之日，“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何在呢？平心而论，这样的陈寅恪，不正是“公子哥”作派么？
以我的阅读所知，成名之后的陈寅恪，在待遇上确实是斤斤计较的，并非一味地“呆头呆脑”，此不必为之讳言。这也是陈寅恪，还是比较真实的一面。按现在学界共识，陈寅恪的教授职业生涯，自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后的数十年间，始终都“跻身当时文人学者薪津收入最高者的行列”，但他似乎永远都缺钱，不停地哭穷，而他的“家累”实际又并不重，居然还“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让人费解。他自称“好利而不好名”，这是很坦诚的夫子自道。据张求会研究，他爱猫，喜欢家具，喜欢腊梅与海棠，喜欢京剧与歌剧，常年有午睡与散步的习惯，早餐都是牛奶面包，是很懂享受生活的一个人。他对钱财应该无甚概念，但他显然又很在意多少，比如他在港大教课时，每周八课时，月薪港币400，何其高薪又轻松的活，可他会抱怨课太多、人太累、钱太少（1941.10.16致傅斯年信）。葛兆光就是据此论定他“相当注意对待遇的讨价还价”的，我以为确属实情，这是他一以贯之的作风，不妨摭谈一二：1925年，他应允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后，发出的第一封信就是要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要求预支薪金2000元，好在校方不差钱也大方，不仅如数给了，还给他了代购书籍款2000元；1939年，牛津方面聘他当“汉学教授”，陈拒绝的原因就是嫌给的待遇低，“盖牛津俸薄”也，就是“讨价还价”。到了1949，他开始犹豫于去留之间，最终决定留在岭大养老，待遇优厚未必不是考虑重心了，因为1948年6月时岭大校长陈序经就曾北上游说过，许诺给予丰厚报酬，事后也果不其然，南下的陈寅恪是被当“国宝”对待的，薪资据说不仅是岭大最高，甚至可能全国最高，同为“部聘教授”的好友吴宓还不及其一半，可这样的陈寅恪在1954年还抱怨“收入不够开支”,校方不得已特批每月补助60万元——按照吴定宇的说法，单单这个补助款，足以彼时三个学徒工人的收入。他得到大量专供，以及大量进口药物与营养品，甚至都不要钱。晚年陈寅恪，对于自己得到的“超额待遇”，显然是甘之如饴的，虽然偶尔也会感到不安，会主动想付款买下，吴定宇披露的档案材料都有记录（《守望：陈寅恪往事》，页351）。而稍早之前，他与数十年至交兼姻亲傅斯年闹到绝交，也是因为“钱”的问题：至少从1941年开始，傅就不断汇款资助、接济他，但这些款项无疑都是公款，傅的本意是要他到“史语所上班”抵债的，可陈寅恪就不愿意，甚至“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惹得傅大发其火，从此音问断绝。
当然，这样的陈寅恪，“公子哥”作派也好，斤斤计较待遇也罢，我都不觉得是缺点，而且认为这是一种自尊自信。按我理解，在陈眼中，人生固然“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即“学问”不是拿来卖的，但要是当了“教授”，那就是一种职业，在“待遇”上怎么“讨价还价”都是正当的，只要“我”的付出与贡献值得，此刻你再跟他扯什么“君子固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大道理，他肯定会跟你急。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要求“大师”必须人格高尚到于钱财一无所求，且只会牛马般奉献，我总觉得不对劲。一个真实的陈寅恪，就是从不贪财，但也确实很在意待遇，对生活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仅此而已。他不自虐，他坚信自身的价值，他有着高度的自尊自爱，他是该得的就索要，不属于他的一介不取，一点都不虚伪，且一旦意识到这个社会不需要他了，“他们不要我的东西”，还要将他骂倒批臭时，他是即便风烛残年了，甚至都是身残病重一盲翁了，照样随时弃之若敝履，会立即“决定不再开课，准备迁出中大”，清白能留愿为灰，任何说项与压迫都无法令他屈服。全部串连起来看，这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且无比真实的“知识分子风骨”：身板子铁硬，心智也很正常。想陈寅恪晚年，对那些旧识多很失望的，他说俞平伯游国恩是“巧宦”，“其情可悯，其事可鄙”，他大发雷霆连骂季羡林周一良“卑鄙，卑鄙！”，他告诫学生刘节千万别学曾昭抡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无气节”就是“可耻的”（《守望：陈寅恪往事》，页317），似乎至死永远不脱“公子哥作派”，也似乎很缺乏对人的“同情之理解”，俨然“落伍”的很可以，可现在回看无疑是既振聋发聩，又岿然鲁殿灵光的。当年潘伯鹰有诗赠龙榆生，“正坐吾曹宽斧钺，遂令此辈得纵横”，陈寅恪之可贵，可能正在这种大节大要上的“斤斤计较”。
所以，我总觉得任何人都是很复杂的，岂止一个反差版的“公子哥”陈寅恪而已。比如，根据中大现存档案，当陈落难之日，他身边那些高足、师友以及熟悉的学友，玩得好一手“翻手作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后笑”，都在明里暗里地落井下石，陈还始终蒙在鼓里。其甚者，上午还在他家里高谈阔论谈诗论文言笑晏晏的密友，下午就递交了一份报告，通篇对他很不利。还有一些彼时才俊，鲁迅笔下所谓的“新的时代的青年”，更是主动对他重拳出击，可待雨过天晴后，又急转直下一改故辙，口口声声尊他为“现代国学大师”，攀扯当年交情了，著名者如他的那位“扬州世交”，也就是日后南大中文系的“文史泰斗”卞某先生，吃瓜起来都非常可笑。倒是他早年与之情好款洽，后来又水火难容的同事容庚，此时无疑正是报仇的最佳时机，却全程保持了沉默，从未趁人之危——其学生也说，“在那个时期，容从未举发过谁，也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堪称那个时代吉光片羽般的正人君子，也可说在举世皆醉中奇迹般地守住了良知良能，不仅气类之私而已。
所以社会常常是不可捉摸的，而人是很复杂的。譬如同样是这个容庚，曾经迫于生计“落水”可不以为耻，还曾生性贪财好货到不惜造假古董获利，甚至生平津津乐道的名言就是“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是“宁肯跳珠江也不批孔子”，你说他是“君子儒”还是“小人儒”呢？我反正是说不清楚，也看不明白的。我只晓得，陈寅恪的“郁伊之怀”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世界若少了容庚这等异类奇葩，也是未免太没意思的。
2026.8.12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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