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陈寅恪、吴宓、顾颉刚等南迁学者喜迎抗战胜利，何幸今生见此时|叶圣陶|吴宓|陈寅恪|顾颉刚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的的消息传至川渝地区。彼时大批学者辗转南迁避祸，陈寅恪、吴宓、顾颉刚等人身处大后方，听闻捷报满城欢腾。他们以诗词、日记记录这一刻，字里行间交织狂喜与沉忧。

四川成都陈寅恪赋诗感怀

陈寅恪

1945年八九月间，暂寓四川成都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抗战期间经历了辗转流徙，突然听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欣喜与感慨齐至，即刻赋得《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据考，此诗或写于1945年8月11日，即所谓“乙酉八月十一日”。据诗文内容可知，8月10日晚，日本宣布将要投降的消息传至中国西南后方，当时尚在搬迁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分校任教的陈寅恪，于次日晨起后得知了这一消息，即诗作中所谓“降书夕到醒方知”。不难发现，对于如今的一般读者而言，陈诗中所涉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信息，似乎较之大家熟知的8月15日稍有“提前”。

事实上，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即已分别电请中立国瑞典、瑞士，将其乞降之意愿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于当日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世界。当时，身处中国西南的陈寅恪究竟通过何种渠道获知此讯，至今尚未见有确切的考证予以说明。

不过，仅据笔者所知所见，抗战期间将总部从上海迁至重庆的《时事新报》，确曾于1945年8月10日这一天下午印发过一份“号外”，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赫然印于这份“号外”之上。当晚成渝两地民众可凭此“号外”，较早获悉这一消息，确为事实。

应当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在特殊的时空坐标之上，当时病体沉重、忧思满怀的陈寅恪，初闻这一足可令人“欢至泣”的惊天喜讯时，一时的激奋之情及喜忧参差的复杂心态，都在即刻赋成的诗文中，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印迹。

诗中“何幸今生见此时”与“国仇已雪南迁耻”之句，恰与七年前所作《南湖即景》诗中的“北归端恐待来生”与“南渡自患思往事”之句相对应，本来抗战意志坚决但对抗战时局尚持悲观态度的陈寅恪，此时忽见国仇家恨已雪，家国重归完璧，自然颇有“念往忧来无限感”。另一方面，十四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斗之全民族抗战终获伟大胜利之际，那百业已然凋敝、民生依旧艰难的时局现状，仍让一向敏感且惯持悲观论调的陈氏，复又为之思虑重重，不免又有感而发，要在诗文之末自叹“喜心题句又成悲”了。

值得一提的是，因抗战爆发，自1937年与家人从苏州转徙西南后方，于1942年定居成都的著名教育家、学者叶圣陶，曾于1945年9月4日这一天，翻检成都《新民报（晚刊）》时，看到了报上刊发了陈寅恪这首诗，即刻将之转录于当天的日记之中。可见陈寅恪其人其诗作其言论当时在西南后方公共文化领域里，还是颇有些周知度与影响力的吧。

此外，关于1945年8月10日这一天，成渝两地民众已然获悉日本表示无条件投降之讯息这一史实，也可以从叶圣陶日记中得以印证：

到家未久，外传日本投降，已于今晚发出广播。既而报馆发号外，各街燃放爆竹，呼声盈路，亦有打锣鼓游行者。

当时听闻这一喜讯的叶先生，却并没有十分兴奋欢悦的情绪，也表现出了与陈寅恪颇为类似的情状。只不过，那“喜心题句又成悲”的含蓄诗句所表露的复杂情绪，经由叶圣陶在私人日记中秉笔直书，有了这么一番相当平实直白的表述：

余自问殊无多兴奋。日本虽败，而我国非即胜利。庶政皆不上轨道，从政者无求治之心，百端待理，而无术以应之，去长治久安，民生康乐，为期固甚远也。所可欣慰者，日本飞扬跋扈，欺我太甚，而终见其崩溃耳。

吴宓失眠感赋沈祖棻填词两阕

吴宓

吴宓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为陈寅恪终生挚友。他于1944年秋赴当时已迁至成都办学的燕京大学任教，此时同样也暂寓四川成都。和叶圣陶的情况相仿，吴宓也是在8月10日当晚，得悉日本乞降的消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约9:00喧传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新民报社布告）。全市欣动，到处闻爆竹及大炮声。文庙燕大诸生，亦竞撞钟、燃爆竹，并喧呼歌唱，至半夜始息。宓遂失眠。

8月15日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正式发布，这一天公私事务颇为繁杂的吴宓，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欢欣之情，归家即伏案疾书，作成《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感赋》诗一首，诗云：

东西齐奏凯，寰宇战云终。

戎首源无幸，天心本至公。

及兹宜戒惧，举世尚贪功。

归去吾何往？悲欢匪众同。

8月12、13日，这两日与吴宓皆有晤面的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也沉浸在抗战终获胜利的欢欣与快慰之中。当然，胜利之后的归乡之路，还将有几多磨难与险阻；将来返归江南故家之后，又将面临怎样的一番艰辛与坎坷，则仍是令人费尽思量、思之神伤。当时，被吴宓激赞为“女中第一”词人的沈祖棻，旋即填词《声声慢·闻倭寇败降有感》一阕，以表此刻胜利之纪念及此时心中之感念，词曰：追踪胡马，惊梦宵笳，十年谁分平安？已信犹疑，何时北定中原？真传受降消息，做流人连夕狂欢。相笑语，待巴江，春涨共上船去。肠断吴天东望，早珠灰罗烬，乔木荒寒。故鬼新茔，无家何用生还！依然锦城留滞，告收京，家家都难。听奏凯，对灯花衔泪夜阑。

沈祖棻

闻奏凯捷报，惊喜与狂欢同至；思过往劫难，悲凉与热泪齐来。女词人几近喜极而泣之际，又作《过秦楼》一阕，词曰：

乍扫胡尘，待收京国，一夕万家欢语。苔迷旧径，草长新坟，忍望故国归路。何日漫卷诗书，巫峡波平，片帆轻举。纵生还未老，江南重到，此情偏苦。愁更说，苜蓿堆盘，文章憎命，尚作锦城羁旅。寻巢燕倦，绕树乌惊，况是暂栖无处。谁慰凄凉病怀？吴苑书沈，秦楼人去。剩香炉药盏，留作伴秋意绪。

陈寅恪的七言“喜赋”也罢，吴宓的五言“感赋”也罢，沈祖棻的“声声慢”“过秦楼”也罢，学者词人们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天涯共此时”一般的“共时性”历程中，共同书写着抗战终获胜利时的欢欣与感兴，共同见证与体验着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重庆北碚顾颉刚在日记中载录抗战胜利

顾颉刚

七七事变之后，为避日人追捕，旋即赴西北工作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8年10月间又转徙西南而去。先赴云南昆明，再赴四川成都，1941年间又迁居陪都重庆。这一路辗转流徙，随着抗战进程不断向西南内地深入的艰险旅程之中，他仍坚持每天写日记，对个人生活及时局境况均有所记录。

此举原本是一位历史学家的个人生活习惯，希望能以此留存一些个人生活史意义上的确凿“史料”。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也为后世了解国内学者的抗战生活留下了一部难能可贵且极富“个性化”的史料文献。譬如，他1945年8月中旬至9月初的日记，就不啻一部微缩的抗战胜利讯息在西南后方的传播史。8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听爆竹声，知日本投降。……至十二时乃眠。今晚坐院中，听四面爆竹声，思昨日苏联宣战尚未有此，必日本投降也。既而大明工厂之汽笛声作，附近某工厂应之。既而探照灯发光，市街喧声大作。鸿钧等十时上山则挟鞭炮以俱来，谓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矣。叔棣来，谓见号外，知日本今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向盟国宣布投降，惟请求保留天皇，此八年又一个月之战事遂告结束。阖家狂欢，明日添菜庆祝。今日报纸载昨美机袭长崎，落原子弹一枚，飞机师目睹地面之翻转，死者可能数六十三万人……

8月15日的日记，则有这样一番表述：

昨傍晚爆竹声又作，乃日本投降覆文送交瑞士政府也。今午大明工厂汽笛声长五分钟，乃东京今午播送投降消息也。家人为胜利公宴，每人点一菜而自作之。

9月3日的日记，又有这样一句简短记述：

今日以日本投降签字庆祝，鸣汽笛，敲锣鼓……

9月5日的顾氏日记，还提到了在北碚观看庆祝游行的见闻：

饭后下山，同看庆祝游行，九时半归……今日北碚庆祝胜利，各肆均粘贴红色联如新年。

《时事新报》号外

1941年6月间，顾颉刚辞去齐鲁大学的教职，由成都转赴重庆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与总编辑。1942年春，文史杂志社迁至江北县（今渝北区）柏溪，遂携家人随之迁至柏溪安置。1943年5月，夫人殷履安在柏溪突然病逝，这一事件对顾颉刚的影响颇为强烈。据其后来在自传中所言可知，由于妻子患病期间在柏溪不仅无法得到治疗，死后连棺材也买不到，为此，遂下定决心迁居至有医疗机构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不久，文史杂志社即于1943年11月间从柏溪迁北碚牌坊湾，顾颉刚随之迁居，后迁入“黑龙江路”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又在“吉林路”置有住房。

每当国内一地沦陷北碚就有一个街名被替换

北碚区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平地少、坡地多），在这一区域建设形成的城市居住环境，建筑群落之间大都要以梯坎相连的方式，来实现联络与交通，居民的日常出行必得“爬坡上坎”。

如今，要找寻当年的“黑龙江路”或“吉林路”，无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样的街道名目，乃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抗战期间，北碚军民共同决定，每当国内一地沦陷，就以该省或市的名称替换原有的街名，以此铭刻与表达爱国之情。可以说，当时这些随时“更新”着的街道名目，不仅警示着国人牢记日寇侵略罪行，更激励着国人收复失地的决心与勇气。